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7日上午，在文化宫附近的一个普通平房小院内，我们见到了正在拿着拖把清扫房间的女红军吴清香。跟西北地区大多数回族妇女一样，她的头上也常年戴着一顶白色小帽。她清瘦的身材，清秀的面容，清亮的嗓音，灵活的动作，让我们很难将她与85岁的高龄联系在一起。在交谈过程中，她流露出了潜在的四川口音，于是采访就从她的乡音开始说起。
老红军吴清香说：
我是四川人，老家在通江县双丰乡，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三岁那年，父亲病故，母亲带着姐姐和弟弟改嫁他乡，把我托付给了舅舅抚养。舅舅也是个贫穷的农民，家里的日子过得很艰辛。
1933年，我12岁，那一年我们家乡来了红军。红军在双丰乡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并且开始组建童子团（儿童团）。舅舅听说了，就鼓励我去参加红军童子团，跟着红军闹革命。红军首长见我聪明伶俐，年纪又小，就把我编到了宣传队，从此我就成了一名红军文艺兵。开始在红军队伍里学唱歌，学跳舞，学文化，积极搞宣传。
1936年11月，我跟随红军首领徐向前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从四川出发，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为了活跃红军战士的文化生活，红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组建了“前进剧团”，我是其中的一员。我们通过文艺演出，宣传群众，鼓舞士气，调节部队情绪，保持红军战士的革命斗志。当时，我们文工团有30多人，从懋功到甘孜，一路上山高水低，爬雪山，过草地，天上有敌人的飞机在追，地上有国民党的部队在追打围剿。但是我们仍然保持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和宝贵的革命斗志。为了保存力量，躲避敌人，我们连夜翻越白雪皑皑的夹金山。过了夹金山，就进入藏族聚居区。这里空气稀薄，没有人烟，前面就是茫茫大草地。这时候已经到了夏天，虽然草地发绿，但是部队缺少粮食、盐巴，许多战友都因为身体情况，没有走出草地，永远长眠在了那里。我们红四方面军，因为张国焘的原因，曾经两次爬雪山，过草地，备尝艰辛。好在，我年龄小，人也机灵，有一次过雪山，我竟然缒着首长的马尾巴溜下了雪山！首长叫我“机灵鬼”，一点也不生气。
后来，我们终于到达了哈达铺，在这里进行了休整。在腊子口，我们和敌人打了三天三夜，经过千辛万苦，我们迎来了会宁三军大会师。那个时候，我们真是好高兴，好高兴啊！
在会宁，队伍进行了整编。我所在的原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被整编成妇女抗日先锋团，我被任命为班长。1937年3月，红三十军、九军、妇女团，以及骑兵师的余部，组成了红西路军，在靖远过黄河，经古浪、永昌进入河西。一路上，我们都在和甘肃军阀马步芳作生死决斗。在一条山，我的脚被敌人的子弹打穿，脚上张开了个大口子，战斗结束后，才知道疼痛，草草缝了几针，就继续行军，现在还留着伤疤。
阴历十月，部队进入张掖，战斗更加严峻。在临泽梨园口，大批大批的马家军跟着我们的队伍不断追杀。红军奋力突围，多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天寒地冻，红军缺吃少穿，衣服单薄，许多战友被敌人抓住杀掉了，有的被活埋进了万人坑。我和姓王、姓胡的两位女战友拼命往山里跑，我们躲进了一个山洞里。在那里，因为有老乡的帮助，我们三个藏了六七天。不料狡猾的敌人又前来搜山，我们落入了敌手。我们这些不幸落入敌手的女红军，遭遇的坎坷磨难，许多事情埋在心里，无以言说。
马家军把我和一些被俘的战士一起押往甘州，关押在马步芳属下旅长韩起功的宅院。他们把我们的女红军，或者强迫分配给一些军官做老婆，或者让她们给地主做佣人。我就是做了一年多的佣人，又被迫嫁给一个比我大十多岁的回族男人——韩宅看门人马银福，成家的。
一年后，这个叫马银福的人带着我逃离了甘州（张掖），来到了青海西宁，以做小买卖为生。从此我流落民间，和这个叫马银福的老实人同甘共苦，拉扯着一双儿女。不幸的是1950年，马银福在一次做生意的时候与别人发生摩擦，被对方雇人给残忍地杀害了。我失去了丈夫，靠给人家洗衣做饭干杂活，独自拉扯着两个孩子，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1952年，我为生活所迫，改嫁给了一个年龄大我不少的西宁回族人冯廷玉。这个人也是个老实本分的下苦人，我们成家后，就带着孩子来到兰州定居。我们夫妻同心协力，先给工场拉石头，干杂工，后来又用积攒下的一些辛苦钱，租了房子，开了家车马店，日子才渐渐有了着落。
1966年，辛苦一生的冯廷玉病逝，我的一双儿女也已长大成人。后来，儿子女儿都成家立业，又有了子女后代，生活过得平平安安。现在年已85岁的我，身体尚健。2005年，我还跟随甘肃穆斯林朝觐团，去了遥远的麦加哩。时值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听说中央心连心艺术团要来会宁慰问演出，我是多么渴望再去会宁看一看啊！那里是我们红军三军大会师的地方，真希望你们能帮助我实现这个想了一辈子的心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