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始终把祭祀视作最重要的国家大政。
《左传·成公十三年》记载，成肃公参与集诸侯军伐秦，“受脤于社，不敬”，刘子就此发表了如下的议论：
吾闻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也。能者养以之福，不能者败以取祸。是故君子勤礼，小人尽力。勤礼莫如致敬，尽力莫如敦笃。敬在养神，笃在守业。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膰，戎有受脤，神之大节也。今成子惰，弃其命矣，其不反乎。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于是成为人所共知的点明中国古代政治重心的名言。祭祀列于首位，而“戎”这种军事行动之前又有祭社的仪式，也就是所谓“受脤于社”，祭毕，以社肉颁赐诸人，谓之“受脤”。执膰与受脤，都是“神之大节”。也就是说，通过这样的仪式，取得与神相交接的心理效应。
古有五礼——吉、凶、军、宾、嘉，又以祭为重。丧属凶礼。丧祭有一定关联。祭则属吉礼，列于五礼之首。古祭礼范围较宽，除祭祖外，还祭天地、社稷、神祇、山川、日月等等，先古圣贤有时也列入国祭对象。《论语·尧曰》说，“所重：民食，丧，祭。”《礼记·经解》：“丧祭之礼废，则臣子之恩薄；臣子之恩薄，则背死亡生者众矣。”祭礼，构成传统政治的一种基础。君主不重祭祀，就丧失了作为统治者的资格。汤征葛，武王伐纣，都曾提出这条罪状。
早期国家的政权组织，据说官职设置，仅足以应付祭祀事务而已。当时，祭祀几乎是行政机关的专务，国家的祭祀功能与行政功能曾实现完全的整合。也就是展禽所谓“夫祀，国之大节也；而节，政之所成也”，祀以成政，二者几不可分。展禽，春秋时鲁臣，也就是著名的柳下惠。有一次，一只“举头高八尺”的被称为“爰居”的大海鸟落在鲁国东门之外，停栖三日，当时主持政务的臧文仲以为神异，“使国人祭之”。展禽批评臧文仲的做法，说了上面这段话。《国语·鲁语上》记录的展禽当时谈祭政关系的政论，还涉及祭祀对象的限定：
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扞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
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舜勤民事而野死，伕鄣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伕之功，契为司徒而民辑，冥勤其官而水死，汤以宽治民而除其邪，稷勤百谷而山死，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之秽。故有虞氏伋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伕或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伋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能帅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帅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也，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凡伋、郊、祖、宗、报，此五者国之典祀也。
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为明质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泽，所以出财用也。非是不在祀典。
今海鸟至，己不知而祀之，以为国典，难以为仁且智矣。
对鸟的迷信，表现出远古东夷族图腾崇拜的心理遗存。所以可以说，关于爰居之祭的论争，透露出周文化祭祀观念与远古东夷族祭祀观念的矛盾。论争最终以臧文仲公开承认“信吾过也”结束，周人正统的所谓“无功而祀之，非仁也”的祭祀观念占了上风。
以政功受祀，尤其可以说明祭祀与政治之间的关系。
违反官方正统祭祀制度，即不合礼制的祭祀，称作淫祀。《礼记·曲礼下》：“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中国古代历朝都有排斥淫祀的运动，以求祭权专一。即使如此，凡“太祝常主，以岁时奉祠之”的祠庙依然十分繁杂。秦始皇时代，仅雍地，就“有日、月、参、辰、南北斗、荧惑、太白、岁星、填星、〔辰星〕、二十八宿、风伯、雨师、四海、九臣、十四臣、诸布、诸严、诸逑之属，百有余庙。”秦文化发祥之地“西亦有数十祠”。又有四畤、西畤、畦畤、陈宝祠及山川之神等等，秦故地祀所，或可多达200余处。汉并天下，刘邦宣布：“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诸神当祠者，各以其时礼祠之如故。”全面继承了秦时祭祀制度，此后，历代又多有增设。
然而，历代帝王都不惮烦扰，特别注重祭祀活动的作用。他们认为，“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就连秦皇汉武这样好大喜功的帝王，也不远千里，往复奔走于东西各祭祀圣地之间。而历代昏庸之君，也绝不轻易放弃主持祭祀的权力。《三国志·蜀书·后主传》注引《魏略》记载，蜀汉后主刘禅以诸葛亮为丞相，“委以诸事，谓亮曰：政由葛氏，祭则寡人。”全部政务都可以委托他人办理，然而却绝不轻予祭祀之权。按照汉代政治家的认识，祭祀之事在帝王治业中是最为重要，必须“尽心极虑”认真对待的，即所谓：
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于郊祀，故圣王尽心极虑以建其制。
祭祀制度于是成为政治制度中至为重要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