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要成功，首先是家庭的成功，只有照顾好家庭、家庭和睦前提下的成功才是真正的成功；如果家庭失败，就算拥有再多的财富，获取再高的爵位，其人生都注定失败，其晚年则必将凄凉。
——柳池云语
那是一件彻底改变我对两地分居看法的事情，因为这件事，我对在工厂的未来产生了怀疑，并最终改变了我。从此，我后退的路一步一步被斩断，我必须勇敢地拿起书本，踏上公考之路。
我得了一场病，这场病差点要了我的小命。
2007年4月底，职代会刚刚结束的一个周末，我回到虎钥市，周五、周六一切正常，周日一早，不知怎么回事，我起床就感觉到身体不适。似乎胸口有什么东西堵着，呼吸也有些不畅，很像感冒的症状。
吃过早饭，我奔市区一家医院，挂号、就诊。门诊医生说，我因受风寒，得了感冒，开点西药就没问题了。于是，给我开了两天共六次感冒药。
当天中午，病情似乎有所缓解。
下午，我昏昏沉沉地坐车回工厂上班，临走时，我告诉企企："下周末，厂办要组织员工到龙泉看桃花，到时你坐车过来，咱俩一起去。"
回到工厂，似乎感冒有所加重，但是感觉能挺住。能吃下饭，就不是大问题！我在心里对自己说。
第二天，感觉更加不济，似乎胸口被一块大石头压着，喘不过气来，早饭也没有食欲。但是仍然没有引起重视，吃了感冒药，我认为会慢慢缓解的。
上午十点，只有我一个人在办公室。看看表，还有两个小时下班，我准备泡杯茶，继续办手里的两份文件。办完这些文件，也差不多该下班了。这时候，张主任来我们办公室翻报纸玩，我一边与他开着玩笑，一边到饮水机前倒水，突然，鼻子里的鲜血像泉水一样涌了出来，用了一大把餐巾纸，仍然止不住。我从来没有流过鼻血，突如其来的情况让我有些吃惊。我稳住情绪，这次跑不脱，该进医院了。
张主任回过头来看着我，又看看壁柜上沾满鲜血的纸巾，他惊呆了，立即打电话，派车送我到厂医院。
这次，是厂医院的杨医生接诊。杨医生五十多岁了，对于这位阿姨，我早有耳闻，她是我们工厂有名的"女徐霞客"，曾作为随队医生参加过长江漂流，其队友有七人牺牲在漂流途中，事迹在社会上广为流传。杨医生看到我的境况，随即展开望闻问切，然后要求我做X光和尿检。
20分钟后，X光的片子取出来了，杨医生一看就皱起了眉头："小伙子，你命大啊！"
我一听这话，慌神了："怎么，有生命危险？！"
"你要是再晚些时间来，就难说了。你看，你的肺只有一个在正常工作！另外一个，只有五分之一在工作了！"
原来，我得的这种病叫"气胸"，名字一听都很奇怪，原来是被"气凶"了，呵呵。原理大概是这样，请原谅我不是学医的，作为医盲，极有可能讲不清楚：
——"人要活命不得呼吸么？"
"废话，不呼吸的那是死人。"
——"呼吸的空气是不是首先要进入肺部？"
"是的。"
——"好！我们来看，空气进入肺部，通过肺将氧气分离出来，并注入血液，开始血液循环，提供生命活动必需的氧分子。"
"但是，空气怎么能进入肺部呢？"
——"用医生的话说，肺部本来应该是类真空的，只有这样才能把空气压入肺部嘛！但是，一旦某个部位出现问题，一点点空气进入这部分'真空地带'，就面临空气压不进肺部的危险！"
以上这段对话是根据仅有的、不准确的一点医学知识编写的，目的是方便阅读。
我当时的状况是，有一个肺，大部分已压不进空气了。对一般人而言，一个肺输送的氧分子是不足以满足生命需要的。医生告诉我，由于我的肺活量高达4400毫升(这都是抽烟练就的深呼吸本领，哈哈)，一个肺就有2200毫升，加上那个运转不正常的肺，全部加起来也有近3000毫升，勉强能支撑一个大男人的生命需要。但是，如果晚到医院，一个肺的真空被空气占领，只要出现呼吸困难，生命就极其危险！
我十分庆幸，幸好没有戒烟，要不然，不时常锻炼肺活量，岂不是小命都没了？嘻嘻，窃喜一下。
"那么，如何医治呢？"
——"做手术！用一根特质针头，通过胸部，插入有问题的肺，把空气抽出来。"
杨医生告诉我，其实这种病很常见，它属于物理性疾病，没什么大问题，打一针抽出来就好了。但是，必须住院观察，时间大概一个星期。末了，杨医生还来一句："千万不准跑啊，马上办入院手续！"看样子，她老人家还怕我"越狱"。
从小到大，我医院都很少进，住院？更是没有过。
想到这些，想到我将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病床上，我心里郁闷至极，万念俱灰。但是没办法，医生要求住院，也得住哇。
要住院，就意味着要"旷工"了，这样一来，一个人扛不住了，因为手里的工作，总得有人来顶替。况且，张主任知道我来医院的事，于情于理也该把诊断结果告诉他。我拨通了张主任的号码，几乎是带着哭腔说："张主任，医生要求我住院……"
张主任那头似乎也慌了阵脚，以为是多大的病："小柳，你，你，你莫着急哈！我和刘副主任马上过来！"
十分钟不到，张主任开着车，和副主任一起来到医院。向杨医生询问了病情，随即来到病房："小柳，工作我已经让老强接过去了，你就安心养病，莫得好大个事儿的。你要记得，千万别跟小企说哟！"我想说什么，张主任却示意我不要说，"你想嘛，你们两个隔这么远，她又不可能过来照顾你！你跟她说了，她也不过是干着急呀，你一定要听我的话，不能给她说！"
就这样，我又一次听了话，硬是没敢向企企说这件事。
张主任和副主任走了，又安排了与我关系最好的经济民警小军来照顾我。小军是厂里的子弟，也是我在工厂最好的兄弟之一，这娃喝酒十分厉害，厂里从未有人见他醉过。他练过武术，据说工厂没搬到成都，还在深山的时候，与人发生矛盾，曾创造一个人单挑5个人的纪录。最后，这5个人的亲戚全部跑到厂门口来闹事，搞得惊天动地。不过此人生性耿直，十分重义气，我们在厂办的聚会上一见如故。
小军的工作被张主任交给了其他人，他负责照顾我，每天给我送饭(住院的费用全部被张主任安排过了，这也让我万分感激)，陪我聊天。
我们俩在病房下棋、打跑得快，不亦乐乎。晚上，我睡了，他才离开医院。我至今十分感激他，患难见真情，有这样的朋友，真是一大乐事！
企企每天会打电话来"查岗"，每次，我均以"我在看书"搪塞过去。
话说这年轻人的身体，恢复起来就是快。我住院一直到星期五下午，共四天，计96个小时。这四天里，我被那个参加过长江漂流的杨医生，拿着长长的针管，从我光滑圆润的胸部刺进去，一直刺入肺部，连续两天，抽了两次，最后X光片显示好了！
按杨医生的要求，由于我的肺部被刺，伤了些元气，必须在医院静养半个月。
但坚持住院到了星期五，我觉得因为自己生病，小军天天照顾我，他还有自己的父母和妻小；再则，为单位增加了太多的麻烦，我也觉得很过意不去；更为紧迫的原因是，企企下班就会从虎钥市来成都，她要如约跟我一起去龙泉驿看桃花！要是她知道我生病而没有告诉她，还不知道急成什么样呢！
我硬是扭住杨医生：
——"杨医生，你看嘛，我没得问题了！好了哈！"
——"年轻人嘛，恢复得快，杨医生，您就放我走了吧！"
——"有什么问题，我会马上回医院。杨医生，您放心！我有一点点问题，有一点点不适，我会立即返回医院的！"
杨医生拗不过我，只得放我出了院。
我把出院的事儿告诉了张主任，张主任特地要求我："小柳，你今晚千万要稳住，不能让小企看出你住过院哦！"张主任还派车，和我一起到长途车站接到了企企，同时，安排我们住在了工厂招待所。
张主任之所以这样体察我的心情，是因为他曾有过类似的经历。1996~2004年，在长达九年的时间里，张主任一直在迁厂办工作，负责新厂建设以及新厂建成后的设备搬迁。当时，上级的要求是，"厂要迁，生产线不能停"，要以"搬一部分停一部分，搬多少停产多少"为原则，而张主任的爱人是最后一批搬到成都的工人。在这九年时间里，张主任和爱人一直分居两地，一个在成都，一个在Y市，要知道，这是一个上有老(双方父母都年近七十)，下有小(迁厂开始时，女儿还没上小学)的家庭。很多事情，张主任都没让爱人知道，包括他自己得了一场大病，病得留下后遗症，都没让远在Y市的爱人知道。这些事情，在我生病住院前，他就向我讲过。
张主任是一个硬汉子，我佩服他这一点，也很能理解他的苦心。于是，我打算对企企继续瞒下去。
可以想象，对于一个不会撒谎的人来说，要依靠胡说八道稳住自己的企企，这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而我就是这样了不起的人，那天晚上，我顾左右而言他，硬是生生地把这件事给瞒了下来。
周六一早，厂办的所有人员共四十多人，浩浩荡荡地集合在停车场，准备上车前往龙泉驿。事先，我已经与小军说好，他提前到停车场，向同事们吹风，千万不能提起我住院的事情。
就在我和企企与大家一起在停车场等车的时候，负责小车调度的李阿姨进来了，一看到我，她很惊讶："小柳，你好啦？"我一个劲地向她使眼色，她硬是没感觉到，"你这么快就出院了？完全好了没得？"李阿姨后面这句话，把我苦心经营的谎言彻底击碎了。
企企十二分惊讶地看着我，没办法，露馅儿了，我只有和盘托出。
企企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在车上，我把事情经过，把向她隐瞒的原因一一解释清楚，经过张主任的斡旋，才算有个交代。
在龙泉驿，利用独处的机会，企企把我狠狠地教训了一顿。我一句没听进去，就听见她歇斯底里地"叽哩哇啦"，大体意思是不该瞒着她。
其实我也很郁闷，很委屈。
企企所负责的工作，手里的事情总是那么多，一个"忙"字都难以形容。两口子隔得这么远，我住院了，她能放弃工作过来照顾我吗？至少，我不愿意因为自己而影响她的工作。同时，如果知道了，她还能安心工作吗？不可能，只怕饭吃不好，觉也睡不好。
这件事情给我的体会太深刻了。我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两地分居的痛苦，连生病都不敢互相知会，我作为男人还可以挺住；可万一她生病了，又该怎么办呢？一个柔弱女子，身在异地，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在自己最孤独、最落寞、最伤心、最脆弱的时候，另一半却身在异地。也许他并不知情，就算知情了，也只能打个电话，安慰几句。
更进一步，将来有了孩子，是不是也要孩子每周才能见到一次父亲？做父亲的，是不是每次回家，都会发现自己的孩子已经长大了许多？
在孩子嚷着要"爸爸"，在照顾、教育孩子需要一个帮手的时候，就得让一个柔弱的小女子独自去承受吗？
在这种时候，有什么能代替一个坚强的肩膀、一个宽厚的臂膀、一个宽阔的胸膛呢？
可是，在孩子最需要父亲的时候，在爱人最需要安慰的时候，我很可能不在身边。
难道，这就是我的生活，我的人生吗？
那么，我的奋斗，我的工作，我的理想，我的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呢？
请原谅，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自私"。
但此时的我，已经深深迷茫了。
一个多月后，我上网看到的一句话，为我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为我日后人生的转轨找到了理论依据。
依稀记得，那是一篇对某位成功人士的访谈录。该人士说了一句十分经典的话，大意是：
——一个人要成功，首先是家庭的成功，只有照顾好家庭、家庭和睦前提下的成功才是真正的成功；如果家庭失败，就算拥有再多的财富，获取再高的爵位，其人生都注定失败，其晚年则必将凄凉。
事到如今，这位人士的事迹、经历、名字我统统抛到了脑后，唯独这句话，深深映入了我的脑海，铭刻在了我的心上。
看到这句话，我心里为之一振，仿佛于大海中看到了灯塔，于迷茫中发现了路标，用"醍醐灌顶"形容一点也不夸张。
那么，是不是可以换句话说——如果合家团圆，家庭和睦，幸福美满，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了呢？
但是，我现在的家庭幸福美满吗？合家团圆了吗？
很明显，答案是否定的。我和爱人因为分居两地，都处于时浓时淡的痛苦之中，郁郁不可终，凄凄惨惨戚戚。
难道，这就是我要的生活？显然不是！
我要回家！我要回虎钥市！
从这天开始，我便踏上一心回到虎钥市的征途，我一有机会就搜索虎钥市的岗位，大公司、小公司，一切机会均不放过。
回到虎钥市，是我的目标和动力。
7月初，在搜索虎钥市岗位时，我发现虎钥市一家中专学校——机工校正在招聘校长秘书。看到"中专"二字，生于计划经济时代末期的我并不陌生，还在我上小学时，每年六七月，大街小巷都在传诵哪所初中考上了几名中专、几名中师，那拿着中专录取通知书奔走相告的情景，我历历在目。想到这些，我想既然是中专学校，怎么说也不会太差，于是热情迅速上升。
对照条件，该职位需要有工作经验，我已经在岗位上工作了一年，应该符合条件。于是，我致电咨询，并将简历发送到该公司电子邮箱。
没有意外。随后，该校热校长两次约见我之后，当即决定录用我，并许诺我为校办秘书科科长，同时兼任校长秘书，工资待遇与亚华厂差不多。未经世事的我，没有打听福利待遇方面的情况，想到既然是有个"小官"可做，福利也差不到哪儿去吧。
看过前文就知道，此时的我正处在一心想回虎钥市的状态中，实在无暇核实机工校的实际情况。与热校长会面时，他让我参观了该校的两幢大楼，所圈的一大片地和规划图，看了富丽堂皇的宣传品。后来才知道，这些宣传挤掉水分，基本没干的了。
但那时的我，不由得不心动，想到有一家虎钥市的单位能要我就不错了，更何况，还是这么一家所谓的"事业单位"，实则就是一所民办学校。
对于这一切，除了企企，没有一个人知道，张主任、副主任毫不知情。我不敢让他们知道，是因为我不知从何说起，更是没有颜面去说。
如此大的变故，不与家人商量不行。辞掉一家垄断国企厂办的岗位，转到一家民办学校任职，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有些不可思议。
从虎钥市赶回成都，回到工厂的当天晚上，我来到工厂附近的一所大学校园里，选了一个人少、僻静的角落，向我认为应该征求意见的重要长辈——父母、岳父母、大舅，一个个地打电话。
接通电话，简单问候之后，我开始陈述，主要意思是：我要辞职回到虎钥市，接收我的虽是一家民办学校，但当个小官，应该不错；两口子永久分居不是办法，总得要想办法聚在一起，我希望能抓住这次机会。
其实，我心里已经有答案了。之所以征求长辈的看法，一则希望再次验证自己想法的正确性；再则希望能得到支持，为自己这次冒险提供积极的心理暗示；三是进行礼节性的知会，以免落下"话头"，将来责怪我这做晚辈的没有打招呼。
事实上，这种讨论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答案只有一个——回到虎钥市。这无异于之后进行公考复习时，书上所说的"集体冒险"。有时候，集体讨论并不一定能增加决议的安全砝码，甚至反而会走向极端。因为，讨论的过程中，会议主持人的意见主导着会议的进程，而参会者无非是顺着主持人的意愿说下去，为主持人增加冒险的理由而已。这也是日常工作中一些"委办公会议"、"听证会"、"办公会议"达不到预期效果的原因之一。
长辈们听我把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也不便阻拦，他们了解我的实际情况，也能体会做儿子、做女婿、做外甥的柳池云的苦楚。
很显然，结果是：几位长辈均对我的决定表示支持。
翌日一早，我像往常一样来到办公室，此刻的我知道，这将是我最后一次以厂办秘书的身份来到这里。
没有像往常一样沏茶，而是首先打开电脑，我还是对经手的所有资料进行整理、分类。建立分类文件夹，所有文件全部分门别类地进行归总，以利于新同志更快上手。对于一个充满人情味的工厂，对于一个让人留恋的办公室，对于一位父兄般的张主任，我能做到的，也就只有这些了。
张主任在外开会。我没能最先向他说明我的想法，这让之后的我内疚了很长时间。其实，我之所以不说，更是缘于我对他的感激。也许我不该逃避，但我真不知如何面对他所给予的帮助和提携。
虎钥市的公司已经在打电话催我了。
时间紧迫，我首先向人力资源部郭部长谈了想法，他这方面的阻力很大，因为当初正是他破格录用了我，他将对我的辞职承担责任。而幸好支持他这一想法的金书记已被调走，否则，这二位的关口最不好过。因为，我与工厂签了五年合同，工厂不放人，我辞不了职。郭部长反复向我说明，从我这个岗位上走出了多少中干、多少厂领导，职位发展会如何前景光明。他说的这些没错，我也深知厂办秘书历来就是工厂领导干部的摇篮。但我已顾不得这些了，我想的只是如何尽快回到虎钥市。对于郭部长的挽留，我只能尽量阐述个人原因及家庭的实际情况，最后，say sorry，对不起！他终于妥协。
随后，我分别到党委书记、分管人事的副书记、监事会主席、财务总监等厂领导办公室，一一说明想法，告别，领导们显得很开明，纷纷表示遗憾和惋惜。尤其是人事副书记的一番话很是语重心长，我至今记忆犹新："现在人才流动了，夫妻能尽快团聚，这是好事情。不像三十多年前，我们那时候，很多同志要一直熬到退休，一家人才能到一起。那时的日子多么艰难哪！"还列举了很多与其同时代人的经历，总之，他对我表示同情。
厂长办公室，我没有敢去。这位老人家向来表情严肃，只有让张主任和郭部长前去知会了。
10点左右，张主任接到了郭部长的电话，听说我要辞职，他会没开完就赶了回来。看见老大哥风尘仆仆的样子，我不禁热泪盈眶，突作决定的悔意、即将告别的伤感、对其真诚帮助的感激，一齐涌上心头。张主任把我招呼到办公室，听取我的想法。其实，我的情况他最了解，他同意我辞职，他所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没有最先告诉他我的想法。我无言。
中午，张主任与我在工厂旁边的鱼庄喝了三个小时酒。
下午，我到办公室收拾东西，办手续，做工作交接。
晚上，张主任招呼厂办为我送行。
往事一幕幕，曾经的兄弟、战友，就要话别，我伤感不已。当晚，张主任、小军、我，都喝了不少酒。
酒后到歌厅唱歌，与我关系要好的分厂领导也来了，唱的都是些《跟往事干杯》、《驼铃》、《朋友》……
我的声音几度哽咽："从心底来说，从工作来讲，我不想走，真的不想走。但是没有办法，我必须去面对生活，我有自己的一个家呀！"
"小兄弟，什么也不说了，我们理解你！"
"没有什么，反正虎钥市离成都也近……"
"以后你要经常回来。我们到虎钥市出差，也会去看你的！"
……
朋友们纷纷安慰我。
对于这次选择，我至今心存内疚。也许，我太自私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很多建设边疆的前辈，都经历了两地分居。正如工厂那位副书记所说，好多人，都是退休后才举家团聚。张主任与刘姐，也曾经历过九年这样的生活，而且上有老下有小，不也熬过来了么？
但我看到的更多是身边的很多恋人，一到大四就劳燕分飞；好些家庭，也因久不团聚而产生了变故；甚至，在农村，由于丈夫外出务工多年不回，最终回到老家，面临的却是妻离子散的结局。
难道，真是因为时代不同？
不管怎样，我已别无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