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的年夜
那年，我15岁，刚刚跨进中学门槛。
过年是充满诱惑的日子，但那个年却没什么盼头：家里的锅都拿去投进炼钢炉了，而饥荒正如瘟疫般地在人间蔓延。许久已经不知白面馍馍是什么滋味了，还能指望吃上饺子么？年三十那天，我和几位要好的同学相约，晚上到鸡毛小店聚会，打上一夜扑克牌，别守在家里让馋虫搅得人心慌。
鸡毛小店离学校不远，这店新中国成立前是私人开的小旅馆，店主是我同学德德的爷爷，新中国成立后归了公，可德德和他的奶奶仍住在店里。过节了，小店里一个客人也没有。老奶奶临时掌管客房的钥匙。我们便央求老奶奶给我们在小店开了一间房子，圆我们过年的梦。
天一黑，我们便分别从自己家溜出来，溜进这鸡毛小店。
照老规矩，进门后各自奉献出所带的年货：王永成是一把葵花子；德德是两个点了红点的金银卷（玉米面和白面混在一起的花卷馍，那是他乡下的亲戚送给老奶奶的过年礼品）；安子的老爸是位准高干，过年时享受政府特需供应，所以他带的年货特别诱人，一把玻璃纸包着的水果糖和四只橘子；最拿不出手的是我，一把炒糊了的萝卜干。
我们的头儿德德将军似的下了道命令：“共产！”四条汉子就伸出八只爪子，对这些可怜的年货进行了“大围剿”。
老奶奶送来一壶开水。看到我们几个孩子那种贪婪的样儿，老奶奶先是笑，笑着笑着，老眼中便有泪珠儿滚落下来……
瓜子、花馍、萝卜干很快吃光了，狡猾的安子用手按住那把色彩闪烁的水果糖，说：“这不能吃。打牌，谁赢了发给谁一个。”大伙说：“行。”于是我们便打“对家”。那天我和德德打对家，手气特好，安子的水果糖多数都被我“收缴”了。我将战利品装进上衣口袋，却舍不得吃。我想带回几颗给我那苦命的老娘尝尝。娘已经被饥饿折磨出浮肿病了……
牌打到半夜，我们都感到没劲了。于是有人提议：咱们到八仙庵去逛一回。众人齐声响应。
天上飘着米粒似的雪，地上结着薄冰。四个少年走在空寥沉寂的大街上。老北风吹着尖厉的哨音，稀疏的灯火照着我们单薄而瑟缩的身影……从鸡毛小店到八仙庵，少说也在七八里地。可我们就这样一步一步地游了去。不时有人被路上的冰滑个“四蹄朝天”，众人伸手拉起，又继续前行……
八仙庵到了，神秘的庙院，森森的古柏，在这清冷的大年夜显得格外肃穆。据说往年这里香火缭绕，可此刻，庙门紧闭，没有一缕香火，没有一个人影，连神仙怕也是昏昏睡去了。
面对紧闭的庙门，我们黯然无语，隐隐觉得，这半夜的流浪，不值！
我们的头儿说话了：“见了神仙又能怎样？他能给我们端一盘饺子么？”
安子说：“我们对着庙门请个愿吧？求求神仙。老人们说，八仙庵的神灵着呢，求啥得啥。”
王永成说：“行，但要说实话，心诚则灵嘛！”
于是我们一齐跪倒在庙门前，德德发一声令：“来，一齐喊！”
四个少年异口同声地吼道：“饺子，羊肉馅的！”
年夜的风雪将我们的喊声传得很远、很远……
那时我们相信：庙里的神仙一定听到了！
挂坡
自幼生长于寒门，小时候，我曾挂过坡。
挂坡是什么？现在的孩子怕是很难理会的，可我上小学的时候，同学中没有不懂什么叫挂坡的。东郊有个长乐坡，长乐坡以北还有个十里铺，两处都有一里多长、倾斜45度以上的大坡。那年月，汽车极少，大量的短途运输主要靠架子车承担。如此大的坡，负重的架子车仅靠车夫一人是很难拉得上去的。于是，挂坡人便因地而生。挂坡人工具极简单，一条小拇指粗的麻绳，约两米长，一头系着一个粗铁丝弯成的钩，另一头挽一个套，有的还在绳中间和套上再缠上一些布条儿，以减轻自己的皮肉之苦。挂坡人站在坡的最下方，将绳子一半搭在自己肩上，带钩的一头攥在手里甩着、摇着，见到有拉货的架子车走来，便主动上前询问：挂不挂？车主一边擦汗，一边打量着前面陡峭的大坡，叹息一声，点点头。挂坡人一步上前，将钩子挂搭在车帮上，绳套搭在自己肩上，说声走，身子便折成90度，绳子便绷成一条硬铮铮的线。于是，车夫两手架住车把，挂坡人使足全身气力朝前拽，两个人的汗噗噗嗒嗒交替着洒落地下，载重的车子缓缓地驶向坡顶。挂坡人与车夫的合作就是爬坡，时间不长，但挂坡人知道自己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完成这短暂的合作，那绳子几乎从肩胛直勒进肉里。因为他们知道，只有两人合作，坡才爬得轻松，一个人使奸耍滑就有可能造成车子顺坡滑下的危险。另外，挂坡的人很多，车夫也会选择，这一次你合作不好，下回就不再请你，干晾着受太阳炙烤去吧！车到坡顶，自然就停了下来。车夫从被汗浸透的衣兜里掏出点零票，一般是一毛钱，或者再加三五分，递给挂坡人。挂坡人一笑，接钱在手，甩着那根绳子，大步朝坡下走去。
挂坡人的劳动神态很像河道上的纤夫。
那时我上小学五年级，也就是十二三岁。星期天，常和一帮相好的同学到东郊浐河玩水，而这两个大坡的起点正好是在浐河边，于是便看惯了挂坡人的劳动。问挂坡人一天能挣多少钱，一般回答是三四块钱。我们便很是羡慕了。因为他们一天挣的钱几乎相当于我们一个学期的学费呀！那时，每到开学临近，我那给人当保姆的娘就会为给我筹措这一点学费而四处告借。告借无门便暗自落泪。好几次都是直到报名结束时，学费尚未凑齐。好在我学业尚好，人又听话，老师便对我宽容了些，晚报名几天也就不追究了。我那几位同学家境也都和我差不多。看到挂坡能挣钱，我们几个便商量：咱也挂坡吧？我对这个提议最积极，热情最高。可那几位却不愿拉我“下水”，理由是你骨瘦如柴，拉不动；再说你是咱的秀才，秀才是不能干这苦差事的。最后经过反复磋商，达成个折中的协定：他们几个挂坡、我替他们看衣服，挣了钱交我统一保管，完了大家平分。这还颇有点“共产”的味道。
于是，假期里，我们在长乐坡开始了挂坡生涯。但生意不好，因为我们毕竟是一群发育尚未健全的孩子，车夫嫌我们没力气，不让我们挂。但我们不气馁，充分发挥我们的优势：嘴甜。开口就是伯伯、叔叔、大爷地叫。有些车夫心软了，唉，孩子们怪可怜的，来吧。慢慢的便有了生意，一天下来，每个人也能落个块儿八毛的。开始我是只管守营、收银，后来看到小伙伴们个个肩上磨出了血痕，手上勒出了口子，实在不忍再瓜分他们的“胜利果实”，死活要求实行轮流守营。大伙拗不过我，绳子也就有了转到我手里的时候。别看我身单力薄，干起活来却有股子“匪气”。我常常是一手接绳，一手便将小汗衫甩给同伴，光着膀子上阵。我知道自己力气不大，可我会把吃奶的劲都用上的。车夫大叔大伯看到我这股子玩命的劲头，也就无心计较我究竟为他减轻了多少负担了。到了坡顶，常常还会夸我两句：“这小子，猴子似的，还有劲，行！”
这样的活动我们坚持了将近十天。我们曾约好，谁都不许告诉家长，等开学时，不用家长掏学费，给老人们一个意外的惊喜。谁料，我们天天早出晚归，回家就成一摊泥似的躺下了，这种情形怎能不使老人们起疑心？经不住三审两问，个个都如实招了。娘撩开我的衣服，看着我肩上的血印条子，泪水潸然而下，哽咽着说：“娘再苦，也不能让你干这事了，你还是个孩子啊！”
几位小伙伴遭遇几乎一样，于是，我们挂坡的营生就此中止了。
一晃近40年过去了，虽然我如今也人模狗样混到了作家的队列里，也会常常处在受人尊敬的位置上，但我从不为我童年的凄凉而愧赧过。穷，并不丢人；出力挣钱，也不为耻。历史上有些帝王将相，不少也是出身乡野，可一旦成了显贵，便千方百计粉饰自己的过去，有的甚至会将当年与他一起拉棍要饭的伙伴暗中处死，好在人前标榜自己是天生龙种，出身豪门。真不是东西！
……
前年，几位老同学聚会，说起当年挂坡的事，大伙一阵笑，笑得流出了泪来。几位伙计有的当了厂长，有的成了老板，谁也没为那段历史有所忌讳，谈笑间，反倒有一种自豪，一种暖心的温情。
这阵子好了，公路几乎成了汽车的一统天下，再大的坡也难不住汽车。但是，架子车三轮车却没有被彻底淘汰。去年，报纸上忽然登出一条消息：西安出现都市纤夫。说的是东郊纺织城出现了挂坡的人，其中多数是民工，但也有不少是工厂工人，利用业余时间挂坡，收入颇好。
我为这些新生的城市纤夫敢于面对生活、面对现实的勇气而叫好。面对天天见涨的物价，面对日日加快的生活节奏，叹息有何用，抱怨有何益，挺起胸膛，用自己的劳动改变自己的困境；不偷不抢，不贪不占，不坑不骗，堂堂正正，磊磊落落，钱是汗珠儿落地摔八瓣挣来的，花着也硬气，比那些贪官高尚得多啦！
我的一次投机倒把生意
1960年，我上初一。那时我那当医生的大姐在西安东郊一个叫洪庆的小镇上工作。她们公司（建筑公司）在洪庆承建一个炮兵学校。星期天，我到洪庆找姐姐。姐姐的医务所里人来人往，我坐在那里听姐姐和病人们说话。这中间，一位工人的话撩起我的好奇。他说：炮校的小卖部里的东西比外面便宜。你看我抽的这烟，青鸟，城里是一毛九一盒，小卖部只卖一毛四。要是买一条捎到城里，一毛七八的卖给商店，准赚钱……
这话让我怦然心动。我想到我那给人家当保姆的老娘，一个月也不过挣人家十块钱的工钱。而每到我要缴学费时，娘总是向人挪借。我自己就不能干点赚钱的营生，为老娘减轻一点负担么？想到这里，我便悄悄地溜出医务所，转悠到了小卖部。
因为炮校尚未全部建成，也没有招生，这个小卖部只是为那些参与筹建的军人们服务的，所以门面很小，东西也不多，只有两名女售货员。我向她们打听价格，那“青鸟”牌香烟果然只卖一毛四。
我心中升起一股强烈的赚钱欲望。我跑回医务所，向姐姐借了十块钱，说了声，下午就还给你，便跑开了……
我合计了一下，十块钱可以买七条青鸟烟，还剩两毛，怎么办？这里离家三十多里，留到路上用吧。可到了小卖部，当售货员将七条烟和两毛钱递到我手里时，我却说，再买一盒吧！于是，我就只剩下六分钱了。六分钱，路上还可以买三杯茶喝哩。
可路上我竟连一杯茶也没买，骑着从同学那里借的自行车，顶着火辣辣的日头，一气蹬回到城里。到城里后我不敢回家，拎着这一大包香烟，娘非骂我不可。我到附近的小铺，问人家青鸟烟咋卖？店里人说，一毛九一盒。我说，我一毛八卖给你，要不？那时香烟在城里是紧俏货，店里人说：只要不是偷的，我们就要。有多少要多少。
生意顺利成交，一转手我就赚了二元八角四分钱！拿到钱后我激动得流泪了，我又想到了可怜的老娘……
我没有回家，我用二分钱买了一个煮熟的玉米棒，一边啃着一边上车。我要再跑一趟。我算着，来回六十里，天黑前能赶回来。自行车是借的，钱是挪用的，我得充分利用！
三十里路，心里提着劲，脚下就如生了风，下午三点，我再次赶到炮校。这一次我买了九条零两盒，买完后身上就一文不名了。
天不作美，在我返回的途中，忽然下起了瓢泼大雨！我赶忙脱下衫子，将烟包住，在路边的一个屋檐下躲了会雨。半小时后我又行驶在雨后的斜阳中了。
那天我来来回回，骑车奔波了一百多里，共赚了六块五毛二分钱。除去买那根熟玉米，净落六块五毛钱，够我一个学期的课本费了！
晚上回到家，我把这趟生意给娘学说了一遍，把所有的钱都给了老娘。娘没顾上数钱，却撩起我的裤腿，看着我那又瘦又干的小腿肿得像个面包，便流着泪说：三呀，你咋能这么干呢……
不过，我很为这番壮举而自豪，我长大了，能为娘分点忧了！
不久，我听人说，这叫“投机倒把”，是犯法的，顿时便吓出一身冷汗来！
以后，我再也没敢干这号事，连说也没敢向别人说过。
一记耳光
我从小就是个很听话的孩子。
我从不干什么调皮捣蛋、偷鸡摸狗的事；加之，我又是家中的老小，娘和哥哥姐姐们都很疼爱我，记忆中，没有谁给过我难堪。
可我至今清清楚楚地记得，我挨过一记耳光，并且是最疼我、最爱我的老娘打的。
为啥打我？为看戏。
自小与戏有缘，自小我就成了个戏迷。
身上只要有两毛钱，我就要买个站票去看戏；只要有同学说可以带我进戏园子，我就跟人家走。秦腔、豫剧、评剧、京剧，啥戏都看，当然，最迷恋的还是秦腔。娘并不反对我看戏，但却常常提醒我：别耽搁了功课。
那是我在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一天晚上，我又钻进了易俗社。那晚是刘毓中老先生主演的《火烧连营》。
戏很长，散场已是深更半夜了。当我走出剧场，见天地间是白花花的一片。下雪了，风搅雪花漫天飞舞。
好冷！我将头缩在衣领里，匆匆往家赶，路上还摔了几个“屁股蹾儿”。
家是在一个单位的家属院，那时的单位家属院基本上都是单位租的居民院落。不过，有单位安排的门房。我们家的那个院子，看门的是位七十岁上下的老大爷。
我诚惶诚恐地敲响了那两扇黑漆大门。
可能是风雪声太大，老大爷没有听见敲门声，门半晌没开。
我只好使劲擂门。
门终于开了，却见那老大爷光膀子披一件棉袄，下身只穿着一条大裤衩子。我慌忙闪身溜进门，很抱歉地对大爷说：“您走吧，我来关门。”话未落音，娘已经走到我跟前，一言未发，扬手就给了我一个响亮的耳刮子……
这是我平生挨过的唯一的一记耳光！
我接受不了，回到屋里，就低声哭泣，哭得好伤心。
娘余怒未息，狠狠地说：你还哭，你还有理了？这么大的雪，这么冷的天，你让你大爷半夜三更给你开门，作孽啊！
我知道自己理亏，可又不愿认错。不但不认错，反而耍起了牛脾气，跺跺脚便冲出屋门，在屋檐下拉了一条盖冬储菜的草帘子，直接冲进了单位放乒乓球案子的那间大房子。我把草帘子铺在乒乓球案子下面的水泥地上，身子钻进去后连铺带盖，小狗似的蜷曲着，硬是撑到了天明……
我总是记住那一耳光，为看戏而挨的唯一的一记耳光。我知道娘最疼我，可当着外人面扇我，真让我丢脸！
直到后来长大了，懂得了一些人情世故了，我才恍然悟出：那一耳光是打给那位大爷看的，是向老大爷表示一种歉意，一种愧疚。
可是，人一旦迷恋上什么，是“记吃不记打”的。
我并没有就此改掉爱看戏的习惯。
大约是1960年，我上初中一年级。省上举办了一次西北五省戏剧名演员大会演，地点在人民剧院。那可真是名角云集，好戏连台。
我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每天晚上，都要千方百计地钻进剧院。会演结束前，西北五省名流联袂演出《大回荆州》，连演三场，我是场场不漏。
偏巧那一阵子正是期末考试。
成绩单发下来了，我大惊失色，四门不及格，要留级！
学校给了我机会，我参加了补考。结果，还有三门不及格，还得留级。
那时，我在学校已小有名气了，老师们不忍心让我留级，破例又让我补考了一次，结果仍不乐观。不过，我没留级。因为，数学老师在我那份只有58分的补考卷上写了一行字：卷面整洁，加两分。我知道那是老师有意拉扯我呢！
我觉得，这又是一次耳光，无声的耳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