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原本无此序；今依《三代考信录》例，由《考信录提要》下卷录出补此。）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伪孔安国《尚书序》云：“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孔子睹史籍之烦文，惧览者之不一，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後之儒者皆尊其说；余独以为不然。夫古帝王之书果传於後，孔子得之，当何如而表章之，其肯无故而删之乎！《论语》屡称尧、舜，无一言及於黄、炎者；孟子溯道统亦始於尧、舜；然则尧、舜以前之无书也明矣。《周官》一书所载制度皆与经传不合，而文亦多排比，显为战国以後所作，先儒固多疑之，不足据也。《春秋》传云：“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邱》，”杜氏注云：“皆古书名，悉不言为何人所作。使此序果出于安国，杜氏岂容不见。而林氏尧叟乃取《伪序》之文以释《左传》，甚矣宋儒之不能阙疑也！《虞书》曰：“慎徽五典，五典克从。”又曰：“天叙有典，敕我五典。”是知尧、舜之世已有五典之名；盖即五伦之义，书之策以教民，所谓“敬敷五教”者也。不得舍《经》所有之五典而别求五典以实之也。
典籍之兴，必有其渐。仓颉始制文字；至于大挠，然後作甲子以纪日；至于羲、和，然後以闰月定四时成岁以纪年：必无甫有文字即有史官之理。以情度之，亦当至唐、虞以降然後有史书也。
自《易》、《春秋》传始颇言羲、农、黄帝时事，盖皆得之传闻，或後人所追记，然但因事及之，未尝盛有所铺张也。及《国语》、《大戴记》，遂以铺张上古为事；因缘附会，舛驳不可胜纪。加以杨、墨之徒欲绌唐、虞、三代之治，藉其荒远无征，乃妄造名号，伪撰事迹，以申其邪说；而阴阳、神仙之徒亦因以之。由是司马氏作《史记》遂始于黄帝；然犹颇删其不雅驯者，亦未敢上溯于羲、农也。逮谯周《古史考》、皇甫谧《帝王世纪》，所采益杂，又推而上之，及于燧人、包羲。至《河图》、《三五历》、《外纪》、《皇王大纪》以降，且有始于天皇氏、盘古氏者矣。於是邪说讠皮词杂陈混列，世代族系紊乱庞杂，不可复问，而唐、虞、三代之事亦遂为其所淆。窃谓谈上古者惟《易》、《春秋》传为近古，而其事理亦为近正，以此证百家之谬或亦有不可废者，故余杂取《易》、《春秋》传文以补上古之事。司马氏曰：“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是余之志也夫！
前论一则
古无三皇五帝之说
三皇、五帝之文见於《周官》，而其说各不同。《吕氏春秋》以黄帝、炎帝、太、少、颛顼为五帝，盖本之《春秋》传；而月令因之。《大戴记》以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盖本之《国语》；而《史记》因之。至《三统历》则又以包羲、神农、黄帝、尧、舜为五帝，其说以《易传》为据，而近代五峰、双湖两胡氏并用之。《秦本纪》有天皇、地皇、泰皇之名；而郑康成则以女娲配羲、农为三皇；谯周易以燧人；宋均又易以祝融；惟《三五历》本《秦本纪》为说，而易泰皇为人皇，其语尤荒唐不经（郑康成以下，并本《补三皇本纪》）。後之编古史者，各从所信，至今未有定说。余按《书》云“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皇帝清问下民”，是“帝”亦称“皇”也。《诗》云“皇王惟辟”，“皇王哉”，是“王”亦称“皇”也。《书》云“惟皇作极”，又云“皇後凭玉几”，《诗》云“皇尸载起”，又云“献之皇祖”，《传》云“皇祖文王”，又云“皇祖伯父昆吾”，《离骚》云“朕皇考曰伯庸”，然则“皇”乃尊大之称，王侯祖考皆可加之，非“帝”“王”之外别有所谓“皇”者也。且经传述上古皆无三皇之号，《春秋传》，仅溯至黄帝，《易传》亦仅至伏羲，则谓羲、农以前别有三皇者妄也。燧人不见於“《传》”，祝融乃颛顼氏臣，女娲虽见於《记》而文亦不类天子，则以此三人配羲、农以足三皇之数者亦妄也。《春秋》传云：“黄帝氏以囗纪；炎帝氏以火纪；共工氏以水纪；太氏以龙纪；少挚之立也，凤鸟至，故纪於鸟；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於近。”此但历叙古帝纪官不同耳，初无五帝之名，亦无五德之说也。吕氏缘此，遂删共工氏而以五德分属之，失《传》之本意矣。《国语》云：“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舜勤民事而野死。”但序此五人之功，为下郊张本耳，亦不称为五帝而谓帝必限以五也。《大戴记》遂独取此为五帝而他不与焉，亦非《国语》意也。至於《易传》五帝，亦偶举之，而刘歆遂附会其说，以为少、颛顼诸帝，周迁其乐，故《易》不载，诬矣！《伪孔传书序》云：“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少、颛顼、帝喾、尧、舜之书谓之《五典》。”其意盖以“坟”为皇书，“典”为帝史。然黄帝以帝称而反为皇，名实迕矣！少与太、炎帝均列於《春秋》传、《吕纪》、《月令》，而去彼存此，可乎！作此《序》者亦为刘歆所误，而以炎帝、太为即羲、农，故独取少以代黄帝而为五，然则《序》之出於刘歆以後而非安国所撰明矣！盖三皇、五帝之名本起於战国以後；《周官》後人所撰，是以从而述之。学者不求其始，习於其名，遂若断不可增减者；虽或觉其不通，亦必别为之说以曲合其数，是以各据传注，互相诋讠其。不知古者本无皇称，而帝亦不以五限，又何必夺彼以与此也哉！故今但取古天子之见於传者次第列之，而绝不以三五约其数焉。“五德”之谬，三皇、女娲、炎帝、太之误，说并见後篇中。
开辟之初
驳邵雍元会运世之说
宋邵尧夫作《皇极经世书》，谓“天地之一终始为一元，元十二会，会各万八百年。天开於子；地辟於丑；人生於寅。尧、舜当巳、午会之间。自会而下，为运，为世，为年，为月，为日，为时，皆以十二与三十递乘之。”後之儒者奉为玉律，莫有异辞矣。余独以为不然。夫人之所以异於禽兽者，以其有礼义也。夫妇之道，自生民之初而已然矣。有夫妇於是乎有父子，有父子於是乎有君臣，有君臣於是乎有书契、政事、宫室、粒食、冠裳、葬埋之制。此数者，皆人道之不可废者，而皆始於羲、农以後，然则羲、农之上距开之初，固无几时也。若如《经世书》之言，则是生民仅有九会，而前四会之人养生送死初无以大异於禽兽，及其稍知礼义而天地之化已将半矣，岂不诬哉！日三十而为月，月十二而为岁，其偶然者耳，然且有朔虚，有闰馀，不能齐也。至於三十年为一世以父子相继之岁约略计之耳，日有十二时，历家随意分之以辨刻漏耳，非如日之有出入，月之有朔望，为一终始而不可增减者也。《春秋传》云“日有十时”，今又分时为二十四，时岂有定数乎！今因是二者之偶同，遂皆以此两数乘之，其亦凿矣！且历法十九年而闰馀一终始，二万数千馀年而岁差一终始，与元、会、运、世之说皆不合，则《经世书》之不足信也明矣。曰：尧、舜不为中天，然则何以独盛？曰：物之良者，皆於其朔，不於其中也。是故，日莫良於旦，岁莫良於春，人莫良於孺子。尧、舜之时其犹平旦乎！是天地清明之候也。自尧、舜以後，生聚之蕃，文物之盛未必不过於昔，而其气益昏而杂，其治益卑而淆，犹之自春徂夏，物生日众而毒螫亦日多，自少及庄，人知日开而变诈亦日甚也。是故，西汉之午在孝武，而孝文则其平旦也；李唐之午在天宝，而贞观则其平旦也。故孟子亦以平旦之气为性善之验。吾故曰：“羲、农之上距开辟之初固无几时”也。
【补】“有天地，然後有万物。有万物，然後有男女。朋男女，然後有夫妇。有夫妇，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易序卦传》）
【存参】“盖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於壑。他日过之，狐狸食之，蝇蚋咕嘬之；其颡有Г，睨而不视。夫Г也，非为人Г，中心达於面目。盖归，反{艹累}里而掩之。”（《孟子》）
驳三皇及十纪之说
《史记秦本纪》云：“古者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封禅书》云：“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此言上古者之所始也。《春秋纬》称：“自开辟至於《获麟》，凡三百二十七万六千岁，分为十纪：一曰九头纪，二曰五龙纪，三曰摄提纪，四曰合雒纪，五曰连通纪，六曰序命纪，七曰修飞纪。八曰回提纪，九曰禅通纪，十曰流讫纪，──流讫当黄帝时。《河图》及《三五历》称：“天皇氏十六头，澹泊无所施为而俗自化，木德王，岁起摄提，兄弟十二人，立各一万八千岁。地皇十一头，火德王，亦各万八千岁。人皇九头，乘云车，驾六羽，兄弟九人，分掌九州，凡一百五十世，合四万五千六百年。”（《春秋纬》以下，并本唐司马贞《补三皇本纪》所采文。）後世序古史者往往采之。以余观之，谬莫甚焉。《传》曰：“上古结绳而治，後世圣人易之以书契。”世又传仓颉始作书契，然则书契之起於羲、农以後，必也。羲、农以前未有书契，所谓三皇、十纪帝王之名号，後人何由知之？且其历年如此之久，圣人为天子者如此之多，其间名臣、贤相哲人、知士，且不知凡几，必无至於羲、农之世而书契犹未兴，生者犹无衣服，死者犹无棺椁之理也。夫《尚书》但始於唐、虞，及司马迁作《史记》乃起於黄帝，谯周、皇甫谧又推之以至於伏羲氏，而徐整以後诸家遂上溯於开辟之初，岂非以其识愈下则其称引愈远，其世愈後则其传闻愈繁乎！且《左氏春秋传》最好称引上古事，然黄、炎以前事皆不载，其时在焚书之前，不应後人所知乃反详於古人如是也。又按：《史记》邹衍始为闳大不经之言，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终始，治各有宜；中国名曰赤县神州；如赤县神州者九，有裨海环之，莫能相通；如此又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然则其说本出於衍而後世学者又各以其意增饰之耳。当衍之时，列国分争，疆理不远，故莫能穷其妄。自隋、唐以降，征伐所及，海贾所通，至於夜不能熟羊胛，目可以尽南极，何尝有所谓“裨海九区、天地之际”者！衍言之妄，居可睹矣。则其所谓“天地剖判、五德转移”者，亦如是而已矣。鸣呼，《史记》犹以其言为不经，奈何後人自命为儒学者反取之以补经之缺乎！故余於包羲氏之前，但取《易序卦传》文冠之篇首，附以《孟子》上世葬亲之语，以见太古之大凡。其馀三皇、十纪之说概不载也。
包牺氏
包牺，一作伏羲，一作庖羲，一作宓羲。今《传》既作包牺，当从之。包牺非太，说见後《炎帝》、《太》篇中。
【补】“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於天，俯则观法於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易系辞下传》。按唐、虞以前未闻有称“王”者。“王天下”云者，据三代之称而加之上古者也。此《传》之所以不逮《经》，学者不可以辞害意也。）
驳龙马负图之说
朱子《论语集注》云：“河图，河中龙马负图，伏羲时出。”余求其所本，经传皆无之。《书》云：“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易大传》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皆未言为龙马所负，亦不言圣人为谁何也。《春秋传》、《史记》皆不及伏羲时事，无可证其真伪者。惟《汉书五行志》引刘歆语，以为伏羲继天而王，受《河图》而画《八卦》，《论语集解》引孔安国语，亦以《河图》为《八卦》，而皆不言所本何书。（《书孔传》有“伏羲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以画八卦”之语，此系後人伪撰，故不引。）孔氏颖达《周易正义》云：《礼纬含文嘉》曰：“伏羲德合上下，天应以鸟兽文章，地应以《河图》、《洛书》，则而象之，乃作《八卦》。’故孔安国等并云伏羲得《河图》而作《易》。”又云：“《春秋纬》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龙图发，洛龟书感。’孔安国以为河图则八卦是也，洛书则《九畴》是也。”然则龙马负图之事乃出纬书而孔、刘采之者。纬书者，异端方士之言耳，朱子何为而信之哉？且如纬书之言，则《河图》、《洛书》同出於伏羲之世；而孔、刘乃以《八卦》、《九畴》分属之，尤不可解。不知後儒何以皆用之也？《传》云：“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於天，俯则观法於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於是始作《八卦》。”不言则《河图》以为卦也。使画卦果本於《河图》，则此乃当时大事，千古异祥，《传》当特举之，何得概等诸鸟兽之文而已乎！孔氏颖达固已疑及於此，但以前人旧说不敢驳证，乃为扶同迁就之词，以为《易》理宽宏，何妨更法《河图》，亦可谓游移而失据矣！《外纪》又谓伏羲氏有龙马负图之瑞，故以龙纪官，盖见《补本纪》有龙瑞之文，因附会之以为巧合。不知以龙名官者乃太，非伏羲也，见其诬而已矣！故今於伏羲氏不载龙马负图之事。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余惟孔子之言是从焉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