刊登领导同志关于文艺创作问题的讲话、报告，也是深受广大会员欢迎的。我记得，《作家通讯》先后发表过胡乔木在全国第二次文代会闭幕式上所做《关于文学艺术团体为争取我国文学艺术的繁荣的组织任务》的报告、习仲勋在第一届全国电影剧本创作会议上的报告、李富春在北京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的讲话。胡乔木在报告中对文学艺术团体提出了五个方面的任务：一、鼓励创作；二、鼓励批评和研究；三、领导和帮助文学期刊的编辑和文学艺术书籍的出版工作；四、领导和帮助文学艺术的普及工作和教育训练工作；五、组织会员学习。习仲勋的报告谈了作家深入生活、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关于文艺创作的领导、文艺批评等几个问题。50年代初，刊物的内外之别，还是相当明确的。《作家通讯》作为内部刊物，它登载的领导同志讲话、报告，不得转载，不得引用，这在当时还是能做到的。《作家通讯》独家发表一些领导同志的报告，“只此一家，别无分店”，这无形之中也就加重了它的分量。
《作家通讯》上还经常刊登会员来信、作家动态和作家深入生活和创作计划的调查。我记得，针对会员在制定创作计划时存在的一些疑虑和在选择生活根据地上的一些思想认识问题，我还曾按照沙汀的意见，以晓苏、缚高等笔名写了《谈谈创作计划》《对作家表现工业建设的一点意见》等短评。刊出《苏联作家协会各创作组1952年工作总结专辑》时，我还执笔写了一则较长的“编者按”，归纳苏联作协各创作组的经验，提出了我们今后开展创作组活动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年多的内刊编辑工作，应当说是给了我相当宽广的用武之地。既当编辑又当记者，既写报道又写短评，既画版式又当校对，尝到了编辑工作的甘苦，也提高了独立工作的能力。在我40多年的文字、文学生涯中，这一段短暂而美好的时光，是永远难以忘怀的。
1954秋，《作家通讯》的编辑工作由创委会划归办公室。也正是从那时起，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文艺报》，反胡风，肃反，反丁陈，一场斗争接着一场斗争，《作家通讯》也就开始陷入动荡不定的困境……
真是无巧不成书。时隔19载，1978年作协恢复工作，我又回到文学岗位，依然被安排在创作联络部。第三次作代会前后，李季心急火燎地让我抓《作家通讯》的复刊工作，以恢复同全国各地作协会员的联系。1980年2月出版的《作家通讯》（总第54期），主要刊登了第三次作代会的主要文件、领导机构名单等，就是由我编辑发稿的。1953年创刊，新时期复刊，有幸都是我经手操办的。同《作家通讯》的因缘，还真是打不散、割不断哩。
1982年我进入作协领导班子后，实际上又兼任了《作家通讯》的主编，担负了多年刊物的终审工作。1984年初，我还以编者的名义写过一篇题为《同会员更靠近一些》的短文，期盼“依靠分会和会员来办刊，让《作家通讯》真正充满分会的信息、会员的声音”，让广大会员“打开《作家通讯》之窗，能够呼吸到一点来自沸腾的现实生活的新鲜气息，领略到来自文学同行的一种相互切磋的健康的风气”。当时参与编辑工作的有王可伊、刘力、陈国华、程绍武等。大家集思广益，在刊物版面上陆续开辟了“创作情况述评”、“争鸣动态”、“笔谈会”、“文学评奖”、“作家深入生活”、“作家专访”、“作家近况”、“会员来信”、“分会工作”、“中外文学交流”、“资料”等栏目。刊物从内容到形式，一度有了较为明显的改进。但好景不长，随着《文艺报》由刊物改为报纸，作协书记处考虑到报纸可以更及时地反映创作信息、作家动态，并决定向每位会员赠阅《文艺报》，遂把《作家通讯》又改为不定期的类似“作协会务公报”的内刊。紧接着1987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作家通讯》再度陷于风雨飘摇之中。1990年我不再兼任创作联络部主任后，也就结束了同《作家通讯》的近40年的因缘。
令人欣慰的是，近一两年《作家通讯》在主编、责任编辑精心策划组织下大有起色，内容新鲜，信息量大，版式也生动活泼，受到广大会员的好评。值此《作家通讯》出满100期之际，我真诚地祝愿它办得越来越丰富、活泼、精彩！
1998年1月6日
与我一路相伴的《文艺报》
《文艺报》诞生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从它诞生之日起，我就是它的忠实读者。多少年来，在为繁荣文学跑龙套的路上，《文艺报》与我牵手同行，是我情投意合的旅伴。
1949年9月25日《文艺报》正式创刊之日，正好是我迈入大学门槛之际。那时尽管囊中羞涩，但还是省吃俭用，挤出一点钱订阅了一本《学习》杂志和一本《文艺报》。在大学期间，我曾写信给《文艺报》“文艺信箱”专栏，反映自己在习作中遇到的题材狭窄贫乏、语言枯燥无味的苦恼。时隔不久，就收到编辑用秀美的文字写来的两页回信，引导我更多了解、熟悉自己周围的人和事，并多读中外文学名著。
大学毕业前夕，我填写的工作志愿：一是文学编辑，二是文艺理论研究，三是党的宣传工作。《文艺报》是我心驰神往的一个去处。最后我被分配到全国文协，恰好和《文艺报》是一家人。我们同在东总布胡同22号的会议室开会、听报告，同在22号地下室的一个食堂用餐，也在同一个党、团支部过组织生活。这样，《文艺报》一些年轻编辑很快成了我新结识的朋友。
跨进文协门槛，我从1952年冬开始为《文艺报》写稿。开头是结合我参与的工作、文学活动写一些消息报道，如《全国文协组织第二批作家深入生活》《全国文协组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学习》；同时也写了《作家应当关心当前的作品》等短评。当时我所在的创作委员会秘书室担负着阅读新发表、出版的作品，定期（每季度一次）向作协主席团汇报当前创作情况的任务。我在阅读、研究中发现了新人佳作或值得探讨的创作问题，就写成评论文字送到近在咫尺的《文艺报》编辑部。得近水楼台之便，那几年我先后在《文艺报》发过评介闻捷的特写、何为的散文、张有德的短篇小说的文章。特别是1956年、1957年先后在《文艺报》发表的题为《幻想也要以真实为基础——评欧阳山的童话〈慧眼〉》《情趣从何而来——谈谈柯岩的儿童诗》两篇文章，使我与儿童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前一篇文章引起了有关童话体裁中幻想与现实关系的讨论，这场讨论持续达两年之久，多少活跃了当时儿童文学界学术论争的空气。后一篇文章得到评论界、儿童文学界很多朋友，包括作者柯岩在内的肯定和鼓励。当年《文艺报》副总编辑侯金镜对我说，文章写得不错，从作品的实际出发，做了比较深入的艺术分析，抓住了作者的创作特色。他鼓励我沿着这个路子走下去。有的评论者认为，此文对儿童情趣的赞美和呼唤，“深深影响了一代儿童文苑”。由于这是最早评论柯岩儿童诗的一篇文章，又被评论者认为是“有一定理论水平的作家作品论”，因而它不仅被收入《中国儿童文学大系·理论（一）》《中国儿童文学60年》等十多种文集或评论选集；而且时隔半个多世纪，在柯岩逝世后，那份“柯岩同志生平”中仍然提到我“当时就对柯岩的儿童诗给予了很高评价”。这是我没有料想到的。
正因为发表过这两篇多少有点影响的文章，当我进入作协领导班子后，1985年初作协书记处在研究工作分工时，由于班子成员中没有专门从事儿童文学创作、评论的，时任常务书记的唐达成在会上说：“沛德50年代就在《文艺报》发了一些儿童文学评论，近些年仍然关注儿童文学，由他分工联系这方面的工作比较合适。”同事们都表示赞同，这样就把我推上了儿童文学组织工作的岗位。1986年至2007年，我当了20多年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负责人，为发展儿童文学略尽绵薄之力，这不能不感激《文艺报》发的两篇文章给我带来的机遇和好运。
我不能一味讲成功和机缘，避而不谈失误和挫折。我在反右派斗争中的表现和遭遇，也是与《文艺报》紧密相连的。1957年整风运动开展后，在“大鸣大放”高潮中，我在《文艺报》发了一篇访问长春几位老作家的长篇报道。这篇批评文艺领导存在教条主义、宗派情绪，表达了作家心声的文章，在反右斗争中却成了我“替右派鸣锣开道”白纸黑字的证据。原本被看作患有“右倾顽症”的我，当反右狂风袭来前后，又随波逐流，在《文艺报》发了两篇批判文章：一篇批秋耘的评论《刺向哪里》；一篇批丁玲的散文特写《记游桃花坪》和《粮秣主任》。在大风大浪中的左右摇摆，正像前些年我在《我也当过“炮手”》一文中所反思的：“私心杂念不可有，看风使舵不可取，违心之事不可为，明辨是非最可贵。”每当想起自己当年也曾加入挥舞棍棒的行列，至今依然感到深深的愧疚。
十年浩劫，《文艺报》被迫停刊。待到1978年7月《文艺报》复刊后不久，随着作协恢复工作，我也由河北调回作协。此时，曾有一次到《文艺报》工作的机会与我擦肩而过。事情是这样的：我回到作协，冯牧找我谈工作，说是决定让我到《文艺报》阅读、研究作品，拟一些选题，组织评论文章，自己也可动手写一些文章。说实话，这是符合我的心愿的。当然，也有点忐忑不安，毕竟业务荒疏了多年，归队不久，能否胜任，不太有把握。冯牧觉察出我面露难色，当即热情地鼓励我：你50年代就为《文艺报》写文章，还是有基础的，熟悉一段情况，是不难胜任的。正当我准备到编辑部上班时，事情发生变化，组织上突然通知我先参加一段作协落实政策的复查工作。待开完三次作代会，作协成立了创作联络部，时任作协党组副书记的李季斩钉截铁地对我说：同冯牧商量了，决定让你到创联部工作，去《文艺报》工作的事以后再说。没有商量余地，去《文艺报》的愿望终于化为泡影。我是学新闻的，又爱好文学，《文艺报》似是最适合我的工作岗位。多少年来，我注意到《文艺报》造就出一批又一批能干、出色的编辑、记者、评论家，那可真是一个出人才的地方啊！我这辈子没能去《文艺报》，至今还引以为憾哩！
没能如愿去《文艺报》，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我分管儿童文学工作后，与《文艺报》的联系却越来越密切了。
1986年6月中国作协主席团通过的《关于改进和加强少年儿童文学工作的决议》中提出：希望各文学创作、评论刊物经常选发一定数量的儿童文学作品及有关儿童文学的评论文章。作家协会主办的《文艺报》《人民文学》等刊物在这方面应起带头作用。在这之后不久，儿童文学作家刘厚明当面向我建议：“听说《文艺报》明年要扩版为周报八版，该建议他们每月拿出一块版面出儿童文学评论专刊，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他的倡议与我不谋而合，在党组、书记处会议讨论《文艺报》改版计划时，我一再申述出这么一个专刊对推动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好处，此事得到了包括《文艺报》主编谢永旺在内的作协领导班子成员的一致支持。当1987年1月《文艺报》扩版为周报八版，并开始标明报纸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办时，1月24日由冰心老人题写报头的“儿童文学评论”专版就应运而生了。在第一期上我还写了题为《窗口·桥梁·苗圃》一文，表达了我对专版的期望。从创刊至今，27年间，这个专版已出了348期。该版出满100期之际，我曾写过一篇《十年辛苦不寻常》。诚然，在它的成长道路上曾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麻烦，特别是在市场化大潮的冲击下，一度萎缩，陷入困境。但《文艺报》历任主编和编辑部同仁坚韧不拔，攻坚克难，还是苦苦支撑下来了。我也曾为它的生存、发展，在一些场合不止一次地呼吁过。尽管人微言轻，也还是多少起了点作用。如今它每月两期，按时出刊，占一整版，作者也有不少新面孔，可说是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这个国内报纸上开辟的唯一儿童文学评论专版，是儿童文学园丁十分珍惜、勤于耕耘的一块园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