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工房里喂着两只狗。一只黄狗，一只黑狗。
和工房常打交道的账房先生也是两位。一位经理系的安先生安平，一位劳务系的李先生李正。安先生平常穿一身黄制服，李先生则是一身黑制服。苦力们就将两只狗分别叫做“安平”和“李正”。
两只狗看家护院，十分尽责。一左一右守在工房门内两侧，生客上门，争先扑咬。苦力们下班吃饭，狗就知趣地躲出院外，依然一左一右卧了。大师傅喂狗，喊一声“安平”，黄狗就一阵风跑进来；再喊“李正”，黑狗也才跑来。有时，安平李正到工房来有事，苦力工们存心逗乐子，又不好意思直呼名字，喊一声“安先生”，黄狗跑来讨食；喊一声“李先生”，黑狗跑来讨食。两位先生也就随了大伙儿发笑，怪异这两只狗有如此灵性。
两只狗更有一点怪异之处，只认穷人，不认富人。
脚行苦力，扛包卸煤，又脏又破。大家都打单身，衣着也没人缝洗。下班脱衣擦洗一把身子，汗浆煤灰渍了铜钱厚的衣服，平地都能站着不倒。单看装束，苦力们和乞丐料子鬼没什么两样。两只狗见惯了这样的人物，因而有乞丐上门讨要，决不撕咬，全然当做自己人。反过来，苦力们班后进城有事，换一套干净衣服，两只狗就又扑又咬。空着手还罢了，要是多少拎一点东西，非叼下来不可。
从初秋干到年底，六子他们几个不抽不赌，一人攒下几十块钱。大未子先前家里订了一门亲事，如今他在太原府做事名头响亮，那家就赶趁着这头早日完婚。大未子剃头洗澡，估衣街上还买了一身七成新的衣服，特别还把在太原府学得的官话暗中演习了几句，准备回家乡去贩卖。六子和二楞头都把纸币兑成了大洋，托大未子捎回去。大未子一身光鲜，手中还拎点黑酱豆腐干之类太原府的名产，两只狗疯扑疯咬的可就出不了工房院了。临了还得六子替他把东西拎出院外，两只狗才放他出门。
六子怕他完婚误事，工房院外复又把一番话再次叮咛了。
果然不出六子所料，大未子回家过年完婚，名声不仅在村中响亮，还远播到十几里外他丈人庄子上。整摞子的银元交与家里，大串儿的官话讲在当街。立时就有后生家尾随一群，恳告大未子带他们下太原府。年前完了婚，年后给丈人丈母磕过头，大未子不敢多耽搁，赶正月十五就率领十来条精兵后生奔下太原。
大未子办事得力，六子十分满意。只因大年节下，苦力们多数回乡过年，工房里人手正奇缺。而各式搬运营生不免堆积，鬼子连连催逼大头儿，大头儿正急得牙疼上火。盂县大山里呼啦啦来了一帮壮汉，好比来了救驾的兵马，所谓考工便也只走了个样子，一帮人都尽饱吃上了白面大蒸馍。前后相差不过五六天，过罢元宵节，老脚行们多数回来上班，各地也有不少下太原来卖苦水的想入脚行，人手便多得用不来了。僧多粥少，考工无形中严了不少。有个饭碗子问题作怪，倒不一定大头儿做什么手脚，老脚行们成心挤兑那些新来考工的。大未子领来本村外村一帮后生，顺利入了脚行，都感激六子，大伙儿只把他当自己的头儿来看。
六子手下有一帮人，这帮人又都下得大苦，干活儿卖力，大头儿心里不知怎样想，面儿上还得倚赖六子。何况见六子和田中讲话方便，生怕把他吃空额的事儿捅给日本人，大头儿寻常派活儿倒隔过二头儿直接找六子。原先两个二头儿就都愤愤的，给六子使出脸子来。六子不愿得罪人，自己凡事退后一步。但派给他这一帮人的活儿总是又苦又累，工钱却不多拿，伙计们情绪不免恶劣。都是卖苦力挣日本人的钱，谁比谁就矮三分呢？渐渐就不听二头儿指派，遇了紧急活路，一齐歇工。这个头疼，那个脑热，“官家不使病人”，况且歇工不赚钱，自歇自家。苦力们那时听都没听过“罢工”二字，自发集体歇工就是了。大头儿没法，和账房李先生做主，正式委派六子也当了一个二头儿。外佣工这一摊儿，大头儿说了算，日本人也不来过问。
六子当了二头儿，一天挣两块钱，制服帽换成两道箍，为人处世就愈往大处学样儿。干活下苦唯有往前赶，日常伙计们相处他也处处忍让几分。苦力们渐渐觉得这小后生肚里有柴禾，凡事肯和他通气儿。六子没文化，对账房先生打心底尊重，当了二头儿，业务上又虚心请教，先生们对他便也存个别样印象。大头儿日日赌钱不扛包，还要克扣伙食，工房里渐渐就有人讲出话来：老像这个样儿，还不如叫六子当大头儿哩！
六子年轻，可也知道利害，这种话好随便说说的吗？再听着，就设法压制。但六子毕竟年轻，苦力们的要求讲多了，他忍不住就要出头。一个伙食问题，向大头儿反映几回，大头儿一味搪塞，要不就冷冷顶回来：
“嫌伙食不好，不用吃！外面就有小摊儿，不兴饺子拉面的吃去？”
还有个工资问题。活路松紧，日工资一块，虽说大伙儿生活有保障，可也有弊病。有人松活上班，紧活儿歇工；紧活儿上班的，累病了又不挣钱。六子思谋，逢年过节或活路特别吃紧，能不能要求日本人另加工资呢？和大头儿商量，大头儿又顶回来：
“日本人那么好说话吗？你觉着能说成了自个儿说去！”
刚过去的年关，工房剩下十来个人，受了多大的苦？这不该多要几个工钱吗？中间又有个人的利益，六子就请李先生造了表，准备自己出马去找日本人，要求加工资。
六子先来和田中商量，田中也怵头。特别是要找劳务系主任野藤，连连说：“野藤大太君，大大的厉害！”
合计半天，决定班后上野藤家里去说。私下拜访，说成了自然好，说不成也不至于挨耳光。到了野藤住处门外，田中战战兢兢的，打好立正，半晌不敢敲门。六子狠狠心，替他敲了。
开门的是个中年女人，见了田中和六子，点头哈腰的。六子以为是女佣下人。田中和那女人咕噜一通鬼子话，回头翻给六子，说大太君不在家，这女人是野藤的妻子，请客人进屋。大太君不在，不必进屋了吧？六子犹豫着，田中听说野藤不在，胆子大起来，气昂昂地先头进去了。
进屋粗粗一扫，屋里用隔扇隔开好些房间，隔扇上糊了白纸，显得干净。那女人迎了客人进屋，又点头哈腰一回。末了，引他们走向一个活拉门，喊一句什么。里面有人应声儿，脆生生的，怪好听。应声儿里，隔扇门拉开，屋里就又现出一间屋来。开门的是个姑娘，笑笑的，格外白净。还没看清眉眼，姑娘闪开身，到门侧也是点头哈腰的，打手势请他们进屋。姑娘让过，六子这才看清屋里齐了门限满满地铺了炕，炕又很低，半尺来高。炕上铺了榻榻米，榻榻米中央摆了木盘，木盘上升一只小洋炉子。火炉升在炕上边，鬼子习俗真个古怪。
田中脱了鞋，大摇大摆走上炕去，炕当央盘腿坐了。六子可就犯了愁：自己的袜子又破又脏，脚也臭得厉害，大太君家这炕如何上得？那姑娘不断点头，鸡啄米似的，田中也连连拍着榻榻米要他进去坐。六子也就脱了鞋，三两步迈到炕当央，忙忙地坐下，两只臭脚尽量盘在腿底。坐定了，野藤妻子献上茶来，姑娘接了，分别敬与六子和田中。吃着茶，姑娘跪在他们对面，关照添茶，毕恭毕敬的，很见章法。田中大大咧咧的，叽里咕噜，指指画画，那姑娘便不时闪眼来瞅六子。
六子年轻，没和女人们打过什么交道，何况面对日本姑娘，又怕自己的臭脚显出原形，局促不安的，搞出一头汗来。但也免不了偷眼看那姑娘，几处印象却也深刻。一是头发梳得好看，像是庙里墙上画的仙女那样式的。一是衣服也漂亮，宽袍大袖的，腰里扎根带子，身姿显得诱人。再有就是扑过粉，脸上脖子连同前胸一带外露地方，都匀匀的粉白。不像中国女人只涂抹一个脸罩儿，露一截黄黑脖颈。
又讲了会儿鬼子话，田中拿出报表来，要那姑娘做什么。姑娘只是摆手，不肯做。后来，田中指着六子咕噜一通，还哈哈大笑。姑娘看看六子，突然很羞涩地避开脸儿，但随后就接了报表，去取章在下边盖好了。盖了章，顿一顿，又添写了一个字。
告辞出来，田中方才解释刚才举动。他要野藤的女儿取大太君的名章，那姑娘不肯，后来加盖的是姑娘的私章。六子没读过书，但留心认字，认出这印章也是“野藤”两个字，只是字形小了一号，旁边还写了一个“代”字。心想这女孩子也够细致，办事有点路数。又问田中刚才笑什么，田中说，那姑娘开始连她的私章也不肯盖，田中就讲：这个中国人大大的个子，你不喜欢吗？他可是看着你漂亮，很喜欢你的呀！
章是这样盖出来的。可田中竟然和大太君的女儿开那样的玩笑，太过分了。六子埋怨田中，田中连说没有关系。日本姑娘大大的好，对男人温顺恭谨，巴不得男人给一个笑脸儿。六子这样的大个子喜欢她，她高兴得很。
田中甚至开玩笑说，只要六子不讨厌日本姑娘，他可以从中帮忙使六子和大太君的姑娘交朋友。
那姑娘，单看写字那利索劲儿，想必读过书的，况且又是日本人，是大太君的女儿。田中讲话真是太离谱儿。那姑娘真是白净！自己一个苦力，一双臭脚没处藏掖。多日不洗澡，一身汗酸味儿。六子突然就变了眉眼，恶声恶气打断了田中。田中摸不着头脑，觉着六子高傲，到底还是瞧不上日本人……
因为有野藤的名章，尽管是一枚代章，李正托了安平，加班费从经理系还真个领出来了。过年顶班的苦力一人领到二十来块钱，个个高兴。大头儿凭空又拿了六十块，也别无话说。六子觉着自己这笔钱原本没有的，一齐拿出来，分头请客下馆子。请了安平李正二位先生一回，请了田中一回。请二位先生去的是林香斋，要了海参扒肘子和活烧鲤鱼，也不过五六块钱。二位先生见六子懂事儿，席间讲些场面上的关节利害。六子一一谨记，受益不少。
请田中去的是清和元。清和元是太原府著名的清真馆，傅山先生创制的“头脑”最是著名。当年钱钞也需三四毛一份儿。一个冬天喝下来，需得银元几十块，足够买一件上好的皮袄。穷人喝不起，富人喝了暖身养人，俏皮地说是“把一件皮袄穿在了肚里”。六子请田中时，春节已过，清和元不卖头脑了，两人吃的是蒸饺。田中连连称好，吃得满嘴淌油。六子也高兴，就把他听人讲过的“清和元”这名堂的来历学说给田中。中国历史上汉人受异族统治称为朝代的，有元朝和清朝。傅山先生要人们喝“清”和“元”的“头脑”，含义可谓深刻。喝头脑时，配用一种点心，又叫“帽盒”。这点心制成中间空心，外形极似清朝官员存放官帽的盒子。吃掉“帽盒”，比作灭除清朝官吏，用心也够良苦。
田中读过高中，知晓一些中国历史，听了这些言语，呆怔了半晌。六子突然意识到自己有点失言了，但话已出口，心想日本人无缘无故打进中国来，杀人放火的，中国人讲讲古也不敢吗？田中发呆，便也不去说破。换个其他话题。
大约就是请田中吃饭之后几天，工房里出了事儿。大头儿赌钱输急了眼，要筹款翻本儿，克扣伙食吞没工钱都不赶趟，串通了大师傅整袋子向外偷白面。两只狗偏又是那种脾性，任他是大头儿也不许将工房的东西带出去。狗叫得太蹊跷，又赶上二楞头泻肚跑茅房，偷面贼就遭了殃。二楞头以为是外贼，嚷起来。一边嚷，一边扑上去抓贼。一股愣劲怕人，只一抱就把个大师傅也抱得蹿了稀粪满裤裆。
大头儿做贼偷面，事情做得太过下作伤众，第二天，多数苦力们就歇了工。日本人派翻译官一回回来工房催人上班，苦力们大都上街去了。大头儿央告判官他们几个跑腿儿火速上人市儿上招工，判官只直杠杠地压大炕。另两个跑腿儿犟不过，上了街，过晌午也不见回来。大头儿几乎成了光杆司令，空荡荡的工房里只剩下几个二头儿和两只狗。
下午，现场主任木下陪了系主任野藤到工房来查问究竟。翻译官和李先生紧紧跟随，神色都很严肃，看来日本人来得不善。野藤咕噜几句，翻译官立即翻给大头儿：
“你是大头儿，大太君只找你说话。你的人呢？”
大头儿说不来个所以然。手下没人，不能开工，任凭其他什么理由都难以搪塞了。
野藤又咕噜几句，翻译官就分别来和几个二头儿讲话。两个二头儿都是大头儿早先拉扯起来的，自然不肯讲出大头儿偷面的事。问到六子，大头儿就十分紧张。但六子自有主意，大头儿伤了众人，到底是中国人之间的事，决不肯里外不分。也只说自己平常指拨的一帮人今天有事上街了，其余的不清楚。
鬼子不得要领，光火起来。野藤咕噜一句什么，突然扇了木下两个耳光。现场主任同样打着立正，连声“哈依”。木下挨过打，逼到大头儿跟前，大头儿急忙缩脖子。但木下没动手，只撇开翻译直接和大头儿讲话，中国话竟是十分流利：
“你听好了，明天一早开工还是没有人，你就开路吧！‘开路’你明白？卷铺盖！”
日本人走后，李先生留下来，把六子扯到一边说话。六子诧异他已经知道工房夜来偷面的事，李正笑笑说：
“工房这点事儿，谁不清楚？翻译官耳朵里也早灌满了，就是日本人还蒙在鼓里罢了！”他压低了嗓儿又说，“看来大头儿是干不成了。偷面的事是个由头，他伤众又不是一日，今天一晚上工夫估摸他收拢不回人心来。大头儿这角色得另换人了。你怎么样？有心思干，我在日本人跟前就推举你了。”
六子想了想，道：
“工房这摊子营生，我觉着也不是拨拉不来。只是觉着倒像是我蹭了人家的行似的……”
“反正他不干了总得有人干。别人干，你心里服不服？你手下一帮子伙计乐意不乐意？”
六子就不再言语。
当晚，大头儿在工房各屋里走动，但第二天愿意上班的凑不起二十人。毛亲手下一帮北路家都听毛亲的，毛亲却拉了六子到外边小摊儿上喝馄饨去了。大头儿忙了半夜，没戏。第二天一早领了十来个老脚行下南站去了。黄狗黑狗又扑又咬，被结结实实踢了几脚。
吃罢早饭，有人来传六子上劳务系。野藤和颜悦色亲自问话。先在额头上横了三根指头，比画着道：
“你的，小孩子的，这个的，行的？”
六子就说行。
野藤摇摇头，又问：
“你的，人的有？五十、六十的有？”
六子想了想，回答说有人。
“今天开工的行？”
六子回答，可以开工。但要召集齐五六十人，得三五天。
野藤最后说：
“三天的，我的点名的。”
然后摆摆手，叫六子回去开工。
劳务系传六子，两个二头儿明白自己没戏了，又不肯在他手下干活儿，也各自带了三五人走了。六子回到工房，苦力们剩下不到三十人。六子当下指定大未子和毛亲做二头儿，先带人去开工。然后给判官他们几个跑腿儿分派任务，火速去各处招人。正经下苦的，招来最好，实在不行，料子鬼们先招来顶数儿也可。判官寻常出没料子馆儿，说十个八个招来应名儿办得到。但这帮人第一不干活儿，第二每人少不得要吸两口三口的，一口两毛，三口就得六毛，判官还要抽头儿，一块工钱剩不下多少。只图叫来人，应付点名，六子算算账，应许了判官的条件。
三天后，七长八短到底凑够五十人，顺利应付了点名。造表领工资的时候，李先生为六子当大头儿出过力的，吃空额就特别狮子大张口；安先生和翻译官也要打点，一笔空额就尽数开销出去了。六子初干大头儿，知道苦力们心里有杆秤，自己总得干个样子，叫大伙儿心服。思谋半天，无非两个办法。
一是伙食公开，各人花钱吃到各人肚里。一天只摊四毛，伙食也绝不会比先前差。
二是还得设法争取加班费，从日本人那儿尽量给大家往回捞票子。
单是伙食改善这一条，苦力们已是人人满意。有几位老脚行曾经估计六子干不了三天半的，这会儿也不再思谋跳槽。大未子和毛亲干了二头儿，也都卖力，六子就基本上立稳了脚步。
只是争取加班费，有些难办。去系里和野藤讲过几回，一直不答应。后一次，野藤宽边大仁子眼镜里，眼睛瞅了别处，咕噜一番话叫翻译讲给六子。
“张六，大太君说啦，加班费你先前领过一次，那是违反纪律的。因为大太君的姑娘有责任，所以没有处罚你。今后，加班费的问题再不要提啦！”
六子找李先生商量，李正也没什么好主意。最后讲了一个办法，礼多人不怪，叫六子给日本人送点礼物试试看。鬼子或者也和中国人似的，受礼就办事；或者根本不受礼，无非把礼物再拎回来。有理不打上门客，大太君又能把你怎么样呢？
给人送礼，心里着实不舒服，做贼似的觉着丢面子。可六子要笼络苦力们，为大伙儿多捞摸几块钱，办成了自己也得利，下了个决心，送礼就送礼。一天下午，谁也没告诉，六子到泰山庙集市上买了一大篮子鸡蛋，一大捆藕根，一共两块多钱的东西。趁野藤上班的工夫把礼物送到他家里去。野藤的妻子点头哈腰的，推阻了一番，鸡蛋和藕根到底收下了。收了礼物，更加点头哈腰，还要喊她女儿献茶待客。六子不敢耽搁，急忙起身告辞了。出了门，又诅咒自己窝囊，没敢再见一见那白净的日本姑娘。走出百十步，回头去瞅，那姑娘小巧的身姿儿立在大门口也正远远地瞅他。六子这就走得愈急，再不敢回头……
第二天半上午，正干着活儿，野藤和木下带着翻译官来到工地。翻译官呼喊大家停下，说大太君要训话。六子突然耳热心跳的，不知自己送礼一事是福是祸。工人们聚集齐了，日本职员和中国账房先生们也都肃立一旁。野藤立在站台上，咕噜一通，大仁子眼镜朝天仰着，示意叫翻译讲给大家。六子一颗心蹦上嗓子眼来，只听翻译官大声说：
“张六，大太君说，你的礼物他收到啦！大太君全家都高兴。”顿了顿，六子一颗心落回肚里，翻译官又说，“大太君还说，你今后小小的发财没有关系！”
训话完毕，鬼子扬长走了。六子反倒半天醒不过神儿来：
日本人受礼，竟敢当众承认！允许小小发财，看来加班费的事儿也成了。但这样的话竟也讲在明处！这日本鬼子到底是怎样一种人呢？
在鲁迅先生笔下的日本人，是一种人。在我父亲早年经历中的日本人，是一种人。在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记忆中的日本人，是一种人。
去年春天，我从天津回来，列车上对过铺位是腰脊笔直的一位台湾老兵。他在天津的哥哥陪他回山西霍县老家祭祖。老兵西装革履，仪表堂堂，还很健谈。谈到日本人，老兵竟是咬牙切齿，一派誓不两立的样子。于是，老兵在我的印象中，便是这样的一位老兵。
父亲的讲述，讲述的是他的亲历感受，不是别人强加的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