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西夏文化教育及秘书培养考核制度
西夏在其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背景下之所以能够立国、发展，并能够与宋、辽鼎立达200%年之久，其主要原因之一是西夏重视人才、重视教育，当然秘书教育也是其中的一部分。从目前幸存下来的非常有限的西夏文献资料可知，随着西夏国的不断发展，有关秘书的培养、考核、选拔、派设制度在借鉴吸收中原王朝各项制度的基础上，创造出一套符合西夏国民族特色的秘书工作制度（及其他职官制度），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也逐渐地健全和完善起来，形成了体系。因此，研究西夏国秘书官吏的培养、考核、选拔、派设制度，对于更进一步了解和把握西夏国管理体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创建学校
从有关西夏汉文史籍可知，西夏为培养官员（包括秘书人才），元昊在公元1033年就开始创建学校。后来，他又根据当时国内外斗争形势的需要，采取野利仁荣的“以兵马为先务”“严以刑赏”“教民以功利”的意见，确立尚武重法的立国方针，在确立该方针的同时，采取了一条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文化政策，从而形成颇具特色的西夏文化。经西夏各朝统治者“以儒治国”，大力提倡尊孔读经，发展科举，兴学育才，各类教育文化机构迅速发展，日臻完善。西夏国所设学校具体如下：
1.蕃学显道二年（公元1033年），元昊摹仿宋朝建立了一套官制。据《宋史·夏国传》载：“其官分文武班，曰中书、曰枢密、曰三司……曰蕃学、曰汉学。”这里的“蕃学”和“汉学”就是指学习文化、培养官吏的教育机关，尤其以培养文官为主。
2.国学这里的国学就是汉学。夏崇宗乾顺贞观元年（公元1101年），采取御史中丞的谏言，“命于蕃学外特建国学，置教授，设弟子员三百，立养贤务以廪食之”。国学是乾顺时转变教育机制、培养秘书人才的又一重大举措，对西夏后期的教育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3.学校人庆元年（公元1144年），夏仁宗为了扩大教育范围和规模，提高西夏民族的整体文化水平，下令在全国设立一种教育机关，即学校，“国中增弟子员三千人”，是崇宗时期“设弟子员三百”的10倍。这是西夏建立普及教育的学校的开始。
4.小学人庆元年（公元1144年），仁孝“复立小学于禁中”，专设教授来教授宗室子弟。
5.太学公元1145年7月，仁孝“初立太学，国主亲视之”。第二年尊儒学先师孔子为“文宣帝”，且“令州郡悉立庙祀，殿庭宏敞，并如帝制”。
从目前所见汉文史籍可知，西夏国还设置了专门管理这些学校的机构，如主管天文的“司天监”，主管历法的“大恒历院”，主管史书编撰的“翰林学士院”以及主管印刷的“刻字司”。
二、确定培养对象和内容
西夏建国前元昊所设立蕃、汉学院，是用于学习文化、培养官吏的部门，也是党项族历史上首次设立的培养官员的学校。在这两个部门中，元昊特别偏重“蕃学”，规定“于蕃、汉官僚子弟内选俊秀者入学教之”，这样，明确了进入蕃学接受教育的对象，也明确了西夏国培养人才的目标，一般人及其子弟是没有资格进入蕃学的。元昊建蕃学，其目的很明确，就是“思以胡礼蕃书抗衡中国”。在蕃学里，学习的主要内容是学习蕃字，学习宋朝培养选拔官吏、“科目取士”的方法，从而培养了一批懂蕃字、有勇有谋的官员，选派到各州县当职，这些官员一方面大力推行蕃字，一方面利用所学蕃字，书写和翻译汉文史籍，如《孝经》《尔雅》《四言杂字》等。作为开国皇帝的元昊，他创制文字，建立蕃学，是从其政治目的出发，用以显示党项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巩固封建王朝统治、扩大皇权。
夏崇宗乾顺时期，不但更加重视教育，而且对教育进行了一些成功的尝试。建立汉学，使教育更符合当时统治者的意图和需要。史载乾顺时一些有识之士对元昊立国以来较为轻视汉学，感到非常忧虑，“士皆尚气矜，鲜廉耻，甘罹文网，乾顺患之。”于是，众臣愤愤不平，纷纷上奏，尤以御史中丞薛元礼为代表，他引经据典，论古说今，指出了建立蕃学的弊病，主张以儒治国，建议兴办国学，“士人之行，莫大乎孝廉。经国之模，莫重于儒学。昔元魏开基，周、齐继位，无不尊行儒教，崇尚《诗》、《书》。盖西北之遗风，不可以立教化也……今承平日久，而士不兴行，良由文教不明，汉学不重，则民乐贪玩之习，士无砥砺之心。董子所谓‘不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可得乎？”乾顺听后，甚是满意，于是在夏贞观元年（公元1101年）八月“命于蕃学外特建国学，置教授，设弟子员三百，立养贤务以廪食之”。这里的“国学”就是“汉学”，其学习或教授的主要内容是儒家文化，培养的目标是从地主阶级中吸收和培养官僚人员。另外，对擅长文学者特别优待。国学培养了大批适应西夏国发展需要的人才，正如史籍所言：“夏自元昊制蕃书、立蕃学，变本而加厉之，数世以来，未之改也。乾顺听元礼之言，建学崇儒，设弟子员以储人材，立养贤务以给廪饩，有其举之莫敢废也，较谅诈之用汉礼、求赐书，不更有进耶？”这说明乾顺时期对教育及其政策的重大改革，对西夏以后各代文教的发展和繁荣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夏仁宗仁孝时期，是西夏经济、文化教育发展的高峰期。仁宗为了兴学育才，在人庆元年（公元1144年）六月“令州县各立学校”，“国中增弟子员至三千人”，学校的设置已延伸到各州县，并且学员人数也猛增至3000人，教学的对象由官僚子弟扩展到低级官员和庶人子弟之中。同年，又在皇宫中设立小学，专门招收和培养宗室子弟，有教授专门负责教授宗室子孙。对受教育的对象从年龄上进行了严格规定：“凡宗室子孙七岁到十五岁皆得入学。设教授，仁孝与后罔氏亦时为条教训导之。”这项规定保证了受教育对象从小就可学习西夏文化和中原文化。在人庆二年（公元1145年）七月，“立大汉太学，仁孝亲释奠，赐于有差”。太学在仁孝时期，地位较高，所学内容在纵向和横向上都有了扩展，不仅学习西夏文化，而且更注重吸收未来文化，特别是中原文化，从而为西夏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人才，所以史书称“养士莫大于太学，太学者，人材之系，教化之原也。故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可得也”。从太学出来的子弟，都给予了奖赏并量才授予一定的差事，勉其为西夏国效力。总之，到了仁孝时期，西夏文化教育的发展，其速度之快，规模、范围之大都是空前的，教育体制及层次也比较完备，培养了一批如翰林学士焦景颜、王佥、王师信、杨彦敬等西夏国的重臣和有成就的一代儒学大师。其中如蕃汉教授斡道冲最后官居宰相之位，成为西夏皇帝的重要谋士。这正如西夏文字学家骨勒茂才所言：“今时人者，蕃、汉语言，可以俱备，不学蕃言，则岂和蕃人之众；不会汉语，则岂入汉人之数！蕃有智者，汉人不敬，汉有贤士，蕃人不崇。若此者由语言不通故也。”可见汉文化在西夏的影响和渗透程度了。
三、建立健全秘书考核制度
西夏国历代统治者为了加强和督促秘书官员能够积极主动地为主官特别是西夏最高统治者服务，制定了对秘书官员的奖勤罚懒、奖优罚劣的考核制度。
1.建立考核秘书官员在内的机构。西夏虽然说是僻处朔方一隅，但却和宋、辽、金抗衡约200年。一个小小西陲党项族，何以能生存、发展以至最后和中原王朝对峙呢？笔者认为，原因之一就是作为西夏国家上层建筑的官制的设置及其对官员的督促管理和考核是完善的、严格的，故而大多西夏国蕃汉官员都能够忠贞不贰地为其国家政权服务，从而加快了西夏的发展，巩固了西夏皇权的统治。
西夏的官制是如何设置的呢？从史料记载来看，西夏在建立官制时，借鉴吸收了中原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先进经验，使其更高效、高能地为西夏政权服务，正如宋朝官员富弼所言，西夏是“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属，行中国法令”。在元昊称帝之前，仿照中原王朝的体制建立了较为庞大的职官体系：中央官制分文武班，“曰中书，曰枢密，曰三司，曰御史台，曰开封府，曰翊卫司，曰官计司，曰受纳司，曰农田司，曰群牧司，曰飞龙院，曰磨勘司，曰文思院，曰蕃学，曰汉学”。有关机构的具体职能是：中书省是“掌进拟庶务，宣奉命令，属有侍郎、散骑常侍、谏议大夫、舍人、司谏等官。曰枢密，掌军国兵防边备，与中书对持文武二柄，属有枢密、同知、副使、佥书、承制等官。……曰磨勘司，司选叙磨勘、资任考课……”在西夏地方上，分别设置州、县，州设刺史、通判，县设县令。
西夏国因“其制多与宋同”，故西夏国中央所设官职中的磨勘司，从其职掌来看，主要是对西夏官员进行选叙、磨勘、资任、考课等，然后确定官吏的考铨升降。所以西夏的磨勘司是专门负责从京师到地方各类官吏的考绩与迁转磨堪的机构。元昊立国后，为了使国家机器能够正常运转，以适应刚刚建立的封建生产关系，在公元1039年9月再次对他亲手建立的官制进行了一次改革，“元昊以中书不能统理庶务，仿宋制置尚书令，考百官庶府之事而会决之。又改宋二十四司为十六司，分理六曹，于是官制渐备”。可见，尚书省也负责包括秘书官员吏在内的全国官员的考核。需要说明的是，查考《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和《宋史·夏国传》等史籍，并未找到尚书省这一机构，所以疑是元昊立国之初为防止中书省独揽大权而设置的一个过渡性机构。由此可知，西夏考核官吏（秘书官吏在内）的仍是磨勘司，并按照程序将考核结果及升降意见提交中书、枢密审核备案。
2.西夏秘书官吏考核的有关规定。西夏有完备的政治制度，从西夏中央到地方州县，都设有健全、系统的行政和军事机构。西夏国为了加速其发展，巩固其统治，借鉴中原王朝管理官吏的制度，制定了一系列管理西夏官吏的措施和规定，其中包括秘书官吏在内的西夏官吏的考核制度就是有代表性的措施之一。
其一，西夏秘书官吏考核的期限规定。西夏为了考核秘书的业绩，提拔任用有能之士，对秘书官吏的考核期限作出了明确规定：“每年畿内三月一日，中地四月一日，边地六月一日等三种日期当年年交簿。按所属顺由监军司人自己地方交纳籍者，年年依时日缚系自囗。”这就是说，西夏国每年对官吏考核一次，程序是限期逐级由监军司检纳军籍簿，对各司官吏进行磨勘，并将每次磨勘的情况一一记录在案，特别是奖惩情况。这种每年一度的考核可认为是“小考”。还规定诸司官吏任职期限为三年，三年任职到期后，“诸司大小任职三年完毕，续转与否，依以下所定实行”。其下又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三年已满当续转”者；第二种是“三年毕不再续囗”者；第三种是“三年完毕应不应续转，依时节奏报实行”。由此可清楚地看出，西夏考核秘书官吏，每三年还要进行一次大规模、全方位的考核，包括秘书官吏的德、能等，这种三年一次的考核可称为“大考”。“大考”由中央机构磨勘司具体负责实施，大考是决定官吏能否升迁的一次很重要的机会，所以西夏律令规定，磨勘司“位中等司而职掌上司之责”。
其二，西夏秘书官吏考核的内容及有关规定。从《天盛律令》和其他汉文资料可知，西夏的中书令、枢密使、御史中丞等西夏中央主要官吏通常都跟随在皇帝身边，其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关乎皇帝的决策及权衡取舍，因此其工作本身就带有明显的“秘书”色彩，故这些官吏可称为皇帝的“高参”，如野利仁荣、张元、斡道冲等，这些官吏在其“高参”的位置上为西夏的扩展、巩固和强大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难怪野利仁荣死后，元昊“三临其丧，恸曰：‘何夺我股肱之速也’”。中央一级的专职秘书官吏主要有翰林学士和各司文书官等，如史载元昊称帝后任命“杨守素、钟鼎臣、嵬名聿荣、张延寿为官计、受纳诸司，主文书”。又史载，西夏“立翰林学士院，以焦景颜、王佥为学士，修《实录》”，翰林学士、主文书官的职责是以秘书文书工作为主，他们专为西夏王朝编史修律、制诰撰文等。此外，还有一类官卑秩微的都案、案头、吏员等，他们遍及西夏各机构，而且也有一定的选派条件和规定，如西夏有关律令载：“中书、枢密、经略司，次、中、下、末等司都案官，遣干练、晓文字、知法律、善解之人，其遣法依以下而定，奏而遣之。”这是西夏中央各司所派都案官的规定。西夏地方政府都案官的派遣是：“前述诸司都案、案头数除已明定之外，司吏以及诸堡、城、军、寨、转运司、工院、经治寺、行宫三司、县、末等司等都案、案头、司吏者，当以职阶计，限量遣之。”即都案数多者为14员（枢密），少者1员；案头多者60员（殿前司），少者2员。由此而知，西夏国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衙署中都派有一定数量的都案、案头、司吏，应该说这些官吏才是西夏严格意义上的秘书人员。
西夏秘书考核的内容由上所述可概括为德、行两方面。德的内容主要包括秘书官吏的道德品质和对西夏统治者的忠诚。行的内容主要包括秘书官吏的办事才能。
德、行的内容根据西夏法律，“中书、枢密、经略司，次、中、下、末等司都案官，遣干练、晓文字、知法律、善解之人，其遣法依以下而定，奏而遣之”，“中书、枢密诸司等应遣案头者，属司司吏中旧任职、晓文字、堪使人、晓事业、人有名者，依平级法量其业，奏报而遣为案头”。依此可概括为以下七个方面：
第一，“晓文字”。既要求秘书官吏能够按照上司的意图，熟练地、及时准确地撰写各种文书；起草的文书既要符合西夏国法律，又能准确反映客观事实；措施得力，便于操作；文风生动活泼，而且说理深刻，文辞优美，真正发挥西夏国文字秘书的作用。
第二，“知律法”，即法律专家。熟练掌握西夏国及其周边国家的法律和规定，在上司处理事务或进行决策时，能够准确提供法律依据，并献计献策，参议朝政得失，起到参谋、咨询的作用，这就是西夏国参谋型的秘书官吏。
第三，“干练”。既秘书官吏在办事过程中要果敢、利落、练达、稳重，处理日常事务或突发性事件时要准确及时，不出差错，如传递奏章、诏书或其他文书时，都能得到上司的赏识，这就是西夏国的事务秘书官吏。
第四，“善解”人意。即处事待人和善，有礼节；对上司忠心耿耿，能想上司所想、急上司所急，能换位思考；在大事大非问题上有主见，且不泄密。
第五，“堪使人”。即有组织协调能力，能调动属下主动办事，做到人尽其才，避免人浮于事。
第六，“晓事业”。即精通各司职责，办事准确无误。
第七，“人有名”，即业绩卓著，受到上司赏识，得到公众称赞。
总之，西夏国秘书官吏考核的内容及有关规定是全方位的，这里限于材料只就史籍中记载的方面进行阐述。
其三，西夏秘书官吏考核的程序及奖惩规定。西夏国考核秘书官吏的程序是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执行的，即每年进行一次小规模的考核，每三年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考核。考核期限内，京师、边地等分别进行，如边地，先“按所属顺由监军司人自己地方交纳簿者，年年依时日相互缚系自囗”。由当地监军司或局分处根据上司的规定，逐级考核辖区内的秘书官吏。考核时由监军司或局分处按照本司内职责分工的不同，选择熟悉本职工作的主簿、司吏去查核校验，为避免出现失误，必须依类派遣主簿、司吏，而且主簿、司吏的配备也要精心选拔。因此，西夏律令规定：“各部主簿者应将实在主簿、司吏依类分遣各地，各种类勿相杂混，不允使不称职者任主簿。”这样的考核才能既副其名，又印其实。考核前，每个所派主簿等“应先备籍册”，并将所备的表格、文件等材料“经军首领囗用印”，考核才能生效。尔后“当派主监者使集中出检，与告状当囗来交纳。”这就非常明确地提出，考核时主监、主簿要集中在一起，一一校验被考核者的材料，并且将考核查验的情况一一记录在案，整理之后，再交由当地监军司或局分处大人进行查验，一一核校，对每一官吏的优劣作出的结论，再定出本司或本局分处官吏的等第，然后根据隶属经略司或不隶属经略之京师界分别报送各自所管处，最后由隶属经略或京师所管处将所考核官吏的材料全部移交磨勘司，由磨勘司具体考核秘书官吏的德、行。
磨勘司在规定的时间考核完毕，将秘书官吏每年的德、行“当入升册”，并确定出官吏的升、降、贬、调的意见，他文、武班交由中书省、枢密院审核备案。当然，磨勘司在磨勘过程中，要秉公执法，杜绝徇私舞弊之现象。若磨勘司在磨勘中发现经略或京师局分处在考核官吏时，有以权谋私，徇私行贿，隐瞒事实真相者时，要根据律令提出处理措施，如“若有遭降官、罚马，不引送中书、枢密，或已引送而不入升册，后推寻时未仔细推寻，无受贿徇情”时，参与官吏考核的各司及局分处大小官吏都要有官罚交马一匹，庶人打十三杖。如若各司及各局分处故意不引送或已引送而不入升册，“求官赏赐者未告职管处，未索官赏”时，局分处或各司参与官吏考核的大小官吏，都要“徒三个月”。至于有其他各种徇私舞弊情形者，也要追究不同责任，这样才能保证官吏考核的质量，达到考核的目的。
通过上述程序的考核以及考核所定等级，根据磨勘司具体的“选叙、磨勘、资任、考课等”，给“诸司任职位人三年完毕，无住滞，不误入轻杂，则中书、枢密、经略等别计官赏，其余依次赐次、中、下、末等人得官赏”。具体奖赏规定如下：次等司包括秘书官吏官升一级，奖大锦一匹，银十五两，绢十段，茶十坨；中等司官升一级，奖大锦一匹，银十两，绢三段，茶四坨；下等司官升一级，奖杂花锦一匹，银七两，绢二段，茶三坨；末等司官升一级，奖紧丝一匹，银五两，绢二段，茶二坨。这只是上等司以下的四等官吏的奖赏，那么对上等司中的秘书官吏是按照什么标准来奖赏的呢？根据西夏法律规定：“中书、枢密都案依下等司正法则得官赏。”即可推知，就是官升一级，杂花锦一匹，银七两，绢二段，茶三坨。
若三年中有住滞，并记入升册者，要有相应的处罚，处罚视各司官吏三年中受罚次数的多少和轻重来定，即在三年中如果受到降一级官者，“官赏皆囗”；如果只遭到罚马，那么按罚马次数多少来定，只罚一次马的官吏可以得官赏，但不得钱物赏赐；罚马二次的官吏不得官赏，但可以获得应奖赏钱物的一半；罚马三次者，既不得官赏也不得钱物赏。奖惩表册必须如实交中书、枢密备案。这样赏罚分明，使西夏官吏都能为西夏国而尽其力，故史书载：“元昊计数黠，赏罚明，蕃部受约束者无不尽力为用。”
从上可知，西夏国对秘书官吏的考核，不论边地或京师基本上是采取下司逐层向上司直到中央的磨堪司汇报、反映，而上司逐层进行审核，层层把关，最后由磨堪司做出考铨升降的决定报中书省、枢密院审核备案。
四、选拔秘书官吏制度
“夏州自五代后不列职方，其官属非世族相传即幕府迁擢，尚无科目取士之法。”所以，选拔秘书官吏制度主要开始于元昊时期。很明显，西夏开国皇帝元昊，创制文字，建立和重视蕃学，其目的就是在外缘关系上显示他的民族独立性，加强以党项羌族为主的内部统一，巩固西夏国的统治，扩大皇权。因此，在选拔秘书时，有比较严厉的措施，即建立由专门机构培养人才的蕃学，选派最有学问的重臣野利仁荣去教授，并负责日常工作。培养达到合格者，“俟习学成效，出题试问，观其所对精通，所书端正，量授官职”。后来为了满足西夏用人之需求，元昊“并令诸州各置蕃学，设教授训之”，所以史书载，“自曩霄创建蕃学，国中由蕃学进者诸州数百人”，因而御史中丞薛元礼说：“景宗以神武建号，制蕃字以为程文，立蕃学以造人士，缘时正需才，故就其所长以收其用。”这是西夏正式选拔官吏（包括秘书官吏）之始。
乾顺时于蕃学之外又设国学（汉学），同时设立“养贤务”负责国学之事务。主要从地主阶级中吸收和培养官僚人员，以作国家遣用。且规定“选人以资格进”，即按照资格大小来任用官吏。还照顾到了特权阶层，即规定“凡宗族、世家、议功、议亲，俱加蕃汉一等。工文学者，尤以不次擢。”这是一种“恩荫察举性质”的推荐人员任用官职的制度。如西夏宗室子仁忠、仁礼，“及长，俱通蕃、汉字，有才思，善歌咏。始任秘书监；继擢仁忠为礼部郎中，仁礼河南转运使；至是，二人自陈先世功，乃晋爵”。又在夏元德二年（公元1120年）冬十一月，“封宗室子仁忠为濮王，仁礼为舒王”，这是乾顺时选拔官吏、任用人才的一种特殊制度。
仁孝时期，在选拔官吏上，采取一项重大举措：仿宋进行科举取士。夏人庆四年（公元1147年）秋八月，“策举人。立唱名法，复设童子科。于是，取士日甚”。这是自元昊建蕃学以来，对中原王朝科举制度的进一步借鉴和学习。仁宗时期的科举取士已大大刺激了西夏文化的发展，使西夏儒学进入了一个空前昌盛的时期。科举取士，设立童子科，使大量真正有才学的人才脱颖而出，如斡道冲，经科举进入仕途，位居宰相10余年。科举取士，为西夏以后选官制度奠定了基础。
仁宗之后历朝也都仿科举取士之制，选拔了一些重臣，如西夏第八代皇帝遵顼是典型的科举出身，夏天庆十年（公元1203年）三月“策士，赐宗室遵顼进士及第。遵顼，齐王彦忠子。彦忠材器英敏，善骑射，饶武略，遇事敢为。”“遵顼端重明粹，少力学，长博通群书，工隶篆。纯佑廷试进士，唱名第一，令嗣齐王爵，未几擢大都督府主。”西夏神宗时，依然采用科举取士，选拔一些优秀的人才，成为西夏国的栋梁，如吏部尚书权鼎雄，是天庆中举进士，“鼎雄，凉州人，天庆中举进士，以文学名授翰林学士”。科举取士一直延续到西夏国的灭亡，如夏献宗乾定三年（公元1225年）的名臣高智耀，“三月，策士，赐高智耀等进士及第”，由此可看出，夏末时采用科举取士的数量也是比较多的，并非高智耀一人。
五、秘书官吏派设制度
在《天盛律令》卷10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西夏政府机构中各职司应派设的都案、案头数额，它规定上等“中书七，枢密十四谍案”；次等司的殿前司十都案；中兴府、三司各八都案；御史、大都督府、西凉府、内宿司各六都案；宣徽、皇城司、匦匣司、阁门司各六都案；御庖厨司三都案。其余各等职司也都各有数量不等的固定的都案。值得提出的是在中等司中有20个职司各派刺史1名，同时每个刺史处各派都案1名。另外，诸司遣案头次第也有详细的规定，且数量相对都案来说要庞大一些。规定上等中书派遣四十二案头、枢密派遣四十八案头；次等司的殿前司共六十案头；中兴府二十六案头；御史二十二案头；三司二十案头；宣徽九案头；内宿司十四案头；皇城司十八案头；匦匣司十案头；大都督府、西凉府、御庖厨司、府夷州、中府州等各派遣六案头；阁门司四案头；出家、道士二功德司各派遣二案头。其余各等职司也同样都派有固定的案头。
西夏的都案、案头（秘书官吏）通过定期考绩之后，以其才能、业绩而迁转。其遣法根据不同等次的具体要求而定，其遣法在《天盛律令》卷10《司序行文门》中有详细规定。明确指出都案的派遣法是：中书、枢密等遣都案者，当于本司正案头及经略、次等司正都案等中派遣。而经略、次、中、下、末五等司应遣都案者，当量其业，依本司所属军马、公事、钱谷等事务多少，当派遣晓业者，具体派遣法是：经略使处都案者，于中书、枢密正案头及次等司都案、经略本司正案头等中派遣；次等司都案者，于中书、枢密、经略使司正案头、中等司正都案、本司正案头等中派遣；中等司都案者，于次等司正案头派正都案及权案头，中书、枢密司吏等派权都案等。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彼权案头及司吏等于所遣都案处依律令3年毕续转时，称职而无住滞时，才能根据是否有额处而遣往平级司中任正都案及下属司中任案头等；下等司都案的派遣，于中等司正案头、中书、枢密司吏等派正都案及中等司权案头、次等司司吏等派遣权都案；末等司都案的派遣，于下等司、本司等正案头、次等司司吏等派正都案及权案头，也可在中等司司吏中选择派遣权都案。
案头的派遣法与都案的派遣相比，程序稍稍简单一些，如中书、枢密诸司派遣案头时，一般应在属司司吏中选择旧任职、晓文字、堪使人、晓事业、人有名者，依平级法量其业，奏报上一级等司核批之后遣为案头，但必须以职阶计，限量遣之。与此同时，又特别强调地边随正副将都案的选派，应该在次等司都案及及中书、枢密案头等胜任晓事中权遣，等任务完成之后仍然可回到原所属司内当职，属暂借用人之制。总之，西夏派遣秘书官吏，有一个一般规律，即上一等的都案，可为下一等的承旨，上一等的案头可为下一等的都案，上一等的司吏可为下一等的权案头，司吏根据绩效大小可平级调动。秘书官吏的派遣，依据不同的等次要向上级职司报批或备案。
西夏培养、考核、选拔、派设秘书官吏是由最初元昊所建蕃学开始的，这种选官用人之制已基本上具备了后来的科举取士的性质，到乾顺建“国学”，专以儒家文化培养人才，这才为西夏中后期实行科举取士的用人之制创造了先决条件，奠定了基础。仁孝之后基本上以科举取士选拔官吏，不管蕃汉及宗室子弟，都必须通过科举进入仕途，为西夏国所用。总体来说，通过科举取士，为西夏国选拔了一批重要的秘书官吏，他们都为西夏国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由此可以看出，西夏国培养、考核、选拔、派设秘书官吏的制度是严格而完备的，所以研究西夏国秘书培养、考核、选拔、派设制度，从中汲取精华，剔除糟粕，对我们今天选拔秘书仍然是有裨益的。
（原载《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