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是公元1987年4月22日。我终于接到了期待已久的裁定书。
接裁定是在市局五处看守所，上午10时许，我和我的同案们被带到了前面的一间没有关犯人的小房子，9个人分两排靠墙而立（鬼知道我怎么成了这伙诈骗犯的同案）。两名法官分别坐在两张桌子后面。年长的那位已是满头华发，我想肯定是此案的主审法官了；另一位年轻的不会超过30岁，应当是书记员，面前摆着一叠裁定书。
主审法官开始宣读省高院的终审裁定。
结果是早在我意料之中的，全部是：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我摇摇头，轻轻地笑了一声。
不是所有的人都料到了这个结果，有人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
主审法官开始逐个询问被告：
“王健康，刚才宣读的裁定你听清了么？”
案头王健康回答：“听清了。”
“市中院原来给你咋判的？”
“无期嘛。”
“我们给你咋判的？”
“还是无期嘛。”
“你在送达通知上签字吧。”
王健康走到书记员的桌子前，俯身在送达通知上签了字，领了一份裁定书便站到一边去了。
后边的人依次照办，经过询问后，都领到了裁定书。该轮到我时，审判长却站起来，说：“你们回去吧！”
我又一次笑了，心想：这里还有一个大活人没问呢，怎么就要散场了？
我慢慢地走到法官面前，双手撑在桌面上，身子微微前倾，轻轻地问道：
“审判长，我呢？你怎么不问我呀？”
我既没有愤怒，也没有伤感，只是觉得有点可笑：这分明是一道法律程序，怎么到我这就免了呢？我在问话时有一种顽童似的调侃。
华发苍颜的审判长抬头望了望我，眼中闪过一种很奇怪的神色，“你嘛……嗯……”老汉举起右手搭到头上，开始低头挠那一头黑白相间的短发，挠了一阵，又用手在眼睑上来回摩擦，嘴里断断续续地说：“你嘛……啊……你的事……唉……”这样挠着哼着，足足有两分钟，这才仰起脸来，说道：“你的事就这样了，反正你也快出去了。出去再说吧，啊，出去再说吧！出去后你再申诉嘛……”
这账我能算来，我的刑期是一年又六个月，8月17日到期，今天是4月22日，离期满还有115天，是不远了。我从老法官挠头的动作中再次悟出：这案子让法官有难言之隐，那就不要再难为人家了。这法官，看来是位善良的老头。
我不急不躁地对老法官说：“我理解你们的难处，现在还没有进入法治时代，你们得听长官的……”
老法官没有反驳我，只顾低头整理桌上的东西。
号子里，能接到终审裁定是件值得庆幸的事。总算有了结果，就是杀头，也算结果嘛！常年蹲在号子里，不杀不放，一颗心无着无落，那滋味谁受得了？
中午，死囚号里为我举行了庆祝会，以水代酒，祝贺我尘埃落定。几名案情遥遥无期的难兄难弟给我写下家里的地址，求我出去后代他们看看老爹老娘，还有人让我去安慰安慰他老婆。
我问：“你老婆漂亮不？”
“嘿，漂亮得让你头晕，道北一枝花！”
“那你不怕我……啊……哈哈……”号子里开这种玩笑是常事。
“我巴不得哩！有你老哥招呼着，我就放心了。”
“怕是轮不到我吧？早就叫娃他二叔招呼上了！”
号子里一阵浪声大笑……
下午两点多，号门打开，管理员站在门口冲着我说：“快，收拾行李！”
我有些奇怪：我知道一旦终审下来，犯人就要收拾行李，甩到劳改场去服刑，可我的刑期只剩一百多天了，哪个劳改场要我啊？
我离开了蹲了三个多月的死囚牢，三个月期间，我先后送走了十几名被判了死刑又走上刑场的死刑犯。而在此之前我在另外一个死囚号里蹲了九个月，送走了多少死刑犯，连我自己也记不清了……
我拎着行李走在监所的风道，却见一辆封闭的囚车停在风道上。这种囚车我坐过，去年3月20号，我就是坐这种车到政法学院接受“人民公审”的。这是辆中型吉普，驾驶室与车厢之间隔着个铁网。车上有两名佩着手枪的警察和一名看守。上车后我发现，车厢里还坐着两个三十来岁的人，其中一个矮个子戴着手铐。
囚车驶出看守所，沿着繁华的街市向北驶去。
车上，通过断断续续的交谈我明白了我的去向和任务。
那个戴铐子的年轻人名叫王强，曾经是市公安局交通派出所的民警，全省公安系统有名的反扒能手。1983年的那次大逮捕中，他一个人抓的小偷就占了看守所所关小偷的半数，他也因此被评为省上的“新长征突击手”。后来，被他抓住的小偷开导他：“王哥，你这是何苦呢？你把兄弟送进号子里，对你有啥好处？先进劳模能当饭吃还是能当酒喝？你放兄弟一马，兄弟得了捶（偷钱到手），咱们二一添作五，保你一年就是万元户！”
王强最终还是被说动了……今年年初，王强被市局政治部叫去谈话，说准备将他调出公安队伍。王强虽然极力抗辩，但已感到了事情不妙：怕是走漏风声了。当天晚上，他约了4名窃贼，皆是扒窃高手，一同进京。王强身着警服为窃贼“保驾护航”，4名“高手”在京城疯狂行窃。最终栽在了北京警察手里，连王强本人也被关进功德林监狱。西安警方从北京“引渡”回了王强，在五处看守所关了一个晚上，便引起了号房大乱。号子里的小偷没有人不认识这位“反扒英雄”的，凤凰落架，虎落平阳，少不了一顿殴打与凌辱。于是，看守所迅速采取措施，在北郊红庙坡的省公安八处借了间号子，将王强转到那里关押。这也叫和尚不亲帽亲，咋说王强也是公安的人嘛！
另一位和我同行的人犯叫张祥，是一个单位的劳司经理。我俩的任务就是到八处当陪号，看管王强。
八处是原来的省监狱，过去是关政治犯的。这些年，政治犯这个名词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这个监狱就成了一座“空城”。
我们三个人被安排在第一排的一间空号子里。每人一张床，再也不用像五处那样挤通铺了。号子的门白天是开着的，我们可以坐在院里晒太阳。号子前面就是监狱的高墙，墙上有岗楼，岗楼上有哨兵，哨兵端着枪来回踱步。大概是因为守着这么一座空监，闲得无聊，站岗的哨兵经常哼些流行歌曲，唱到高兴处，还扭扭答答的，让我等忍俊不禁。见到我们笑，哨兵便不扭不唱了，好像还有点害羞。他们还都是些孩子，才十八九岁。
这里的伙食比五处强多了，当天下午是肉丝菠菜面，次日清晨是大米稀饭、白面蒸馍、榨菜丝，中午是红烧排骨，下午是炸酱面。不吃杂粮，顿顿有肉。我对张祥说：“咱们这是住进高干疗养院了。”
监所的二道门常常锁着，开饭时才有人开门进来送饭，整个监房区只有我们三个人，管理员是很少进来的。送饭的是个高大魁实的中年汉子，听说是“文化大革命”中西安地区造反派组织的大头目，当过省革委会副主任，副省长级的人物。“四人帮”倒台后，他被判了大刑，在这里做饭就算是服刑。他变着花样给我们做饭，做好用木盘送来，他就蹲在一边默默地吃烟，从不与我们搭话。
离开了乌烟瘴气的五处号子，住在宽敞清静的政治犯监所，没有人看管，没有一点事可做，三个人除了吃饭、睡觉就是瞎扯。正是暮春时节，院子里草色青青，绿影婆娑，墙角处有一株桃树，艳艳的桃花已经开始凋落。风柔柔的，阳光暖暖的，三五成群的鸟儿在头上飞过，常常撩起人对自由的渴望……到这儿来的头一天，给妻子写了封信，让她带上两个儿子来探监。一年多没见妻儿了，心里思念得好苦！
还有一百多天，总该干点什么。我想。
忽然想起，刚被抓进监所不久，姐姐就托人给我送来三个大笔记本；后来，报社的几位朋友，每逢10号就会给我送些文学期刊和写字的稿纸。虽然不能见面，但我理解他们是叮嘱我：不要忘了，你是个作家、记者，你得写东西啊！
我不能辜负了亲友们的期望，但五处监所实在没有写作条件，只能在夜深人静时写点流水账般的日记。如今，机会不是来了么？
又想起了一件事——我被关进监所的第二天上午，放风时，头天晚上见到的那位戴眼镜的白面书生看守（当晚我就知道他是这里的副所长），把我叫到一间空号子里，用很平和的语气对我说：“你的案子我们也知道一点，可我们是爱莫能助。这里是看守所，公检法把人寄放到这里，我们的任务只是看管，别出事，别让人跑了，其他的我们管不上。关到这里当然是受苦受罪的事，但我觉得对你并不一定是件坏事。这里的每个人犯都是故事，是写作的素材。出去后，你没准能写好多东西呢！我过去读过你不少作品。你可别浪费你的才华啊！前几天，中央电视台来人，拿着介绍信要到这里体验生活，我们没接待。你身在其中，这机会哪找去？”临走，他又回过身来叮嘱了一句：“不过，里面有些东西是不能写的噢！”
想到这些，我决定写，写一年来监所里的日日夜夜，写我的那个令老法官挠头的“受贿案”，写死囚牢里形形色色的罪犯。现在就开始。让我算算：离出狱还有112天，每天写3000字，出去后不就是一部30多万字的作品么？哇！一个大部头哩！
我把想法说给张祥，张祥兴奋地说：“好哇！那我就是你的第一个读者了！我自小看书，却从没见过作家写书，你也叫兄弟开开眼！”
张祥三十七八岁，是个经济犯。
我知道小说需要虚构，过去也曾为虚构一个情节而挠断黑发。但此刻我倒觉得没有必要劳那个神。这一年多，我多数时间是在关押重犯的死囚牢度过的，生与死，罪与罚，灵魂的战栗，生命的拷问，爱恨情仇，刀光剑影，没有身临其境的人，凭你挠断白发十万，捻断短须八千，也虚构不出来！
有了这种念头，便想起几位世界级的大作家……俄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彼得堡的牢房里写成了杰出的长篇小说《怎么办》；法国的伏尔泰在巴士底监狱写成了《俄狄浦斯王》；小时候就读过的世界名著《绞刑架下的报告》，是捷克作家伏契克在狱中写成的；而我曾用书中一个人物的名字作为自己笔名的；《唐·吉诃德》不也是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在监狱里写的吗？
与这些大师们比，我当然是太“豆芽菜”了，但“豆芽菜”也是一道菜，炒好了，也会有人喜欢吃的。
我将稿纸铺在床板上，张祥从院子里捡来三块砖，用报纸包住，作为凳子，这牢房就成了我的书房。挺好，真的！
记得读过舒婷的一首诗，其中两句是：
最强烈的抗议；
最英勇的诚实；
莫过于——
活着，并且开口！
这部写在监房里的长篇小说取名为《死囚牢里的陪号》。2011年3月由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3月26日，在西安举行的首发签售仪式上，我说：“没有这场磨难，就没有这部书。所以我要真诚地说一声，感谢苦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