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刘晏与两税法
经济是基础。税赋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重要经济来源，是治国安邦赖以生存的基础，也是中国历代政府的强制征课。
税赋起源于春秋前君主从臣属取得的劳役和实物贡纳。春秋中期，私有制发展，周王朝（约公元前11世纪-前256年）和各诸侯国君对土地征发的产物称为“税”或“租”；向臣属强制征发的力役、劳役、军役以及兵车、武器、衣甲等军用品称为“赋”。秦汉两代，军赋按人丁征收，田租（税）
则按田亩征收。至东汉末年，以户征收实物方称“户调”。
唐王朝的租庸调制是以均田制为前提的税制，即计口授田，计口收税。
这种“人丁为本”的赋役制度包括田租、力庸和户调，简称租庸调。陆贽对此曾简略概括为“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1）
唐代均田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在大规模农民战争结束后实施授田的。持续多年而又遍及南北的隋末农民战争，扫荡了大批地主分子，使土地占有关系得到新的调整和变化。唐政府通过均田令，默认广大农民占有土地的既成事实，并且主动把一些官地、荒地分给缺少土地的人民，使均田制在全国范围内获得空前规模的实施。唐高祖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初定均田法和租庸调法。当时规定男丁十六岁以上为中男，二十一岁以上为成丁；至玄宗时，改以十八岁以上为中男，二十三岁以上为成丁。中男授田，按均田法每丁一顷。分授田地时，还要求贯彻“先课役，后不课役，先无后少，先贫后富”
的原则，以使“力业相称”。朝廷发布命令，限止土地买卖，企图长期维持小农的稳定经济地位。在这样的历史前提下，自耕农和半耕农的人数众多，生产迅速得到发展。在均田的基础上，实行租庸调的计丁征租原则。租，为每丁每年纳粟二石或稻三石；调，随乡土所产，蚕乡每丁每年纳绫、绢、粗绸各二丈，棉三两，非蚕乡纳布二丈五尺，麻三斤；庸，即代替力役的赋税，人丁每年须服力役二十日，闰月加二日，如不服役，每日纳税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充代。但皇室、贵族、勋臣等，租庸调均免。由此，租庸调成为唐初的主要税源。
在封建社会里，土地占有是财富占有的显著标志，伴之而来的是弱肉强食和土地兼并。均田制刚刚颁布，贵族官僚们仍没有停止掠夺土地，高祖的几个儿子就带头兼并。李建成“与诸公主及六宫亲戚，骄恣纵横，并兼田宅”。
（2）李世民擅自夺田数十顷用以赠人。上行下效，臣僚如刺史张长贵、赵士达“并占境内膏腴之田”，（3）那些“豪富之室，皆籍外占田”。唐高宗即位，曾下令禁止买卖口分永业田，但“豪富兼并，贫者失业”的现象依然如故。随着官僚机构的膨胀，官员群的扩大，“朝士广占良田”习以为常，唐玄宗禁止买卖典贴田地的诏书成了一纸空文。地主官僚“莫惧章程”，肆意兼并，促使唐初农户占地较多的情况迅速恶化。
丧失了赖以生存的耕地，破产农户自难再如数交纳租庸调。武则天时，狄仁杰已经谈到江西彭泽地区缺少耕地的农民，“准例常年纵得全熟，纳官之外，半载无粮”（4）。其它各地当可想而知，唐代逃户由是转入高潮，并非偶然。至唐玄宗时，土地兼并迅速发展，破产逃户越来越多。逃户增加，课户减少；课户日减，摊征更多，税收加重，逃亡益甚、出现了无法扭转的恶性循环。至此，唐王朝土地分配不均，兼并盛行，赋役繁重，再加水旱虫灾，高利贷的发展，农村日益破产。
安史之乱的爆发，昔日繁华的黄淮流域惨遭洗劫，民生困苦，农村残破，使得均田制更加破坏，按丁征课更难有效实施，严重影响了税赋收入。
长江流域没有直接遭到安史叛军的袭击。虽然刘展、永王等在南方进行叛乱，但活动地域不广，为时也较短暂，军事破坏情况不能与华北相比。相反，大批北人南下，带来战时经济的繁荣发展，江淮以南成为唐王朝巨大费用的主要供给地。元载任江、淮盐铁租庸使时，认为江淮比其他诸道富足，一次按籍征收“所欠”八年租调，豪吏亲自督阵，发兵围捕强征，“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十取八九”。如此赋敛苛重，编户农民无以为生，大多相率逃生。苏州、嘉兴地区“编版之户，三耗其二，归耕之人，百无其一”。
舒州三万三千户中，负担赋税的只有三千五百户，仅占百分之十。湖南的不少人“朝餐是草根，暮食仍木皮”。道州刺史元结上任不及五十天，收到上级指令二百多起，令文都提到，如果不在期限内征足税赋就要贬官。这类情况正如杜佑所说的，是“征敛多名，且无恒数”，也就是杨炎所说的科敛之名凡数百。江、淮如此，富庶的巴蜀地区也一样。”子弟困于征徭，父兄疲于馈饷，赋益繁重，人转流亡，荒田益多，囗囗户口减耗，去桑梓之重迁，保山林以自活”。（5）四川人民己由消极地逃避赋役发展为武装对抗。
由于战争动乱，唐王朝大为削弱，地主官僚和贪官污吏乘机横行不法，把大量死亡和逃户农民的宅基、田地掠夺为己有，在内外因素交织中，均田制已是徒有虚名。支撑国家财政的京畿和江淮以南地区，便多方探索税制改革，通过改革来保证官府所需要的巨大费用有足够的来源。刘晏就是这方面改革的杰出代表。他本着“富其国而不劳于民，俭于家而利于众”的思想出发，进行了自古以来的漕运、盐政、常平均输于铸钱等一系列改革，始终坚持益上而不损下的理财措施，做到“知所以予，人不怨；知所以取，人不乏”。
仅他在整顿漕运中，采取雇佣劳动方式置办船场，就彻底摒弃了强派劳役、增租加赋的租庸调税制。同时，一些有作为的大臣做着盛唐遗梦，也力图通过改革，迅速恢复贞观开元盛世。
当时的税收项目很多，行之己久的租庸调，官府仍在尽力设法征收，但主要是抓户税和地税。
地税和户税在安史之乱前早已存在。它们是分别按田亩和资产收税，课税对象与租庸调的计丁征课很不相同。玄宗天宝中，户税岁收只占全国正税的二三十分之一。地税在唐初是为赈荒而征收贮备的，高宗、武则天以后，每亩二升的地税已成为国家的正式税目。天宝时，地税岁收一千二百四十万石，大约相当正税的四分之三。（6）户税、地税原则上是对一切有产者都不能免除的一种征税。在户籍多年失修的情况下，按田产和资产多少进行征收，比租庸调的计丁征课较有保证。
代宗大历四年（公元769年）正月，修订与颁布了新的分等征收户税条例。自下下户至上上户，分别户等，征收多少不等的税钱，又自王公以下，现任各级品官和地主、工商业者、前贤、勋荫、寄庄户、寄住户、诸色浮客，以及诸道将士庄田，都要区分各种不同经济状况分等收税。战前的户税资料现存只有八、九等户，八等户税四百五十二文，九等户税二百二十二文。而大历时的八等户税则增至八百文，九等户税为五百文。自天宝中至大历初的二十年左右，物价变动不大，户税税率的提高反映了官府对户税的重视。杜佑因此认为大历改制是“一例加税”，说它“盖近如晋、宋土断之类也”，（7）即人们普遍都要纳税。至此，一切有产者，不论其职业如何不同，也不论封建等级的高低差别，原则上都纳入了税户的范围。这也给杨炎“以资产定税”的两税法打下基础。
正租之外，代宗还增设了一种按亩征纳货币的青苗税。广德二年（公元764年）正月，代宗下令“税天下地亩青苗钱，给百官俸料，起七月给”。
（见《册府元龟》卷506《俸禄》）什么是青苗税呢？杜佑说，“初以常赋不给，乃税人垦田，亩十有五钱，资用窘急，不暇成熟，俟青苗即征之，故谓之青苗钱”。（《册府元龟》卷506《俸禄》）就是说，青苗钱是适应国库空虚而增设的新税，它是按亩征收。青苗钱究竟有多少？《通典》卷11《杂税》注文中说道：“大历初，诸州应税青苗钱，每亩十文”；在大历三年（公元768年），因为“兵马未散，百司支计不给，每亩更加五文”。以后虽有增加，补充国库，支付俸禄，但最后在大历八年正月，代宗敕命：“青苗地头钱，天下每亩率十五文，以京师烦剧，先加至三十文，自今以后，宜准诸州，每亩十五文。”（见《旧唐书》卷11《代宗纪》）
青苗钱的收入在国家财政中占居重要地位，朝廷设“青苗钱库”，又设置“税青苗地钱使”、“税地钱物使”、“税地青苗钱使”，直接负责有关事宜。《新唐书》卷55记述：“大历元年，敛天下青苗钱，得钱四百九十万缗，输大盈库。”大历末年，全国岁收总共一千二百万缗，刘晏掌管盐利税收又六百万贯，可见青苗钱收入也占居重要地位。
总之，户税、地税的征收都是在唐政府所能控制的地区实施。代宗时的户税比战前天宝时有了增长。地税税率表面上没有增加，可是另外按亩征收青苗钱与地头钱，每亩总的税率大为增加。京畿地区所征收的地头钱数，一度比外地更多更重。
由于战乱，藩镇割据势力超常扩充，魏博田承嗣、淄青李正己、成德李宝臣、昭义薛蒿、卢龙李怀山、河南李灵曜、山南梁崇义等，大都不供贡赋，官爵甲兵，租赋刑杀皆自主专行。这就是杨炎所说的“河南、山东、荆襄、剑南有重兵处皆厚自奉养”。唐王朝直接控制地域大为缩小，国家开支费用庞大，除了取自租庸调和户税、地税之外，还依赖各地试行新税法的收入。
新税法首先在江淮以南试行。这一广阔地区经过汉、魏、六朝以及隋、唐千百万劳动者的辛勤耕作，经济有了迅速发展。安史之乱爆发之初，第五琦去蜀中便向玄宗提出，“赋之所出，江淮为多”。当时，唐政府已无法从华北征收正税，朝廷在财政上对江南日益依赖。在战争激烈、开支庞大、正赋不足供应的危险时刻，唐王朝在江南采取了新的征税办法。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刘晏拜度支郎中兼侍御史，领江淮租庸。代宗的七月诏书说：“逆虏未平，师旅淹岁，军用匮乏，常赋莫充，所以税亩于荆、吴，校练于淮海，从权救弊，盖非获已。”（8）税亩地域包括荆、吴，也就是长江中下游地带。既然是“从权救弊”，自是与战前早已实行的亩税二升的地税不同。
可惜，为了供军在江南采取的税亩办法，现不得而知，它在荆吴实施了多长时间，亦无从知晓。《文苑英华》卷779李华《润州丹阳复练湖颂》记述了对刘晏的赞颂：“时前相国刘尚书晏，统东方诸候，平其贡税，闻而悦之。”
可惜，刘晏究竟如何“平其贡税”，未有详载。我们现今也不得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