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涉《延河》
1963年，初中毕业又在民办高中混了半年的我被招进西安人民搪瓷厂当学徒。因自小酷爱文学，便在师兄弟们戏耍的工余时间，躲在宿舍里涂抹诗句。次年，省内的报刊、电台上便出现了我的一些粗浅的诗行。那时，我知道有个杂志叫《延河》》，是作家协会办的。可我却从不敢往那里寄稿，我想：那是一个神圣又神秘的地方，是作家们的天下，我一个小学徒工是不可能涉足的。
1965年11月初，一个厂休日。早上起床后，我对同宿舍的师弟小牛说：“牛，你下去打盆洗脸水，我跟你凑合着用一盆水洗个脸就行了。”
小牛下楼去了，我在屋里瞎转。蓦然间，心头涌上来一种莫名其妙的冲动，想写东西，而且觉得有一些朦朦胧胧的东西在撞击自己的大脑。早就听说过创作有灵感，莫非是灵感来了？我连忙找了两张纸，趴在用砖支起的一个旧木箱上，拔出笔来，一口气写了一组（三首）短诗《煤、良种、火车头》，直到小牛喊我，“别神经了，快洗，水都凉了，”我才搁笔。读了一遍，感觉挺顺。
我揣上稿子，跑到省群众艺术馆找《群众艺术》的编辑陈克振老师。我在这里发过稿子，陈老师对我很重视。我让他看了这一组诗后，他沉吟片刻，对我说：“诗写得不错。放在我们这里发有些可惜了，你送到《延河》去吧。”
我连忙说：“不行。《延河》是作家们的地方，我的东西能发么？”
陈老师很有信心地说：“我看可以。诗挺好。你试试嘛。”
我终于鼓起勇气，将稿子装进信封，贴上邮票，塞进邮筒，心想：死也死在高门楼里！
第三天，我记得是11月14日，我还在工房里干活，厂宣传科派人找我，让我到宣传科去一趟。我穿着一身油渍麻花的破工作服，走进了宣传科。
办公室里除了厂里的宣传干事老黄外，还坐着一位一派学者风度的老先生。
老黄向我介绍：“这位是《延河》的编辑胡老师。”
胡老师起身，伸出手来要和我握手。我连忙把手缩在背后，惶惶地说：“正干活，手上净是油。”
胡老师笑笑，复坐下，缓缓地说：“我叫胡征，是《延河》的诗歌编辑。你寄来的诗我们看了，不错。你还很年轻嘛，十几了？”
我心中一阵阵喜：莫非那诗他们看上了？
我回答胡老的话：“再过十来天就满20岁了。”
胡老没有明确告诉我，那稿子发是不发，只是随便问了问我的学习、工作情况，便起身告辞。临别时他说：“写诗是件很苦的事，我年轻时也写诗。你还很年轻，要打算吃苦哩！”
我频频点头，心里很感动，嘴里却说不出话来。我本来就口拙，初次见这样一位大人物，更是说不出话了。
后来，我才知道：这位胡征先生，早在延安时代，就是我国著名的诗人了。后来，因为无情的政治风雨的冲击，老先生只好在《延河》屈身当个诗歌编辑。
送走胡先生后，宣传科的黄干事告诉我：“胡老是到厂里搞政审的。昨天收到你的稿子，编辑部就决定用了，小伙子，《延河》对你重视着哩。人家10号就把稿子定下了。现在决定把别人的稿子抽下来，用你的稿子做头题呢。头题懂不懂，就是杂志的第一篇稿子！以后，再往外寄稿子，先到宣传科盖个章子，免得让人家大老远跑到厂里来盖章。”
我心中喜不自禁，忙说：“记住了，黄师！”
其实，我以前寄稿子是通过宣传科盖章的（那时有这种规定）。只是这篇稿子，投向《延河》，我压根就没抱希望，所以也就没来打扰黄干事。
从此，我日思夜盼，梦绕魂牵，等着新的一期《延河》问世。
杂志还没出来，市艺术馆的老师们却通知我：市上要开个学王杰的诗歌朗诵会，是和省作协联办的。你的三首诗将在会上朗诵。
朗诵会大约是11月20号前后召开的，地点是新城剧场。那天傍晚，当我赶到新城剧场门口时，见门口拥着许多人。有人在散传单，我要了一份。那是一份8开的白纸印刷的诗传单。上面印了七八首诗，全是歌颂王杰的。而排在最前面的便是我的那组《煤、良种、火车头》。
朗诵会上，一位我至今还不曾认识的青年人，朗诵了我的诗。当剧场里掌声响起来时，我，一个20岁的小学徒工，却用工作服的袖子，捂住了自己的眼睛……我怕别人看见我的泪……
散场后，我在人流中发现了那个青年人，仿佛鬼使神差，我竟像特务似的尾随在人家身后，一直跟到了东大街。其实我那时只想对那人说一句话：“老兄，你朗诵的那诗是我写的……”
其实路上我只要紧赶两步就能跟他搭上话，可我没那勇气，直到把人跟丢了。
真情难忘
1965年12月初，我接到《延河》编辑部寄来的12月号《延河》。在厂门口的收发室内，我竟不敢打开，匆匆塞进怀中，让它伴着我“突突”的心跳，一路小跑回到我的宿舍里。将宿舍门关好，这才抖抖索索地扯开信封，双手摊开杂志，掀开封面，哦，果然在第一页上印着《煤、良种、火车头》，标题下面印着我的名字！
我一口气将那诗读了三遍，稍稍冷静之后才看出每一首诗都有改动。我知道，那是编辑老师的心血。
师弟小牛开门进来，见我手捧一本新杂志，忙问：“发表咧？”
我不敢张狂，只装出一副淡漠的样子，点点头，说：“嗯，发了。”
小牛在我肩膀上猛施一捶：“嘿，俺老兄这回抖了！让兄弟看看。”
为首次叩开《延河》的大门，我着实兴奋了一阵子。但几天后，心便又灰冷起来。我一个初中生，一个穷学徒工，能成啥气候？这回不过是“瞎雀拣了个谷穗子——冒逮”，下回“兔子肯定不会再在这窝里卧了”！
然而，使我不相信的事竟相继出现了。
先是胡征先生给我写信，向我约稿。我赶忙写了一组反映工人生活的诗；时近春节，厂里筹备晚会，我为厂里写了演唱材料，是当时流行的表演形式“对口词”，索性一并拿去。胡老师看了诗以后，坦诚地说：“虽没有已发表的诗好，但可以用。”至于“对口词”，看来先生不感兴趣，只淡淡地说：“这种东西，为工厂业余活动服务，可以写写，还是要用心写诗。”
一周之后，我就接到通知，三首诗和那对口词同时采用，发在《延河》1966年元月号上。
更使我不敢想象的是，胡老师在通知我稿件采用的同时，又让我到编辑部去一趟，说主编王丕祥要见我。
天哪！《延河》主编是何等人物，竟要接见我这个毛孩子！我简直是受宠若惊了！
我不敢向班组请假，只好等厂休日去拜见主编。那时，家中贫寒至极，我每月只有18元工资，还要给老娘尽一份孝心。所以，除厂里发的工作服外，我没有一件体面的衣服。还是师兄仗义，知道我要去见大人物，将他的一件蓝的卡中山装借给我穿上。
多少年后，虽然我早已是省作协会员，又两次被推举为作协理事，作协大院对我早已不再神秘，但每当我从作协前院走过，望着那座仿西方建筑的小礼堂，总有一种很亲切的感情。因为，当我在文学的路上蹒跚学步时，王丕祥先生就在这礼堂东侧的一间小屋里向我伸出了宽厚而温热的手。
我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开始很拘谨，完全回到了小学生时代。但王主编的亲切、随和却使我慢慢松弛下来。他问我多大了。我答：“刚过完20岁生日。”他笑笑：“很年轻嘛。”随后他便告诉我：文学是件苦差事，文学的路很长很长。越长就越苦，因为文学是创造，永远创造新的东西。我们遇到过很多年轻人，喜欢文学，也有才气，但吃不了苦，走着走着就开小差了。这个不行，成不了气候。文学就是马拉松长跑，只有坚持，才有胜利……
那时，我很想听听他对我的作品的评价，甚至想听他夸赞我两句，但是没有。对我的诗他几乎只字不提，倒是问了我一句使我最难堪的话：“你家是什么成分？”
我顿时慌了神。因为那是一个非常讲究出身的年代。我就是因为出身不好，高中没上成，进工厂后，师兄弟们都能入团，我却永远是“白脖”，甚至厂里有些会议我都无权参加……但我此刻却不敢隐瞒，低头喃喃地说：“地主。”说完，我心里又是一阵冷森森的，心想：完了，就凭这俩字，我也会被踢出《延河》的！
不料，王老师的反应却很淡漠，说话声调依然如前，并且告诉我：“不要背成分的包袱，你还年轻嘛，基本上是新中国的人。出身无法选择，道路可要看你自己怎么走。”他大约看出了我情绪的沉重，就围绕着出身与道路问题讲了很多事例。其中有领袖人物，也有他的同志、战友……
谈话整整进行了一个上午。
中午临下班时，我起身告辞。王老师送我到小礼堂的门口，站在台阶上，他又说：“以后，可以常到编辑部来。有什么困难，我们能帮忙的一定帮你。”
受到这番话的鼓励，我突然向他提出一个困难：“我想多读书，可厂里的书室文学书很少。”
王老师沉吟片刻，便说：“我给你写个条子，以后你可以到作协图书室借书，回头我再给后边交代一下。”
我不知道，别的作者能不能在作协借书，可对我来说，这简直是天大的恩赐。
告别王主编，在院子里又见到胡征先生。先生挺严肃地对我说：“《延河》有多少作者，可不是每个作者咱们主编都接见的，你要掂出这件事的分量！”
我点点头：“记住了！”
从那以后，近30年的风风雨雨，在文学的路上，我绊绊磕磕地走着。尽管我没有作出什么优秀的成绩，写出什么惊人的作品来，可我却从不敢“开小差”。这不仅是因了我对文学的苦恋之情难以割舍，也是因为，对那些拉扯我搀扶我上路的前辈们的殷殷深情不敢忘却！
守望良心
好景不长，就在我“初涉《延河》”后的不久，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风暴就席卷全国……让我做梦也想不到的是，在那个两三千人的大厂里，我这个小学徒工竟然是第一个遭到大字报轰击的对象！大字报上称我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三家村的过河卒”；我的名字还用红墨水打了个“×”，像法院公告上被处决的犯人……
1966年7月，我被“流放”到荒凉的狄寨原下一个做耐火砖的小厂。（这个厂的人多是被人称为“残渣余孽”的旧军官、小业主、坏分子等，故有“厂内劳改场”之称）一时气愤不过，我将钢笔甩向了原坡，发誓一辈子再不写文章了。
然而，没过三天我便后悔了。文学，毕竟是我苦苦眷恋的事业啊！我想起《延河》主编王丕祥老师对我说过的话：文学是马拉松长跑，咬着牙坚持跑到底的才是胜利者……
我这算什么？不就是被大字报轰了一阵子吗？不就是调动了一个工作环境么？又没将你关牛棚，又没给你“架飞机”押上台批斗。凭良心说：这里的人待我挺好；那些“残渣余孽”们大都是有文化的老头子，知道我能写文章，对我挺客气；那些被厂里认为“调皮捣蛋”的人，对我也挺友好。我们小组那三个人就更不用说了。我初来时，病体未愈，那个后来成为我妻子的女徒工帮我洗衣做饭。就是那个黏黏糊糊，把“一小撮”读成“一小捏”的厂长也不找我的麻烦。
我知道我放不下我所迷恋的事业，写不成诗了，我便读书。这里清静，我趁机读了不少书。
这里也不是世外桃源。社会上闹起了派性，这里也成立了对立的两个组织。两边都想拉我入伙，可两边人平日都对我不错，我入谁的伙？于是我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出去，声明我一个人是一个组织，名字就叫“一就是一战斗队”。
三个月后，厂里忽然召开职工大会，厂长念了一个好像是中央军委发的什么文件，然后宣布解除对我的“内控”。噢，原来我一直是“内控”对象啊！
我在搪瓷厂时，社教工作队队长是市总工会副主席褚国华。此公很爱才，亲自将我推荐到市工会组织的职工演出队去搞创作。“文革”初，演出队解散了。可当我解除“内控”后，演出队的朋友们又召唤我。我们重新组成文艺宣传队，离开单位，卷进了“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之中，天南海北地去“宣传毛泽东思想”了。我又拾起笔来，写演唱材料。至今，文学界的朋友们称我是多面手，不仅写文作诗，而且能创作文艺节目，那就是在这段时间练出来的。
相对自由了，我便想起了《延河》编辑部的老师们来了。我想去看看他们。这时我也明白了，这场“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冲着他们来的，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顺便提一下：“文革”尚未开始之时，作协开了一次全省性的业余作者会议，我参加了。会议期间，王丕祥先生将我介绍给柳青、胡采、王汶石、杜鹏程、魏钢焰、李若冰等老作家。前辈们对我很器重，那位以《创业史》名重文坛的柳青先生竟当众夸我诗写得好，并惊叹道：“这还是个娃娃嘛！”
……
一天上午，我走到了省作协门口。
作协门前围了许多人，停了几辆大卡车。当我走到车前的时候，作协大院涌出一大帮人来。一群臂上戴着红袖章的人推着省作协的老作家们来到车前，吆喝着，呼喊着，责骂着，将这些老作家推上卡车。围观的群众很多，今天，我已经记不起车上都是谁了。但我清楚地记得：第一辆车上有王丕祥老师，脖子上挂着一个糊着白纸的大牌子，上面写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名字上还打了红“x”……
那一刻，我的心在战栗。不是怕，而是痛心！那老先生究竟有什么罪？堂堂一位主编，一位老作家（身后还有一群老作家）戴着高帽子，挂着大牌子，架到车上游街示众，数九寒天，丢老先生们的面子不说，冻坏了老先生身子不是造孽吗？
可是，我不敢拨开人群冲进去。一是我知道我没有力量救他们；二是揪斗他们、押他们游街的都是些业余作者，其中多数我认得。我若出面干涉，非扣我个“保皇派”的帽子不可，弄不好立马让我陪着他们游街示众！
悄悄地抹去眼角的泪，我悄悄地离开了人群……
我救不了那些对我钟爱有加的老前辈们，可我告诫自己：人，不能没良心！大批判也罢，小批判也罢，反正批作协的任何一个人，我都离远点。我也只能做到这一点。
市上有个群众组织叫“工农兵文艺造反总部”，其中多数人我都认识。他们先是驻扎在建国路省作协大院，后来，省作协和其他几个协会的人都集中在东木头市一个大院里，总部也迁到此处。有一次我从东木头市过，被总部的一位头儿叫住，拉到里面坐了一会儿。这位头儿过去和我关系不错，他劝我参加总部。我直言相告：不行。如果让我批判作协的人，面对面地站着，我说什么？如果王丕祥他们问我一句：咱们哪点对你不好？我又说什么？朋友没有勉强我，只说我“迂”。后来，总部的人又写了一首批判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的长诗，几乎全省有点影响的业余作者都署了名。总部派人找我签名。我推说，我又没参与写，签名不好，打发走了来人。
后来听说挨了整的老作家们被赶出了作协大院，集中在小南门外的省团校等待发落，我便去找他们。
刚进门，就见门房里走出一位老人。老人问我：“你找谁？”
我一眼就认出来了，是柳青！可没等我开口，老人却说话了：“噢，你是搪瓷厂写诗的那个娃娃呀！”
我激动地点点头，忙说：“刘老师，你还好吗……”
老人用目光扫视了前后，小声说：“别叫我老师，我是看大门的……”说着，伸手做了“进”的手势，低头踅回门房。
我呆呆地站在门口，心很疼，却手足无措……
在那个动荡而苦涩的岁月里，我没能帮那些有恩有情于我的前辈们任何忙。唯一使我聊以自慰的是：相信那些前辈们不会骂我：你小子的良心让狗吃了！
把“从文”比作“出道”，我可称“出门偏遇顶头风”。所幸我没被吹倒。2006年我在《西安晚报》发表纪念柳青先生的文章，深情告慰那位称我为“娃娃”的老人：“当年的娃娃还在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