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高贵
生于1940年2月，安徽省合肥市人。1961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并坚持儿童文学创作，主要写作寓言、童话。上海市松江二中语文高级教师，上海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主要著作有：寓言集《懒汉吃鱼》《数学家的魔箱》《魔术大师》《仙境拾宝》《聪明的傻瓜蛋》《狐大嫂开店》《现代寓言》《上帝的玩笑》等，童话集《魔鬼兄弟》《智慧模仿》，理论专著《想象世界》等。
寓言《生命的真理》获陈伯吹儿童文学奖，《想象世界》获全国图书评比“金钥匙”奖。寓言《燕子妈妈笑了》《知了学飞》《征友启事》等，被选入上海、香港及韩国等地的小学语文教材。寓言《理想和种子》被收入《中国新闻学大系（第五辑）》。寓言《蜗牛和马》等数十篇作品，被翻译成英文和法文。
我要说的是高贵，而不是富贵！
这世上，富贵的人很多，高贵的人却很少。其中，灵魂高贵的人，尤其珍稀。在这里，我要讲述的，正是一位灵魂高贵的人——我的恩师陈伯吹。
创造未来塑造巨人
1960，我在上海师范学院（现上海师范大学）读大三。春节后开学，我选修了儿童文学课，因为上课的兼职教授是名声显赫的儿童文学作家陈伯吹。同学中传言，他是系主任魏金枝先生（著名作家，曾经的上海作协负责人）特邀来授课的。
上课的第一天，走进教室的是一个矮小清癯的老人。老人大约五六十岁，穿一身深藏青的中山装，头发梳理得整齐而自然，满面微笑，目光慈祥。他就是陈伯吹先生。
陈老师讲课语速缓慢，声音不高。他用略带宝山土音的上海话娓娓道来，如潺潺流水。第一课，他着重讲了儿童文学的重要性。至今记得，在缓慢平静的讲授中，他突然提高了声音：“儿童文学事业，其实是创造未来的事业，是塑造巨人的事业！”当时，这两句话如雷贯耳，如醍醐灌顶，震撼了我的心灵。后来，也影响了我的一生！
在课堂讨论时，有同学提问：“有些搞成人文学的，瞧不起儿童文学，认为儿童文学是小儿科，您怎么看？”记得陈老师这样回答：“对别人的非议，我们搞儿童文学的人，首先要自信、自强。如果有人莫名地歧视，那么，也不妨反问，‘你们有多少人，能超过安徒生？又有多少人，能超过伊索呢？’”课间休息时，陈老师又补充说：“真正伟大的作家，是绝不会轻视儿童文学的。谁见过鲜花轻视花蕾的呢？”他还举例说：“列夫·托尔斯泰就写过很多儿童故事，普希金也写过很多儿童诗，譬如《渔夫和金鱼的故事》。”
可惜，好景不长。没过多久，大约在春夏之交，当时上海和全国的文艺界就掀起了批判陈伯吹的高潮，说他的专著《儿童文学简论》是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代表。
以后，陈老师总是默默地来，默默地去，除了谨慎地上课，从不多说一句话。因为学校已经发动学生对他口诛笔伐。值得欣慰的是，在整个批判过程中，我没有写过一篇批判稿。相反，在第二年毕业时，我的毕业论文写的是《试论儿童文学中的儿童诗》。从此，我选择了创作儿童文学的道路！
自奉至俭奉献至巨
转眼间，二十多年过去。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报上看到了一条新闻：儿童文学作家陈伯吹，将自己一生的积蓄全部捐出，设立儿童文学奖。据报道，共捐献了五万五千多元。
五万五千多元，在今天也许不算什么。可在当时，这确实是一笔巨大的数目。那时，一个大学毕业生的月工资，只有五十多元。五万五千多元，是一个大学生一千个月的工资，也就是八十多年不吃不喝的全部收入。陈老师毕生从事儿童文学事业，上世纪20年代即开始儿童文学创作；上世纪30年代就开始创办儿童文学杂志；新中国成立以后，又长期担任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副社长，为儿童文学事业殚精竭虑。一个人将毕生的精力奉献给一项崇高的事业，到晚年又将一生的积蓄全部奉献给这项事业，这样的人，这样的精神，还不高贵，还不珍稀吗？
巧得很，1985年，我因为寓言《生命的真理》荣获了“上海市儿童文学园丁奖”。这个奖，就是由陈老师的捐款而设立的。陈老师既看轻利，也看轻名。他极其谦逊，不同意用自己的名字命名这一奖项。所以，当时叫“上海市儿童文学园丁奖”。直到先生逝世，才改名为“陈伯吹儿童文学奖”。
得奖以后，我曾到陈老师家中拜访。他住在瑞金路的一幢小楼的二楼。陈老师和师母同住，家中陈设极其简朴。后来我才知道，他一不喝酒，二不抽烟，甚至连茶也不喝，一辈子只喝白开水。客人造访时，陈老师会很诚恳地问：“您喝茶不？”如果客人说不渴，师母就不倒；如果客人说要喝，师母才倒茶。他们的观点是：真诚待客，实事求是，不必浪费。其实，师母是很好客的，她会削好水果，切成片，放在盘子里，插好牙签。
老人如此之俭，捐款却如此慷慨，使我内心无比震动。再看而今，有人把钱看得比命还重，为了贪腐，不惜坐牢，甚至送命，二者真是天壤之别！
从不居功更不张扬
到了上世纪90年代，陈老师早已声名卓著。他创立的儿童文学奖，鼓舞、扶持和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儿童文学作家。这些作家遍布全国各地，覆盖海峡两岸，泽及老中青三代人。陈老师“创造未来，塑造巨人”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当时，上海曾经创办过一本大型儿童文学刊物，刊名就叫《巨人》；至今，有些省的少儿读物出版社，还叫未来出版社或明天出版社。1995年11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三届亚洲儿童文学作家大会”上，来自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儿童文学作家们，都对他极其尊崇。日本的儿童文学作家，更推崇他为“东方的安徒生”。海峡两岸的儿童文学家，异口同声地尊称他为“陈伯老”。可是，陈老师从不居功自傲，更无半点骄矜之色。
我是1987年加入上海作家协会的，陈老师是我的入会介绍人之一。上世纪90年代初，有次参加在浙江天台山举办的笔会。在天台山的国清寺，我怀着尊敬和感激的心情，邀请陈老师跟我拍一张合影，他不但爽快地一口答应，而且，拍照时一定要让我站在他的右边，自己则站在我的左边。我说尊长应该站在右边才对。不料，他笑着说：“我已经老了，这是希望你们能够超越我，按古人的说法，叫‘出其右’呀！”就在我俩争让中，拍照的同志早已咔嚓一声，拍下了我和陈老师的合影。
1997年，陈老师因病离开了我们。他是1906年出生的，终年九十一岁。第二年，他的墓在故乡宝山罗店落成。为此，上海作家协会召开了一个隆重的追思会。会间，只见一位六十岁左右的人在新出版的《陈伯吹文集》上郑重签名，恭敬地送给与会的人。我拿到书后，悄悄地问身边的一个朋友：“这是谁？”朋友一把将我拉到门口，责怪地说：“你不知道？他就是陈伯吹老师的儿子呀！”原来，这位签名的人就是陈老师的儿子陈佳洱，他当时的身份是中国著名的原子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中共中央委员、北京大学的校长！
我真的震惊了！我和陈老师交往多年，也曾问起过他的儿子，老人只回答：“在北京工作！”从不说起儿子的身份。这事如果放在别人，还不知如何炫耀呢！那位朋友还告诉我：上世纪80年代中期，有次陈老师去贵州，住在宾馆里，晚上，时任贵州省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前往拜访。当时，贵州省的媒体纷纷报道这一消息，还刊登了照片。然而，陈老师也从未提过一个字。要知道，老人逝世前，胡锦涛同志已经是国家副主席。
追思会后，有人还告诉我一件事：作为北京大学校长和中共中央委员的陈佳洱，在回老家罗店镇给父亲买墓地时，同样毫不张扬。管墓地的人甚至对陈佳洱爱理不理，很不礼貌。后来，陈佳洱恰巧碰到一个小时候的同学，同学在镇上当领导，这才惊动了罗店镇。这个故事告诉人们，什么叫家风，什么叫真正的教养！
陈佳洱签名的书，我也一直珍藏着，它是一面灵魂的镜子，从中我懂得了，什么才是真正的高贵！
终生坚守高尚的理想，一辈子坚持无私的奉献。我们现在最欠缺的，不正是陈伯吹先生这种高贵的精神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