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辙曰：臣为户部右曹，兼领金、仓二部，任居天下财赋之（掌）［半］，适当中外匮竭不继之时，日夜忧惶，常虑败事。窃见左藏见缗一月出纳之数，大抵皆五十余万，略无赢余。其他金帛诸物，虽小有羡数，亦不足赖。臣之愚怯，常恐天灾流行，水旱作沴；西羌旅距，边鄙绎骚；河议失当，赋役横起。三者有一，（人）［大］计不支。虽使桑羊、刘晏复生，计无从出矣，而况于臣之驽下乎？今者幸赖二圣慈（生）［仁］恭俭，天地垂贶，诸道秋稼稍复成熟。虽京西、陕西灾旱相接，而一方之患，未为深忧。羌人困穷，旋闻款塞。唯有黄河西［流］议复故道，（争）［事］之经岁，役兵二万人，蓄聚梢桩等物三千余万。方河朔灾伤困敝之余，而兴必不可成之功，吏民窃叹，劳苦已甚，而莫大之役尚在来岁。天启圣意，灼知民心，特召河北转运司官吏访以得失。近闻回河大议已寝不行，臣平日过忧顿然释去。然尚闻议者（出）［固］执开河分水之策。（观）［虽］权罢大役，而（丘）［兵］工小役竟未肯休。如此，则河北来年之忧，亦与今年何异？今日小吴决囗，入地已深，而孙村所开，丈尺有限，不独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况黄河之性，急则通流，缓则淤淀，既无东西皆急之势，安有两河并行之理哉！纵使两河并行，不免各立堤防，其为费耗，又倍今日矣。臣闻自古圣人不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故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更）［过］也，人皆仰之。朝廷举动，义当如此。今议河失当，知其害人，中道而复，本何所愧？虽使天下知之，亦足以明二圣忧民之深，为之改过不吝。今乃顾惜前议，未肯旷然更张，果于遂非，难于迁善，臣实为朝廷惜之。然臣闻议者初建开河分水之策，其说有三：其一曰，御河湮灭，失馈运之利；其二曰，恩、冀以北，涨水为害，公私损耗；其三曰，河徙无常，万一自（处）［虏］界入海，边防失备。凡其所以荧惑圣聪，沮难公议，皆以三说借囗。夫河决西流，势如建瓴；引之复东，势如登屋。虽使三说可信，亦莫如之何矣。况此三说，皆未必然。臣请得具言之。昔大河在东，御河自（环）［怀］、卫经北京，渐历边郡，馈运既便，商贾通行。今河既西流，御河堙灭，失此大利，谁则不知，天实使然，人力何及。若议者能复澶渊故道，则御河有可复之理。今河自小吴北行，占压御河故地。虽使如议者之（议）［意］，自北京以南折而东行，则御河堙灭已一二百里，亦无由复见矣。此御河之说不足听，一也。河之所行，利害相半，夏潦涨溢，浸败秋田，滨河数十里为之破税，此其害也。涨水既去，淤（原）［厚］累尺，粟米之利，比之他田其收十倍。寄居丘冢，以避淫潦，民习其事，不甚告劳，此其利也。今河水在西，势亦如此，远为堤防，不与之争，正得汉贾逊治河之意。比之故道，岁省民夫甚广。而故道已退之地，桑麻千里，赋役全复，为利不赀。安用逆天地之性，移西流之忧，为东流之患哉？此恩、冀以北涨水为害之说不足听，二也。河昔在东，自河以西郡县，与虏接境，无山河之限，边臣建为塘水，以捍胡马之冲。今河既西行，则西山一带，胡马可行之地无几矣。其为边防之利，不言可知。然议者尚恐河复北徙，则海囗出虏界中，造舟为梁，便于南牧。臣闻虏中（道）［诸］河，自北南注，以入于海。盖地形北高，河无北徙之道，而海囗深浚，势无徙移。臣虽非（日）［目］见，而习北方之事者为臣言之，［大］略如此，可以遣使按视（圆昼）［图画］而知，（北）［此］河入虏界，边防失备之说不足听，三也。臣愿以此三说质之议者，则开河分水之说，诚不足复为矣。又，臣访闻今岁四五月间，河上役兵劳苦无告，尝有数百人持版筑器械，访求都水使者，意极不善，赖防逻之卒拥拒而散。盛夏苦役，病死相继，使者恐朝廷知之，皆于垂死放归本郡，毙于道路者不知其数。若今冬寒冻，来岁春暖，就使兴役，则意外之患复当如前，臣不知朝廷何苦而不罢此役哉？今建议之臣耻于不効，而坚持之于上，左右之臣不顾可否随而和之于下，上下胶固，以罔朝廷。其间正言不避权要者，［才］一［二］人耳。然事非本职，亦不敢尽言。臣以户部休戚计在此河，若复缄（然）［默］，谁（敢）［当］言者！惟断自圣心，尽罢其议，则天下不胜幸甚。
宋神宗熙宁六年，知应天府张方平奏言。此条据张方平《乐全集》卷二十七“论汴河利害事”校。
其略曰：臣窃惟今之京师，古所谓陈留，四冲八达之地，非如函秦天府百二之固。洛宅九州之中，表里山河，形胜足恃。自唐末朱温受封于梁，因而建都。至于石晋，割幽、蓟之地以入契丹，遂与强虏共平原之利。故五代争夺，戎狄乱华（文集作“内侵”），其患由乎畿甸无藩篱之限，本根无所庇也。祖宗受命，规摹毕讲，不远周汉之旧，而梁氏是因岂乐是而处之，势有所不获已者。大体利漕运而赡师旅，依重师而为国（家）［也］，则是今日之势。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漕运以河渠为（上）［主］。国［家］初浚河渠三道，通京城漕运，自后定立上供年额，汴河（运）［斛斗］六百万石，广济河六十二万石，惠民河六十万石。广济河所运，多是杂色粟豆，但充囗食马料。惠民河所运，止给太康、咸平、尉氏等县军粮而已。惟汴河所运，一色粳米，相兼小麦，此乃太仓蓄积也。［实］今［仰］食于官廪者，不惟三军，至于京师士庶以亿万计，大半待饱于军稍之余。故国家于漕事，至急至重。京大也，师众也，大众所聚，故谓之京师。有食则京师可立。汴河废，则大众不可聚。汴河之于京城，乃是建国之本，非可与区区沟洫（之）［水］利同言也。近岁已罢广济河，而惠民河斛斗不入太仓。大众之命，惟汴河是赖。近岁陈说利害，以汴河为议者多矣，臣恐议者不已，屡作改更，必致汴河日失其旧。国家大计，殊非小事，惟陛下（恃）［特］回圣鉴，深赐省察，留神远虑，以固基本。
按：此则今日漕河之于京城亦是建都之本。
元祐间，龙图学士知扬州苏轼奏状。据《东坡全集》卷六十二“论纲稍欠折利害状”校。
其略曰：窃谓欠折之本出于纲稍，贫困之由起于违法收税，若痛行此一事，则期年之间，公私所害去七八，此利害之根源，而其他皆枝叶小节也。若朝廷每闻一事辄立一法，法出奸生，有损无益，则仓部前日所立斗子仓法及其余条约是矣。臣愚欲乞尽赐寝罢，只乞明诏发运使责以亏赢而为之赏罚，假以事权而助其耳目，则馈运大计可得而办也。何谓责以亏赢而为之赏罚？盖发运使岁课当以到京之数为额，不当以起发之数为额也。今者折欠尽以折会价填，而发运使不复包认其数。但得起发数足，则在路虽有万数疏虞，发运使不任其责矣。今诸路转运司岁运斛斗皆以到发运司实数为数，而发运司独以到京及府界实数为额，此何义也？臣欲乞立法，今后运司岁运额斛，计到京欠折分厘以定殿罚，则发运使自然竭力点检矣。凡纲运弊害，其略有五：一曰发运司人吏作弊，取受交怨不公；二曰诸仓专斗作弊，出入斗器；三曰诸场务排岸司作弊，点检附搭住滞；四曰诸押纲使臣人员作弊，减克在夫钱米；五曰在京及府界诸仓作弊，多量剥取，非理曝扬。如此之类皆可得而去也。纵未尽去，亦贤于立空法而人不行者远矣。何谓假以事权而助其耳目？盖运路千余里，而发运使二人止在真、泗二州，其间诸色人作弊，侵扰纲稍于千里之外，则此等必不能去离纲运而远赴诉也，况千里乎？臣欲乞朝廷选差，或令发运使举京朝官两员为勾当，纲运自真州至京，往来点检，逐州住不得过五日，至京及本司住不得过十日，以船为廨宇，常在道路，专切点检。诸色人作弊，杖以下罪，许决徒以上罪，送所属施行。使纲稍使臣人员等常有所赴诉，而诸色人常有所畏忌，不敢公然作弊。以岁运到京数足及欠折分毫为赏罚。行此二者，则所谓人存政举，必有大益。
按：苏轼所陈纲运五弊，切中今日，当职者宜思之。诗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宋朝岁漕置仓于真、楚、泗三州，转运至京，而三仓常有数年之储。
臣按：昔人谓宋人以东南六路粟载于真、泗、楚转搬之仓，江船之入，至此而止，无留滞也。汴船之出，至此而发，无复溺也。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江，岂非良法欤！臣窃以谓宋人都汴，漕运比汉唐为便易。前代所运之夫，皆是民丁，惟今朝则以兵运。前代所运之粟，皆是转递，惟今朝则是远运。唐宋之船，江不入汴，汴不入河，河不入渭。今日江湖之船，各远自岭北、湖南，直达于京师。唐宋之漕卒，犹有番休，今则岁岁不易矣。夫宋人漕法，其便易也如此，而其回船也，又有载盐之利。今之漕卒，比之宋人，其劳百倍。一岁之间，大半在途，无室家之乐，有风波之险。洪闸之停留，舳舻之冲激，阴雨则虑浥漏，浅涩则费推移，沿途为将领之科率，上仓为官攒之阻滞。及其回家之日，席未及暖，而文移又催以兑粮矣。运粮士卒，其艰苦万状有如此者。食此粮者，可不知其所自哉！臣于盐法条下，既已历陈宋人转搬载盐之法于前，伏乞九重注意，推行其法于今日，少宽士卒之一分。宽一分则受一分赐矣，况其所赐，非止一分哉！
元以江南运不便，乃通海道，春夏分二运。
丘氏曰：按海运之制，自秦已有之，而唐人亦转东吴粳稻以给幽燕，然以给边方之用而已。用之以足国，则始于元焉。初，伯颜平宋，命张瑄等以宋图籍自崇明由海道入京师，至至元十九年，始建海运之策。命罗壁等造平底海船运粮，从海道抵直沽。是时，犹有中滦之运，不专于海道也。二十八年，立都漕运万户府，以督岁运至大中，以江淮江浙财赋每岁所办粮充运。自此以至末年，专仰海运矣。海运之道，其初也，自平江刘家港入海，至海门县界，开洋月余始抵成山。计其水程，自上海至杨村码头，比一万三千三百五十里。最后千户殷明略者，又开新道，从刘家港、崇明州三沙放洋，向东行入黑水大洋，巡成山之西至刘家岛，又至登州沙门岛，于莱州大洋入界河。当舟行风信有时，自浙西至京师不过旬日而已。说者谓其虽有风涛漂溺之虞，然视河漕之费，所得盖多。故终元之世，海运不废。我朝洪武三十年，海运粮七十万石至北京。至永乐十二年，会通运七十万石至北京。至十三年，通（会）［惠］河通利，始罢海运。臣考《元史 食货志》论海运有云：民无挽输之劳，国有储蓄之富，以为一代良法。又云：海运视河漕之数，所得盖多。作《元史》者，皆国初史臣，其人皆生长胜国时，习见海运之利，所言非无征者。臣窃以谓自古漕运所从之道有三：曰陆、曰河、曰海。陆运以车，水运以舟，而皆资乎人力。所运有多寡，所费有繁省，河漕视陆运之费省什三四，海运视陆运之费省什七八，盖河漕虽免陆行而人挽，海运虽有漂溺之患而省牵率之劳，较其利害，盖亦相当。今漕河通利，岁运充积，固无资于海运也。然善谋国者，恒于未事之先，而为意外之虑，宁过虑而无不临事之悔。今国家都燕，盖极北之地。而财赋之入，皆自东南而来。会通一河，譬则人身之咽喉也。一日食不下咽，立有死亡之祸。况自古皆是转搬，而以盐为佣值，今则专役军夫长运，而加以兑支之耗。岁岁当运，储积之粮虽多，而征戍之卒日少。食固足矣，如兵之不足何？迂儒过为远虑，请于无事之秋，寻元人海运之故道，别通海运一路，与河漕并行。江西、湖广、江东之粟照旧河运，而以浙西、东湖海一带由海通运，使人习知海道。一旦漕渠少有滞塞，此不来而彼来，是亦思患预防之先计也。舟行海洋，不畏深而畏浅，不畏风而虑礁。故制海舟者，必为尖底，首尾必俱置舵。卒遇暴风，转帆为难，亟以尾为首，纵其所如。若夫占视风候之说，见于沈氏《笔谈》：每日五鼓初起，视星月明洁，四际至地，皆无云气，便可行舟。至于巳时即止，则不与暴风遇矣。中道忽见云起，即便易舵回舟，仍泊旧处，如此可保万全，永无沈溺之患。考宋《朱子文集》，其奏札言：东海路至浙东为近，宜于福建、广东沿海去处招邀米客。《元史》载：顺帝末年，山东、河南之路不通，国用不继。至正十九年，议遣户部尚书贡师泰往福建，以闽盐易粮给京师，得数十万石，京师赖焉。其后陈友定亦自闽中海运，进奉不绝。然则此道若通，闽广之纲运亦可以来，不但两浙也。
至元二十八年，都水监郭守敬言疏凿通州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