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天下大乱
德宗自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五月继位，至建中二年（公元781年）
十月，在近两年半的时间内，连损三相，老臣崔祐甫病死，刘晏屈死，杨炎冤杀，令朝野震惊。特别是刘晏被冤杀后，坚相卢杞当政，朝廷上下，人人自危，朝不保夕，多不自安。第二年，淄青节度使李正己、魏博节度使田悦以及梁崇义、张惟岳等皆联兵反叛，开始了唐王朝表面统一，实则四分五裂的藩镇割据。刘晏开创的漕运、盐利、常平均输等以及杨炎创革的两税法均遭破坏。
首先是漕运的破坏。建中二年（公元781年），淄青节度使李正己首先“移兵屯济陰，昼夜教习为备，河南蚤然，天下为忧”。继而又增兵徐州，控制甬桥、涡口，“以扼江淮，于是运输为之改道”。（见《旧唐书》卷124《李正己传》）梁崇义亦占据襄阳、邓州，对抗朝廷，运路皆绝，人心震恐。
江、淮奉船千余艘，泊涡口不敢进。德宗以和州刺史张万福为濠州刺史，使其通涡口水路。万福素有威名，受命后，驰至涡口，立马岸上，令发进奉船，淄、青兵马倚岸不敢动，诸道船得以继进。（见《旧唐书》卷152《张万福传》）建中四年（公元783年）九月，泾原五千乱兵攻入长安，拥进大明宫，直入寒元殿，拥立朱-为帝，德宗出奔奉天（今陕西乾县）。十月，淮西叛臣李希烈攻陷汴州（州治在今河南开封），漕运再次断绝。兴元元年（公元784年）二月，德宗又自奉天出奔梁州。至五月，六军尚未春服，德宗犹衣裘。盐铁租庸使包佶，在江、淮筹集绫、绢五十万匹，使王绍督之溯江、汉，倍程出洋州，抵梁州；镇海节度使韩-，亦遣使献绫、罗四十担，大得其用。
此时神策军节度使李晟军已迫近京畿，而苦于粮饷不继。韩-运米百艘，以馈李晟，艘置十弩手以防援，及达渭桥，盗不敢近。时关中旱荒，斗米值钱五百，及-米至，陡减五分之四（据《新唐书·韩-传》）。每艘所载以三百石计，当不下三万石之数，李晟赖以克复长安，德宗还都。其后，德宗对淮西李希烈、河北李抱真、朱滔、王武俊、田悦诸藩镇用兵，军需紧急，-转输无虚月。《奉天录》载-筹粮事谓：“时-为中国多难，翠华不守（指德宗西逃），淮西、优、燕，并为敌国。公（指韩-）虑敖仓之粟不继，忧王师之绝粮，遂于浙江、东、西，市米六百万石，表奏御史四十员，以充纲署（监护漕船）。淮汴之间，楼船万计。中原百万之师，馈粮不竭者，韩公之力焉。”韩-之功固不可没，但实际上，还是刘晏开辟的漕运保证了这连绵不断、规模巨大的平叛战争得以进行。
德宗还都后，贞元元年（公元785年）四月，关东大饥，赋调不入，国用益窘，关中饥民至蒸蝗而食。至七月，关中蝗食草木都尽。旱甚，灞水将竭，井水枯干，长安城内，饿殍相望。太仓供帝及六宫善食，不及十日，度支钱谷仅可支七旬，皆赖江、淮转输粟帛。最紧急的一次是在贞元二年（公元786年）三月，《资治通鉴》卷232记载其事说：关中仓康竭，禁军或自脱巾呼于道曰：“拘吾于军而不给粮，吾罪人也？”上忧之甚。会韩-运米三万斛至陕，李泌即奏之。上喜，遽至东宫，谓太子日：“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时禁中不酿，命于坊市取酒为乐。又遣中侍谕神策军，军士皆呼万岁。
可以设想，此时关中仓无粒米，神策禁军聚众闹事，有无漕粮，将决定是否再生兵变。江、淮之米如再不至，将会发生何等严重事变。这一年，东南八道供应长安及河北之米近二百万石。《册府元龟》卷498《漕运》详记其事：“贞元二年正月，诏浙江东、西道至今年人运上都米七十五万石，更于本道两税折纳米一百万石，并江西、湖南、鄂岳、福建等道先支米，并委浙江东、西道节度使韩-处置船。运数内送一百万石至东渭桥输纳，余赈给河北等诸军及行营粮料；其淮南于濠、寿等道先支米、洪、潭屯米，并委淮南节度使杜亚勾当船运，数内送二十万石至东渭桥，余支充诸军行营粮料。”
南粮北调这一年达到最高额，军国所需，赖以解决，方使唐朝转危为安。
从贞元三年（公元787年）起，每年漕运粮食皆为一百一十万石。贞元八年之后，情况起了变化。唐室对河北诸藩镇采取姑息政策，渐次减少用兵。
关中也连年丰收，公库储积，足支数年之用。而江、淮地区大水，民多流亡，米斗值一百五十钱，运至东渭桥，脚价需二百钱，合为三百五十钱；米亦粗糙，不为京邑人所喜，每斗只粜三十七钱，官家亏折十之八九。贞元八年，陆蛰上疏详论其事，因请来年只运三十万石，停运八十万石，委转运使每斗取八十钱，于被水灾州县祟之，似救贫乏，计得钱六十四万缗，减运费六十九万缗。江、淮米钱、运费，并委转运使折买绫、绢、绵以输京师。（见《陆宣公翰苑集》卷18《请减京东水运收脚价于沿边州镇储蓄军粮事宜状》）陆贽的建议被德宗采纳，下诏实施，北调粮数额从此锐减。北调粮锐减的另一原因是，汴州自贞元八年宣武节度使刘玄佐死，到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八年之间发生了多次藩镇叛乱事件：贞元八年（公元792年）三月，刘玄佐死，其部属擅拥其子士宁为留后，朝廷派吴凑代刘玄佐，拒而不纳。士宁被立后，游猎无度，其将李万荣逐之，朝廷因以万荣为留后。贞元十年（公元794年），李万荣部将韩惟清等兵变，谋杀李万荣，遂即大劫转运财货。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李万荣病危，其子西集众为乱，李万荣部将邓惟恭押西送往京师，朝廷以东都留守董晋为宣武节度使，代李万荣。贞元十五年，董晋死，朝廷以其行军司马陆长源为节度使。军士哗变，杀死陆长源。汴州设有转运院，屯贮江、淮财货，每遇兵乱，多遭损失，漕运亦因之而受阻。
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死，部属兵乱，漕运再次受扰，所以贞元十五年曾有诏，令江、淮转运米每年宜二百万石，而至贞元之末，竟不过四十万石。（见《册府元龟》卷498《漕运》）
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正月，体弱多病的德宗已年过花甲，太子李诵屠东宫，因中风而卧床数月，口不能言。一日，德宗自感不适，思见太子，涕咽久之，会群臣于宣政殿，宣读遗诏，令皇太子在柩前即位。当白，德宗便死在后宫会宁殿中。顺宗李诵继位，由于病重，为德宗送葬那天，穿着丧服在内侍搀扶下受百官朝见。他虽有才干，但由于身患重病，在位仅半年就继德宗之后去世，由宪宗李纯继位。
唐宪宗被历代史家称为“中兴之主”，面对唐王朝每况愈下，藩镇逞雄，割据成势的局面，非常羡慕贞观、开元年间的繁盛景象，力图挽回颓势，重振大唐王朝，有一天，他在延英殿召见宰相时，问李绛道：“朕绝不花言巧语，想弘扬太宗、玄宗二祖的道德风烈，无愧于谥号，不羞于宗庙，如何能做到呢？”李绛说：“陛下真心实意如此，就能正身励己，尊道德，疏远坚邪虚佞小人，进用忠诚正直大臣。与大臣言事，敬而有信，不使小人参预；与贤者游，亲而有礼，不使不肖共与，罢去无益于治的官吏，则才能出；斥走望御而亲的宫女，则怨旷销。择优秀将帅，士卒则勇敢无畏；授奉公之官，吏治则管理有序。要做到法令行而下不敢违，笃教化而习俗必迁。这样，可与祖宗合德，号称中兴，恢复贞观、开元之治。何远之有？这就要言必行，行必至。言之不行，无益也；行之不至，也无益也。”宪宗高兴地表示：“你说得太好了！朕将把这些记下来，书赠各位文才士绅。”随即下诏李绛与崔群、钱徽、韦弘景、白居易等，依次搜集实录君臣成败五十种实例，并连成书屏。宪宗每每阅视，都对左右说：“你们都应该用心记住，不要做这样的事情。”（1）
还有一次，宪宗又问李绛：“朕读《玄宗实录》，见开元致理，天宝兆乱。诸事出于同朝，治乱大不相同。这是怎么回事？”李绛从容答道：“臣闻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兢兢业业则天下太平，肆意妄为则祸乱迭起。玄宗自从天后当政时出居藩邸，曾经担任过不少官职，接触过社会上许多贤达人士，因而懂得了人世艰难。登上皇帝位之初，任姚崇、宋-为相。这两个人都是忠正梗直的杰出人物，一言一行都以安邦定国为出发点。明皇当时正在英敏果断的年岁，也严于律己，虚心听取各种意见，所以开元年间名贤云集，前后左右，都是忠正之士。君臣相处如水侞交融，同心同德，举国上下安定团结。但是，开元二十年以后，李林甫、杨国忠相继掌握朝政。他们专门引用陰险坚恶之人分居重要官职，千方百计献媚于上，玄宗便不再听到正直的议论了。再加上越来越追求享乐，国家开支困难，坚臣说应该想方设法去搜集钱财，武夫说应该征伐四方以获取物资，因此天下蚤动，各地变乱不已，乃至于长安、洛阳两京倾覆，四海沸腾。玄宗也被迫迁往外地，几乎回不了京城。这都是坚佞的小人无事生非，使玄宗纵逸生骄造成的啊！到如今，外面兵变不能平息，西部疆土差不多丢光了，庶民百姓衣食艰难，国家库存极其空虚，其根源就是天宝末年的那场丧乱的结果。实际上，安危理乱都靠君主来控制。陛下高瞻远瞩，天资聪明，亲览国史，关心朝政，善于分析，实在是天下幸福啊！”接着，宪宗和李绛在殿内又继续谈论到如何避免处事失误，有了错误如何补救的道理。李绛说：“办事出现大的偏差，即使圣人先哲也都在所难免。正因为如此，天子才招聘忠直之臣来帮助改正错误。所以，主上在内廷一心使天下得到治理，臣子在外面不出什么差错，才能制朝政于未乱之前，消祸患于未萌之时。倘若主上有什么失误，臣下能正言直谏，便会上下同体，好像手足与头脑一样，合谐为用，以致太平安宁。说起来，这些本是常理，并不是什么难以办到的事，只不过人们都习惯于歌功颂德、文过饰非而已。古人贵在勇于改正错误，从善如流，是很英明的。臣等各在其位，无所发明建树，如果陛下能虚心纳谏，那么忠直之士、贤良之臣一定竭力为朝廷效命。”宪宗听罢，深有感触他说：“朕提拔任用卿等，正是因为你们都能直言敢谏。各位应该继续尽心朝廷，无所隐瞒，来匡正朝廷的失误，不要有什么顾虑！”（2）
话虽这么说，宪宗已无力再挽回唐王朝的衰势。但他为了维护中央集权的统治，只得连年发动平藩战争，军用开支极巨，宪宗加意蓄聚财物。元和初年，李巽领度支盐铁转运使，即着手整顿赋税，改进漕运。掌使一年，赋税所人，略于刘晏掌使时之数相当；又一年，增一百八十万贯。往年运江、淮米五十万石至河陰，久不能满额，唯李巽连运三年不少差。李巽之后，有王播、程异，皆善于敛财，然多注意于金、银、绫、绢等以供朝廷所需。漕运方面，困难仍多，砥柱之险，终不能克。漕运船只经过，翻覆者近半，损耗大，运费重，当时有“斗钱运斗米”之说。汴河中也常出现险滩，船运阻滞。
从元和之后直到宣宗大中四年（公元850年）间，江、淮运仍不过每年四十万石，能到达河、渭仓的亦只是十之三四。沿路坚吏，不遵漕法，盗米以后，为消灭罪证，沉溺官船，每岁达七十多艘，漕政大坏。大中五年（公元851年），裴休为户部侍郎充诸道盐铁转运使，重加整顿，实行承包制，每岁雇用费二十八万贯，尽归漕吏掌握分配，巡院不得侵用。实行三年，漕米至河、渭仓总达一百二十万石，才及刘晏掌使时一年之数。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浙东百姓不堪苛税负担，民多逃亡，裘甫率众起兵反唐，越州（州治今浙江绍兴）地区大乱，租赋来源减少。懿宗咸通九年（公元868年）
七月，庞勋在州（州治今广西桂林）率戍卒抗命北还，声势浩大，十二月，攻下泗州，占据淮口，漕运路绝。其后，庞勋军又与官军转战于濠州、宋州、徐州，皆汴河流经地区，租赋不至，唐王朝陷于困难境地。僖宗乾符二年（公元875年），濮州人王仙芝亦聚众起兵，黄巢应之，中原大乱。高骈在乾符六年（公元879年）由浙西节度使调任淮南节度使后，拥兵自重，惟事搜刮财物，坐观事变。刘晏开辟的江、淮漕运如同唐王朝生死存亡的生命线。中和二年（公元882年）以后，江、淮漕运完全断绝，唐王朝一蹶不振，遂至灭亡。
其次是盐法的破坏。盐利本是刘晏改革赋税的一个重要方面。大历末年，唐王朝税赋收入一千二百万贯，而盐利居其半，刘晏冤死后而盐法坏。建中三年（公元782年），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在奏请增加民赋的同时，江、淮盐每斗也增加二百文，比旧价每斗一百一十文增加近两倍。其后，每斗复增六十文，连前所增，每斗价三百七十文，较开元、大宝时期提高近四十倍。江、淮豪商，百计为坚，有时售价还要增加一倍，谷数斗始换盐一升。运乡贫民，苦于高价，甚至淡食，钱人藩镇或豪商私囊，而国家税收不能过半。元和初年，李巽继杜佑为盐铁转运使，重加整顿，情况有所好转。李巽去职，又陷于混乱，直至唐亡，也无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