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西汉天下被王莽葬送，刘邦后人刘秀南征北战，建立东汉政权。刘秀回到故乡南阳修葺先人墓园祭庙，设宴款待宗族。他的女性长辈们很是高兴，说刘秀打小就谨慎守信，与人交往不善应酬，只是一味遵守柔和罢了，不想今天竟能如此辉煌！刘秀听后大笑着说：“我治理天下，也要推行柔和之道。”（《资治通鉴》卷43）
推行教化的组织保证
东汉顺帝时，尚书令左雄上书说：“郡太守、封国相和县令等官员中，政绩显著的人，可以就地增加官秩，不要调动；不是为父母守丧，不许离职。不遵守法令，不服从王命的人，应实行终身禁锢，永远不许为官，即使遇到赦令，也没有他们的份儿。对于受到弹劾而弃官逃亡不接受法办的人，应该将其全家流放到边郡，以惩戒其他官员。对于直接和民众接触的官吏，一定要选用家世清白、有从政能力的儒生来担任，减免他们的赋税，增加他们的俸禄。任期满后，丞相和州郡才可以征召保举。如果能这样做，就可以从途径上堵塞作威作福，从开端上断绝弄虚作假，从事务上减少迎来送往，从根源上止息横征暴敛，走正路的官吏就能够推行教化，全国各地的民众就能够各得其所。”（《资治通鉴》卷51）
教化以人情为前提
东汉末年，丞相掾和洽对曹操说：人跟人不一样，各有各的才干，各有各的品德，所以不能只用一个标准来衡量人才。以过分的俭朴来约束自己是可以的，但用来要求别人，兴许就会造成失误。如今朝廷上的舆论是，官吏中凡是穿新衣乘好车的人就被指责为不清廉；而不修饰边幅身着破旧衣服的人，则被誉为清廉高洁之士。结果士大夫们收藏起车子，去掉装饰，故意弄脏自己的衣裳，有的高官甚至自己携带饭罐去府衙上班。
和洽说：“树立榜样以供众人仿效，最好遵循中庸之道，这样才能坚持下去。如今一概提倡这些令人难以忍受的行为，用它来约束各个阶层人士，虽然可以勉为其难，实行于一时，但定然造成疲惫，绝不会长久坚持下去。传承教化，务必通达人情；凡是过分怪异的行为，一定包藏着虚伪。”
曹操认为他的见解很好。（《资治通鉴》卷66）
曹操为什么不敢当皇帝
东汉末年，孙权上书向魏王曹操称臣，劝曹操顺应天命，即位称帝。曹操把孙权的信给大家看，说：“这小子是要把我放在炉火上烤啊！”侍中陈群等人都说，曹操应该登基称帝。曹操答：“如果上天要我做皇帝，我还是当周文王吧。”
司马光评论道：“教化，乃是国家的紧急要务，而俗吏却不给与重视；风俗，乃是天下的大事， 而庸君却放在一边。只有明智的君子，经过深思熟虑，才知道它们的益处之大，功效之深远。”
司马光从东汉光武帝刘秀说起，经过明帝、章帝，认为他们始终坚持以教化为政，广施恩德。到了和帝，开始出现乱政，但刘氏政权仍然能够延续，其原因就在于前代遗留的教化和德政已经深入人心。到了桓帝和灵帝，国政进一步恶化，董卓乘机夺权，袁绍等人借机向朝廷发难，逼得皇帝流亡，宗庙荒废，王室倾覆，百姓遭殃，汉朝的生命便结束了，无可挽救。然而就是到了这一步，那些手握重兵、割据一方的人，仍以尊崇汉朝为号召。司马光最后说：“以魏王曹操的粗暴强横，加上所建立的巨大功业，尽管想当皇帝的野心一再膨胀，但直到去世，也不敢废掉汉朝皇帝，取而代之。难道是他做皇帝的欲望不够强烈吗？不是，是因为畏惧名义而不得不克制自己罢了。由此看来，教化怎么可以轻视，风俗又怎么可以忽略呢！”（《资治通鉴》卷68）
一个都不少
隋文帝时，齐州行参军王伽押送犯人李参等70余人前往京师。走到荥阳，王伽见犯人实在辛苦，心生怜悯，便对他们说：“你们这些人触犯了国法，披枷戴锁，固然是你们应得的惩处，但是牵累押送你们的人一块受罪，你们心里不惭愧吗？”李参等纷纷谢罪。于是王伽把犯人的枷锁全都卸掉，遣散押送犯人的士卒，与李参等人约好到达京师的日期，说如果你们延误或者逃跑，我只好代你们受死。说罢便离开犯人独自去了。
犯人们十分高兴，也非常感动，全都如期到达京师，一个都不少。
隋文帝听到这件事，非常惊讶，召见王伽谈话，不断地称赞他。接着又召见犯人，命令他们带着妻子儿女一起进宫，在殿堂赐宴，并赦免了所有罪犯。
文帝因此下诏说：“凡世上之人，都有灵悟的禀性，都懂得善恶，明白是非。如果以至诚之心关怀他们，加以劝导，那么恶俗必定改变，人人都会走上善良的道路。以前由于海内动乱流离，德教废弛湮没，官吏没有慈爱之心，百姓存有奸诈之意。针对这种情况，朕打算遵循先圣的办法，用道义来感化子民。王伽非常理解朕的用意，诚心诚意地加以宣传教化；而李参等人感化醒悟，自己前往官府报到。这说明四海之内的百姓并不难以教化。要是让官吏都成为王伽一类的人物，庶民都向李参等人学习，摈弃刑律的日子不会远了！”于是提拔王伽为雍县令。（《资治通鉴》卷179）
动乱过后更需教化
经过隋末战乱，唐朝统一了天下。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与群臣商讨治国大计。太宗说：如今承接的是大乱之后的烂摊子，我担心百姓不容易教化啊。魏徵回答：不然。长久安定的百姓容易骄逸，骄逸则难以教化；经过动乱的百姓心怀愁苦，愁苦则容易教化。这如同饥饿的人急需食物，渴的人急需饮料一样。
封德彝不同意魏徵的看法，说：夏商周三代以来，人心逐渐走向浅薄奸诈，所以秦朝诉诸严刑酷法，汉朝以王道和霸道双管齐下，其实是想行教化而不能，哪里是能够推行而偏偏不去推行呢！魏徵一介书生，不识时务，空谈误国。
魏徵驳道：从前五帝、三王实施教化，对象没有改变，仍旧是原来的民众。黄帝征伐蚩尤，颛顼诛灭九黎，商汤放逐夏桀，武王讨伐商纣，都能恢复先前的太平盛世，难道承接的不都是大动乱之后的烂摊子吗！如果说古人淳朴，后代日益浅薄奸诈，那么到了今天，人们应当已经变为鬼魅了，君主还怎么能够继续进行统治呢！太宗最后听从了魏徵的意见。
贞观元年，关中地区闹饥荒，一斗米值一匹绢；贞观二年，全国出现蝗灾；贞观三年发大水。太宗勤于政事，安抚民众，百姓虽然东乞西讨，但没有多大抱怨。之后终于迎来大丰收，背井离乡的人们纷纷回归故里，一斗米不过三四钱，一年下来，犯死罪的只有29个人。东到大海，南至五岭，夜不闭户，旅人不带粮食，沿途自然有人供给。太宗对宰相长孙无忌说：贞观初年，大臣们上书都主张耀武扬威，讨伐四方。只有魏徵劝朕放弃武力勤修文教，认为中原安定之后，四方自然顺服。朕采纳了他的意见。如今突厥的颉利可汗成了朝廷俘虏，他的酋长们担任朕的带刀宿卫，民众受到中原文化的熏染，这都是魏徵的功劳啊，只是遗憾封德彝见不到了！（《资治通鉴·》卷193）
小结
教化看似教育，实则政治。故事中司马光对曹操不敢取代汉室的评论，透彻地说明了这一点。教化制造懂道理、知荣辱、守规矩的国民，这是社会稳定和政权稳定的最大要素。
教化把教育贯彻于政治之中，中国之所以能够传国久远，绵绵不绝，一个重大原因就在于始终将二者合而为一。教化投入少产出大，不需要多少物质手段便可以实施，是最省钱最经济的事业。
道通“导”，具有引导意义，教化起导向作用。这就涉及儒家学说的主旨，即成人。成人是一个人类学、社会学、哲学概念，这里的人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个人，也就是理念的人、本质的人、人格的人、理想的人，孔子把这样的人称为君子。儒家抱负很大，目标很远，所说的一切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把个体人打造成君子。为政就是这样一个平台，如果比作铁砧的话，那么教化就是打铁的巨锤。正是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锻造锤炼，才有了体现于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中华民族的性格。中国历史是中国人的生成史，人类历史是人类的生成史，中国史是人类史的一部分。成人其实也是马克思的观点，他把历史进程看成是人向着人的本质生成的过程，是人类脱离动物界达到人的高度的过程，而共产主义就是这一过程的完成。
由此可以说，我们今天的工作仍旧是这个过程的一个片段，是中华民族的性格塑造的继续，是人的生成的继续。这不是一个是否如此的问题，而是自觉还是不自觉的问题，因为历史的逻辑就是这样的。认识到这一点，可以加深对当前实践意义的认识，增强自信，提高思想境界和工作境界。
我们必须看到，经济发展、技术进步、物质富足可以强壮我们的体魄，增进我们的智力，振兴我们的自信，但要达到丰满我们的灵魂，提升我们的精神，还必须诉诸思想文化。民族的复兴一定伴随着文化的复兴，硬件再好软件上不去也仍旧不能跻身先进行列。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是凝聚人心的力量，借鉴教化治政的历史经验，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是非常必要的。其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是重中之重，正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这是一项背靠历史、面向世界和未来的工程，它的实施必定焕发出巨大的正能量。
（二）示范
要义
关于为政的“政”，孔子有一个界定，即“政者，正也。”（《论语·颜渊》）政就是正的意思。教化体现的就是“正”。这就对各级官员提出了一个根本性要求，即作为教化的实施主体，自身必须“正”，以榜样的示范引导民众，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官员自己行为端正，即使不下命令，民众也会自觉跟着走；官员行为不端正，即便喊破了嗓子也没人听。鲁国执政大夫季康子跟孔子商量：假如我通过杀掉那些不讲道义的家伙来端正社会风气，您看怎么样？孔子说：您治理国家，为什么一定非要用杀人的办法呢？您有心为善，百姓就会跟着做好事。执政者的言行举止就像是风，老百姓的表现就像是草，风吹过来，草一定顺着倒下去（《论语·颜渊》）。
这说的是官员给百姓作示范，同时官员也给官员作示范。北宋大儒程颢这样回答学生有关官吏的管理问题：“正己以格物”（ 《近思录·处事之方》）。意思是端正自己来纠正别人。这大致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一级给一级做榜样，上梁正了下梁自然正，这样一级一级地追上去，最后追到君主那里，归结为君主的思想意识，君主的心正了，天下就正了（《近思录·治国平天下之道》）；另一个是以官吏中的君子做榜样，树立楷模，教育同仁（《近思录·治国平天下之道》）。
故事
大禹的眼泪
禹在苍梧山下遇到一个被绳索紧紧绑着的罪犯，禹抚摸着他的脊背，哭了。
禹有个助手名叫益，不解地问：这人犯了法，理应受到惩处，你却为他流泪，为什么呢？
禹说：“社会治理得法，民众就不会犯罪；社会治理不得法，那些原本善良的人就会走上邪路，触犯刑律而遭受惩罚。我肩负着安顿天下的重任，现在竟然出现这样的事，说明我德行不够，不能感化民众，所以我才为这个人伤心落泪啊。”《吴越春秋卷第六·越王无余外传》
姬昌的裁决
商朝末年，虞国人和芮国人因为地界发生矛盾，双方争执不下，便派使者到周国请君主姬昌（后来的周文王）裁决。
两国使者进入周国疆界，见到人们相互推让，一问，原来是因为士大夫的职位。进入周国都城的城墙，又见到士大夫们相互推让，一问，原来是因为公卿的职位。
两国使者互相看看，说：“这里的百姓相互推让士大夫职位，这里的士大夫相互推让公卿职位，那么这里的君主也一定会与其他国家推让土地了。”就这样，他们还没有见到姬昌，已经就土地争端开始让步，重新划定地界，然后返回了各自国家。
对于这件事，孔子这样说：“周文王的治国之道太伟大了！简直不可超越。用不着亲自行动就可以使事物发生改变，用不着做什么便大功告成，用自己的恭敬、谨慎和谦让来影响虞国和芮国，使它们自己化解争端。《尚书·康诰》中说的‘要遵从文王的扬善抑恶’，讲的就是这件事。”（《孔子集语·卷六·主德》）
紫衣服
齐国君主齐桓公喜欢穿紫色衣服，全国的人争先效仿，都以穿紫色衣服为时尚。结果搞得紫色布匹价格飞涨，5匹白布还不顶不上1匹紫布。
齐桓公为此深表忧虑，对管仲说：“这么下去还了得，怎么办好呢？”
管仲说：“您想制止这种情况，为什么不试着不穿紫色服装呢？您可以向人们表示对紫色的反感。如果有身着紫服的人进见，您就对他们说：‘往后站一点，我讨厌紫衣的味道。’”紫布是用紫色染料染的，这种染料有特殊的气味。
齐桓公说：“就这么办。”结果，当天齐桓公身边的人就没有穿紫衣的人了；第二天都城临淄就没有穿紫衣的人了；到了第三天头上，齐国境内就没有穿紫衣的人了。（《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楚王问鼎
楚庄王率领大军讨伐戎人，到达洛水边上，就地举行阅兵仪式，炫耀武力。这里属于周王室领地，周天子定王没有办法，只好打发大夫王孙满前去慰问楚庄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