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22日，陕北洛川一个偏僻的叫冯家村的小村庄，中共主要领袖群聚于此，确立中共指导方针。会上争论最急的是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党内当时有什么不同意见，对抗战初期的军事行动又有何影响？
洛川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7月成立到抗日战争爆发，已经走过16年的光辉战斗历程。这期间，取得了两次胜利，也经受了1927年和1934年两次严重失败的考验。失败的原因，在客观上是中国革命的敌人非常强大，在主观上则是因为党还处在幼年时期，还不懂得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发展起过积极作用，但它脱离中国国情的许多原则指示常常是错误的，也给中国革命造成种种损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的艰苦奋斗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把马列主义同中国实践结合起来，做过许多探索，科学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1935年1月在党的遵义会议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新的中央领导的确立，不仅使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从当时的危难之中解脱出来，也为其后党领导全国人民胜利地进行抗日战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中央政治局根据日本侵略者准备独占全中国的新形势，于12月在瓦窑堡召开了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这条政治路线，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瓦窑堡会议后，共产党即着手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首先作张学良、杨虎城的统一战线工作，并于1936年上半年停止了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敌对行动。接着，正式提出建立国共合作的主张，和平处理了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基本结束反共内战。1937年2月，中共中央又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促使会议通过实际接受国共合作抗战的决议。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中国军队的抗战，开始了全国性的抗日战争。7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接着，中共派叶剑英在西安与国民党方面取得联系，于7月14日代表中共中央向南京政府表示：“愿在蒋指挥下努力抗敌，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令出动，同意担任平绥线国防。”7月15日，中共代表根据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关于停止内战实现抗战的协议，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交国民党中央。7月17日，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与国民党代表蒋介石、张冲、邵力子在江西庐山举行谈判，中共代表提出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作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约定由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发表。
这时，蒋介石对抗日还很动摇，他虽于7月17日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但又声言，“我不求战，只在应战”。蒋介石政府仍在和日本侵略者继续谈判，并表示“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对《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发表，尽力拖延，迟迟不予公布。在国共合作抗日的谈判中，蒋介石集团千方百计要限制和取消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和政权，并计划在抗日战争中削弱共产党力量五分之二。
要抗战，就得有正确的指导路线。抗日战争开始时，国民党掌握着全国政权，拥有庞大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共产党仅仅掌握着陕甘宁根据地的政权。但是，由于国民党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十分害怕人民革命力量的成长，因而实行只是政府和军队抗战的片面抗战路线和单纯防御的军事方针。他们宣扬“救国有党在，不与民相干”，坚持一党专政，拒绝一切有利于抗战的改革，不改善工农大众的生活，限制群众抗日运动，甚至解散抗日团体。国民党不可能领导抗战取得胜利。事实正是如此，七七事变后国民党战场出现了军队不断后撤的败局。在华北前线，国民党军队有65个步兵师、21个独立步兵旅和骑兵炮兵等部队共70余万人，却抵挡不住日军12.5个师团约30万人的进攻。1937年7月底，相继丢弃了北平、天津。随之，日军沿平绥、乎汉、津浦铁路长驱直入。在华中地区，日军进攻上海后，日本侵略者企图以3个月时间击败国民党中央军，速战速决地解决中国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广大人民特别是人数众多的中间力量，一方面，把抗战的希望寄托在掌握全国政权的国民党身上；另一方面，对国民党的腐败、军队后撤，又极其不满，担心抗战难于取得胜利。
洛川会议确定了正确的抗战路线和方针
要实现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中共中央必须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各个方面的实际情况，制定指导全国抗战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此，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当时，由于战争任务紧迫，许多红军干部在前线，来不及返回延安，因而会议是在陕西洛川县城附近的冯家村（红军总部所在地）举行的。这次会议在党的历史上，亦称洛川会议。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各方面主要负责人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贺龙、博古、彭德怀、张浩、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张文彬、萧劲光、林伯渠、徐向前、周建屏、傅钟、凯丰、张国焘、周昆共23人。
首先，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在会上作了军事问题以及同国民党关系问题的报告。
毛泽东的军事问题报告的主要内容是：（1）深刻地分析了卢沟桥事变以后中国革命的形势，指出抗日战争将是用持久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民主共和国。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争取对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他强调指出：单纯从共产党和红军的数量，不能解释领导权问题。但从共产党的声威和红军作战能力，全国人民的瞩望来看，共产党必须争取抗日战争的领导地位。我们的方针，最基本的是持久战。中日双方都有其弱点和长处，持久战的结果，是中国的胜利。（2）红军对日作战的基本战略原则，应该根据今天的实际条件，即我方技术贫弱，但在其他方面，如军队素质等方面，敌人弱于我们来考虑。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立敌后抗日根据地，钳制与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持任务），保存与扩大红军，以挫败日寇亡华方针。（3）红军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所谓游击战，就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红军作战着重于山地游击战，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的主力兵团与在平原地区发展游击战。山地游击战要达到创立根据地。红军在抗战初期的作战地区主要是晋察冀三省边界山区。（4）必须扩大中共中央军委。中央军委的任务是：领导主力红军，领导苏区与游击区军事和义勇军工作；与国民党军的统一战线工作；情报工作。过去只注意红军工作，现在义勇军和国民党军队的工作，也是大事，因此军委组织应健全起来。现在只有参谋部，政治部与统一战线部也要建立起来。战略方针的制定，要集中在军委。（5）后方是基本立足点，必须巩固。后方主要是陕、甘两省。要扩大我们的工作，发展陕甘苏区。（6）扩大红军并加强军事教育。为着扩大红军，可以成立补充团，每师一个，军部设两个补充旅。军事教育，连长以下，由前方负责；连长以上，由后方负责。
毛泽东的同国民党关系问题的报告的主要内容是：（1）共产党必须坚持、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现在统一战线正在成熟中，周恩来、博古等已和国民党谈判了4次，谈判的中心问题是红军的独立性问题。在共同委员会与总指挥部问题上，我们准备有所让步，采取不决裂的方针，以通过政治纲领为原则，现在要催促国民党发宣言。同时，还要作地方军阀的统一战线工作。山西有进步，桂李（即李宗仁）已公开提出联共，同意催促蒋介石抗日。现在推动抗日的工作即将过去，而是动员一切力量，去争取抗战的胜利。（2）共产党必须在统一战线中坚持党的阶级的独立自主的立场。应提醒全体党员注意，防人之心不可无。从根本的阶级利益上看，国民党是敌人，对国民党应保持高度的阶级警觉性。国民党的方针，一是限制我们，二是破坏我们。因此，一时一刻也不要忘记蒋介石想通过抗日战争消灭和限制共产党和红军的阴谋诡计。这种独立性包括政治上和组织上两个方面。1927年春夏做了资产阶级的尾巴的教训，必须吸取。（3）必须保证共产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限制红军，对红军派参谋长来，是万万不可能的。红军的调动，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来决定，而不能由国民党决定，红军开赴前线作战，必须根据战局的发展，选择有利时机，分批进行，并须留一定兵力，担负保卫后方的任务。
接着，出席会议的人员围绕毛泽东的两个报告，进行了讨论。先后在会上发言的有：朱德、林伯渠、任弼时、彭德怀、刘伯承、周恩来、林彪、凯丰、聂荣臻、张国焘、博古、关向应、张浩、张闻天等。他们完全同意毛泽东报告中关于战局的分析和提出的共产党独立自主领导抗日战争的方针政策，认为全国抗战开始以后，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争论，已经不是应否抗战的问题，而是如何争取胜利的问题，且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是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动员组织群众，发展红军力量，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经过持久抗战，去争取胜利。
朱德说：争取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我们是主导，从组织上、工作上迅速布置，才能争取。持久战，主要的是发动广大群众，军事上发动游击战争。争取华北持久战，即使各友军都退下来，我们也能在华北支持。
林伯渠说：红军在抗战中，负民族复兴的责任。军委组织很重要，红军的人员要补充，应有补充团。
任弼时说：最近中央所采取的立场是对的，国共两党的合作，是代表不同阶级，且在斗争着，合作要经过斗争的过程。抗日战争是长期的战争，要保持我们的力量，队伍的补充是很大的工作。
彭德怀说：只有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才能抗击日军。陕、甘、宁三省的工作非常重要，要成为将来转变的核心。要阻止日本前进，基本条件是动员和组织群众，因此，应用一切可能实现十大纲领。
刘伯承说：抗日战争是持久、困难、曲折的，保存力量是自然的事，但最中心是扩大力量。号召全民族抗战，就是争取领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