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前，获得英国伯明翰大学博士学位的李四光已是著名的地质学家，历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在世界地质学界享有较高声望。他心怀祖国，写出了中国最早的小提琴曲《行路难》，抒发自己对苦难深重的祖国举步维艰、艰难前行的感慨。
1949年5月，身在英国的李四光收到一封特殊的信件—当时参加世界维护和平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郭沫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领头签署的函件，其后还有许多人的签名，内容是“请早日返国”。
一年前，李四光到伦敦参加国际地质学会。会议结束后，因忧心于国内的混乱形势，他决定在英国潜心研究并休养一阵。平日里，他每天都会通过报纸了解中国的局势变化。当得知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时，他心里非常激动，思乡报国之情与日俱增。
这封信的到来让李四光坚定了回国的信念。他赶紧准备回国事宜，但那时从欧洲到东方的船很少，要等上半年才能启程。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开幕，李四光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这个消息震动了国民党，他们开始策划阻止李四光回国的阴谋。一天深夜，李四光接到朋友的电话。朋友告诉他，国民党“外交部”密令驻英大使立即找到李四光，要求他公开发表声明拒绝共产党政府的职务，否则将有被扣留的危险。
突如其来的消息打乱了李四光原定的回国计划，他当晚便带着个小皮包出发了。临走前，他给国民党驻英大使留了一封信，表明自己拒发声明、坚定回国的决心，并规劝大使认清形势，不要再为蒋介石效力。为了避免跟踪，李四光只身从偏僻的普利茅斯港口乘船离开英国。
第二天，国民党驻英大使果然派人来了。他们送上5000美元，并说明了国民党的要求。李四光的夫人许淑彬拒绝了这笔钱，以李四光出门考察地质的理由送客出门。
两周后，许淑彬收到一封巴塞尔城的来信。仔细一看，信上的英文地址是李四光左手的笔迹。有了丈夫的下落，许淑彬悬着的心放了下来。她赶紧按照地址前去会合。
几经辗转，李四光夫妇登上了12月25日由意大利开往香港的轮船，开始了三个多月漂洋过海的秘密行程。
与此同时，国共双方都在密切关注李四光的动向。国民党方面得到驻英大使的报告，“李四光不辞而别，去向不明”。遍布世界各地的国民党特务接到命令，凡是投奔共产党的知名人士，一经发觉，立即采取措施。
李四光离开伦敦的消息也传到了大陆。周恩来反复思考着，按行程计算应该到了，为什么还没有消息呢？他委托叶剑英和华南军政委员会查明李四光的确切情况。
1950年3月初，李四光夫妇到达香港。在中国共产党的安排下，他们于4月6日乘火车抵达广州，踏上了祖国大陆的土地。数月的舟车劳顿使年过六旬的李四光疲惫不堪，但他的心情无比愉悦，迅速投入到新中国的地质工作之中。
回国后，李四光运用自己创建的地质力学理论和方法，组织指导石油地质工作，为大庆、大港、胜利等一系列大油田的勘探与发现，为我国摘掉“贫油国”的帽子，做出了重大贡献。
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
华罗庚（1910～1985），世界著名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一位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的中国人，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
他是中国解析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等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和开拓者，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数学科研成果有“华氏定理”、“华氏不等式”等。美国著名数学史家贝特曼著文称：“华罗庚是中国的爱因斯坦，足够成为全世界所有著名科学院的院士。”
华罗庚饱尝了旧中国的苦难。由于家境贫寒，他连中学都没有念完就辍学了。19岁时，又患伤寒病卧床半年多，左腿落下终身残疾。抗日战争爆发后，华罗庚放弃了剑桥大学的学习和工作机会，毅然回国与同胞们共赴国难。
但是，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政治腐败、物价飞涨、社会动荡，薪水微薄的华罗庚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他们住在养牲畜的房子里，甚至与闻一多一家“挂布分屋而居”。
1946年，华罗庚去美国访问，不久被伊利诺伊大学聘为终身教授，获得了优越的科研条件和丰厚的薪资待遇，有了小洋楼、小汽车。学校还为他配备了四名助手和一名打字员，一家人终于过上了恬静安逸的生活。
可是，舒适的生活并未使华罗庚产生久留之意。他在许多场合表示，很多科学家是由于在国内无用武之地才出国的，一旦国内局势好转，他将立刻回国投身建设，这是一个中国人应尽的义务。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宣告成立。华罗庚确信，回国的时候到了！中国人站起来了，中国的数学一定能够赶上世界水平，多年的理想一定会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实现！
伊利诺伊大学千方百计地挽留他，甚至提出让他先回国看看，孩子们由学校照料的建议。但华罗庚的回国之心坚定而迫切。他买好了全家人的船票，连工资都没来得及领完就走了。
轮船到达香港时，华罗庚写下了著名的《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就是为了个人出路，也应当早日回去，建立我们工作的基础，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
这封语重心长、掷地有声的公开信，由新华社向全世界播送，在海外留学生中引起巨大反响。许多彷徨犹豫的留学生在华罗庚的爱国精神感召下，冲破种种阻挠回到祖国。
故国山河入梦游
谢家麟（1920～ ），加速器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国家最高科技奖，拥有两项世界原创和三项填补国内空白的科研成果，为中国高能粒子加速器从无到有并跻身世界科技前沿做出了杰出贡献。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了。第二年10月，美国移民局颁布命令，禁止理、工、农、医科的中国留学生回到红色中国，否则将处以5000美元以下的罚金或5年以下的徒刑。
而此时，“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上的中国留学生们还不知道政策的改变，满怀期待地沉浸在回国的喜悦之中，为即将实现的报国理想振奋不已。这里面，就有刚获得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的谢家麟。
轮船中途停靠夏威夷时，美国移民局和联邦调查局的官员上船了。他们核对了中国留学生的身份、所学专业和目的地，然后给每位学生一封装有禁止离境法令的信。
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提出要检查谢家麟的行李。谢家麟心里一惊。他的行李中除了书籍之外，还有为祖国建立微波实验室的器材，有些可能是禁运的。行李舱里堆满了箱子，特工们只能先检查最上面的一个，打开一看，全是书籍，谢家麟稍稍舒了口气。由于其他箱子实在难以搬动，而船长又催促着尽快开船，特工们只好中断检查，把谢家麟和其他几位中国留学生押下轮船。
为了回国，许多留学生用所有积蓄购买了船票和国内建设所需的物品。现在，他们要承受的不仅是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生活压力，还有报国理想破灭的痛苦。想到自己归国无期，郁闷的谢家麟写下这样的诗句：“峭壁夹江一怒流，小舟浮水似奔牛。黄河横渡混相似，故国山河入梦游。”但是，生活还要继续，不能就此消沉，谢家麟很快又投入到研究工作中。
此时，中国政府时刻关注着被美国扣留和迫害的科学家与留学生。1954年，参加日内瓦国际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主动释放善意，促使中美两国历史性地开启了双边谈判，使中国留学生的归国之路显出曙光。
1955年，谢家麟研制出世界上能量最高的医用电子直线加速器，引起美国高能物理界的轰动。这时，他接到美国移民局的来信，要他在做永久居民和限期离境之间做出选择。
激动万分的谢家麟毫不犹豫地选择回国。四年的羁留，终于等来了这一天。他归心似箭，甚至没来得及把这项成果整理成文发表在专业杂志上，就匆匆踏上了回国的旅程。
这一年，美国撤销了禁止中国留学生回国的命令，钱学森、师昌绪等一大批爱国科学家和留学生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
青春寄语
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三位科学家的万里归国路，是许许多多科学家和留学生回国经历的缩影，也是那个时期中华儿女追求科技报国理想的真切写照。
国为重，家为轻，我们无法计算他们为祖国的付出与牺牲，但我们清楚地看到，他们的选择大大推进了中国科技发展的历史进程，改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乃至世界格局。
而今，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接近中华民族的复兴梦想。人民科学家历经坎坷的报国之路证明，恶劣的条件撼动不了高尚的理想，浮躁的环境玷污不了纯粹的信仰。
习近平同志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力。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为了心中的“中国梦”，让我们共同砥砺前行！
9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十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搅乱了国家的政治生活，阻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损毁了文化的根基血脉，也破坏了人们的是非标准和价值判断。
1976年注定是值得纪念的一年。这一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可是，沉浸在欢乐之中的人们渐渐发现，“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并未因此终止。动荡过后，百废待兴，但拨乱反正的脚步却因为思想上的束缚显得格外沉重。
此时，一篇文章所引起的轩然大波，成为历史转折的导火索。一场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前途的思想解放运动，正在悄然酝酿。
“两个凡是”成禁锢
粉碎“四人帮”后，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华国锋强调要“照过去方针办”，“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两报一刊）发表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指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句话很快被概括为“两个凡是”，成为当时必须坚持的指导方针。
在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之时，正值“两个凡是”出台不久，编辑们严格按照“两个凡是”的精神，尽量避免有违此精神的说法甚至字句。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列宁说，世界上没有人不犯错误。我也犯过错误，而且从错误中得到好处。”根据这句话，毛泽东显然“也犯过错误”，那么，就不能说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这与“两个凡是”明显相悖。于是，这后一句话在公开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就消失了。
还有一例，毛泽东在1955年写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一文中，有这样一句话：“而人民大众则必须团结起来坚决、彻底、干尽（净）、全部地将这些反抗势力镇压下去。”毛泽东将“净”误写为“尽”，显然属于笔误，但为避免违背“两个凡是”的精神，这个字最终未予修改。结果，这个错字也就留在了1977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之中。
十年“文化大革命”制造了很多冤假错案，站在平反冤假错案一线的中共中央组织部，每天要接待上访者数百人次。全国各地寄往这里的信件，每个月多达六麻袋。
“两个凡是”使得平反冤假错案工作遭受重重阻力：“胡风反革命集团”是毛泽东亲定的；1957年、1959年的两次“反右”运动是毛泽东领导的；而“文化大革命”，更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
据统计，在“文化大革命”中，全国被立案审查的各级干部多达230万人；其中，中央国家机关和各部委被审查的干部就有29885人，占干部总数的16.7%；而冤假错案也多达300万件。全国未被正式立案审查，却因错误批斗、迫害的干部更多。据不完全统计，“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受到伤害和株连的人口竟高达一亿。
但是，“凡是派”的人则坚决地说：“中央专案组的这些大案要案，都是毛主席定的，不能翻！谁翻案，谁就是反对毛主席！”
“小人物”点燃导火线
粉碎“四人帮”后，各条战线都在努力进行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拨乱反正。“两个凡是”却成为当时必须坚持的指导方针，拨乱反正工作遇到了巨大的思想阻碍。
太多的禁区，人民群众的合理要求得不到满足，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要摆脱这种混乱局面，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必须首先从思想问题着手，寻找突破口。
1977年3月，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开始主持中央党校日常工作。他召集中央党校的“笔杆子”吴江、孙长江等人，商议组成新的写作班子，开展理论研究，并创办了内部刊物《理论动态》，酝酿组织文章，澄清在思想问题上的模糊认识。
在南京，有一个人也在苦苦思索。这位思考者，姓胡，名福明，生于1935年7月，江苏无锡人，任教于南京大学政治系（后更名为哲学系）。
1977年7月，胡福明每天晚上都去江苏省人民医院照顾生病的妻子。天气热，蚊子多，胡福明就在医院的走廊上看书，思索着如何批判“两个凡是”。
在当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真理，但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样很明白的道理，很多人不明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