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4日，杨靖宇在党的领导下，参与指挥了著名的确山农民暴动。数万农民围攻确山县城，经过四天奋战，成功占领了县城，打垮了北洋军阀第八军的一个旅，建立了党领导的全国第一个县级人民政权—确山县临时治安委员会。
1929年，杨靖宇赴东北领导工人运动。在他从事秘密革命工作的过程中，曾多次被捕入狱，屡遭酷刑，始终不曾屈服。
1932年，杨靖宇被派往南满组建抗日游击队，在东南满大地上对敌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威震东北。
1939年，在一次东南满秋冬季反“讨伐”作战中，他与魏拯民等指挥部队分散游击，自己率警卫旅转战于 江一带，同数百名日伪军周旋了五昼夜。渴了，就吃地上的雪；饿了，就吃枯草和树皮。
杨靖宇以惊人的毅力，与敌人进行艰苦的斗争，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于1940年2月23日牺牲在吉林 江县（即现在的靖宇县）保安村三道崴子。
日军在当年留下的战场实录中这样写道：
“讨伐队已经向他（杨靖宇）逼近到100米、50米，完全包围了他。讨伐队劝他投降。可是，他连答应的神色都没有，依然不停地用手枪向讨伐队射击。交战20分钟，有一弹命中其左腕，啪嗒一声，他的手枪落在地上。但是，他继续用右手的手枪应战。因此，讨伐队认为生擒困难，遂猛烈向他开火。”
残忍的日军在杨靖宇牺牲后将他割头剖腹，却发现他的胃里除了枯草、树皮和棉絮，竟然没有一粒粮食。
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刘胡兰
刘胡兰的英雄事迹曾在当年的山西《晋绥日报》上报道过，刘胡兰这个名字也因此被人们所熟知。“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就是人民领袖毛泽东为她写的亲笔题词。
1932年，刘胡兰出生在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的一个农民家庭。抗日战争爆发以后，10岁的刘胡兰就在抗日民主政府的领导下，参加了村里组织的抗日儿童团，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比如为部队站岗、放哨、送情报等。
有一次，敌军的一个团被我军包围，县妇女部长接到命令要组织民兵担架队支援前线。刘胡兰和几名妇女也要参与其中，部队首长劝她们：“前面正在打仗，很危险。”刘胡兰果敢地回答：“战士们都不怕，我们是女民兵，也不怕。”
她们在前线不怕危险，不怕困难，既为伤员包扎伤口，又帮战士们运送弹药，直到战斗硝烟平息时才离开。刘胡兰那时只有13岁。
之后，刘胡兰担任了云周西村妇救会的秘书。她带领群众一起送公粮、做军鞋，号召青年积极从军。1946年6月，刘胡兰成为中共候补党员。那时，她还只有14岁。
1947年1月12日，云周西村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刘胡兰因叛徒告密而被捕。敌人使出各种伎俩逼迫她交代出同志，并答应给她一块土地，但她始终坚定地说：“不知道！”“给我个金人也不要！”
敌人又以死相威胁，刘胡兰义正词严地回答：“怕死不当共产党！”敌连长气急败坏，当场把其他六位革命群众杀害了。敌连长又问她：“怕不怕？”刘胡兰仍然坚定地回答：“死也不投降！”
面对穷凶极恶的刽子手，刘胡兰沉着镇定地问道：“怎个死法？”敌连长狂叫：“一个样！”并命令将机枪对准群众：“把这些人全扫光。”她怒斥道：青春寄语。
“不许残害群众！”于是从容地走向铡刀，英勇就义。
刘胡兰牺牲时，还不满15周岁。
丰碑，一个民族前进的动力源泉，一个民族奋发的精神力量。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无数共产党人抛头颅、洒热血，不惜牺牲一切，就是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了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人民万众一心、团结奋斗，造就了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创造了彪炳史册的奇迹。
由千百万革命英烈染红的国旗高高飘扬在共和国的上空，铭刻着人民英雄的风采，书写着中华儿女的精神！
7以鲜血凝铸“狱中八条”—红岩烈士的最后嘱托
1961年，小说《红岩》一经问世，就受到广大读者喜爱，成为当代中国颇受欢迎的名著之一。以后不断地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广播剧、戏剧等，几十年来久演不衰。
作品产生如此巨大的社会影响，原因为何？作者罗广斌和杨益言是这样回答的：“《红岩》是用烈士的鲜血写成的。”
当开国大典的五星红旗已在天安门广场迎风飘扬时，却有一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在重庆歌乐山下的渣滓洞和白公馆中遇难。
1949年12月25日，《红岩》的作者之一罗广斌向党组织上交了一份重要报告。这份报告就是由牺牲在渣滓洞、白公馆两座监狱的共产党员们共同商讨的、长达几万字的《关于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
“报告”的第七部分是“狱中意见”。它共有八条，因此被称为“狱中八条”。
烈火中永生
1949年11月27日，距离重庆解放只有三天，歌乐山已可零星地听见人民解放军逼近重庆的枪炮声。
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使得白公馆、渣滓洞的特务们惊恐万分、一片慌乱，纷纷准备出逃。就在溃逃之际，国民党重庆行辕二处处长徐远举下达了屠杀渣滓洞、白公馆“政治犯”的命令。下午四时，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开始了！
松林坡位于歌乐山的半山中，白公馆的背后，在国民党的大屠杀中，许多共产党员倒在了这里……
王振华、黎洁霜夫妇分别抱着孩子小华和幼华，手拉着手，艰难地往山上走。夫妇俩没有半点惧色，但万分希望孩子能够留下来。他们对特务说：多打我们几枪，把孩子留下吧！
丧失人性的特务们狂叫道：一个不留，斩草除根。说完，当着他们的面，一个特务用刀戳死了小华，一个特务用手掐死了幼华！夫妇俩怒不可遏，奋力冲上去，但特务罪恶的子弹使他们倒在了松林坡的土地上。
“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口号声震天动地，响彻云霄。共产党员谭沈明在被从渣滓洞押往松林坡的途中，一直高呼口号不断。他嘲笑特务们：“你们死的时候，敢像我们这样潇洒吗？我们为人民、为祖国而死是无上的光荣，你们今后的死，将不齿于人类！”
谭沈明坐牢10年，入狱时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但他一直坚持在狱中自学英文、俄文，并用英文、俄文记下学习心得，殉难时年仅34岁。
在白公馆通向松林坡刑场的道路上，还有一位身体虚弱但气势不弱的革命者，他叫许晓轩，就是《红岩》中许云峰的原型。面对刽子手，面对冷酷嗜血的特务，他瞪着双眼，发出低沉而有力的声音：开枪吧！你们这些胆小鬼……
“狱中八条”的发现
重庆解放几天之后，在大屠杀中幸存的人们又跑回歌乐山。经过几天的辛苦挖掘，共发现尸体300多具。
重庆刚解放时物资极其匮乏，但人们想尽办法，把能够找到的最好的棺木都调集过去，然后用酒精消毒，用白绸裹尸，尽可能地收殓好烈士的遗体。300余位烈士永远留在了歌乐山下，此地成了一处巨大的坟茔。
就在大家以为《红岩》背后的真实故事就此结束时，重庆党史专家胡康民的一次发现，让故事继续着。
20世纪80年代初，担任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的胡康民在搜集、研究重庆地下党的相关资料时，发现了一份报告，足有两万多字，题目是《关于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那时，由于重庆的党史研究机构刚成立不久，大量档案已尘封多年。
“我当时吃了一惊，因为以前从没听说过这份报告。”胡康民回忆说。在这份报告中，真实展现了重庆地下党组织在解放前被破坏的情形，以及当年在渣滓洞、白公馆监狱中所发生的真实故事，分为“《挺进报》的被破坏”、“个别地下党领导的叛变和造成的损失”、“叛徒的破坏”、“狱中斗争”、“脱险经过”、“狱中意见”等部分。
其中，第七部分“狱中意见”，是最具思想价值的内容。这是狱中的烈士们在面临死亡的最后时刻，向党组织提出的强烈要求和真诚希望。
这一部分被胡康民概括为“狱中八条”：一，防止领导成员腐化；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五，切勿轻视敌人；六，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七，严格进行整党整风；八，惩办叛徒特务。
烈士的最后嘱托
胡康民发现，报告的字迹非常工整，与罗广斌的笔体吻合。这份报告真是罗广斌亲笔写的吗？他写作的缘由是什么？他又是如何掌握如此多的信息？
原来，在重庆快要解放的时候，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中的共产党员们仰望黎明的曙光，期盼新生活的开始，但他们又预见到国民党反动派在彻底失败前夕很可能对他们进行大屠杀，因此又深深觉得时间紧迫。
1948年9月，共产党员罗广斌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被关在渣滓洞中。在狱中，他遇见了张国维（以前曾是罗广斌的上级）。罗广斌的哥哥是国民党高级将领、第十六兵团司令官罗广文，因此，张国维估计他最有可能幸存下来，于是叮嘱他要多询问情况，收集资料，整理总结，争取早日向党组织报告。
1949年1月17日，是江竹筠（江姐）的丈夫彭咏梧烈士遇难的周年纪念日，渣滓洞的难友们不约而同地向江姐表示慰问。江姐在当天草拟了一份学习讨论的大纲，大家纷纷对被捕前的情况、被捕时的案情应付以及狱中学习的情形进行了总结。罗广斌在当天收集了一些情况和信息。
2月9日，罗广斌被转押到了白公馆。在那里，他与同室难友刘国 、王朴、陈然等结成生死之交，经常进行深入讨论。
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凭着对革命事业的忠贞以及高度的责任感，结合实际工作和狱中斗争的切身体会，从党的建设、组织发展、党员教育展开讨论，从《挺进报》遭到破坏，到川东武装起义的三次失败一一分析，从地下党工作的方方面面进行研究……希望通过对经验教训的总结，帮助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提高战斗力。
他们敏锐地认识到：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到大破坏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少数领导干部的腐化堕落。例如，叛徒刘国定由生活腐化走向政治腐化，从内部来破坏党。因此，他们建议党组织要“防止领导成员腐化”，“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严格进行整党整风”……“狱中八条”饱含着对党的深厚情感和殷切希望。
在1949年“11·27”大屠杀中，罗广斌策反看守杨钦典成功，带领白公馆的十几个人越狱脱险。越狱后的罗广斌虽然身体极度虚弱，但他无法忘记战友们给自己的重托。他拿起笔，把那些已经不在人世的同志们生前强烈的要求、真诚的希望、带血的嘱托写成报告，交给了党组织。
这份报告是1949年12月25日递交给党组织的，离罗广斌等人从白公馆和渣滓洞脱险不到一个月。罗广斌的笔调沉重冷静，真实地记录了许多宝贵的资料。他在报告的一开始这样写道：“下面的报告是根据集中营里（渣滓洞、白公馆）所能得到的各种零星材料，经过部分同志的讨论、研究而组织出来的……”
1989年，在《红岩春秋》的“渣滓洞、白公馆烈士殉难40周年纪念特刊”中第一次披露了“狱中八条”。1996年，“狱中八条”在歌乐山烈士纪念馆举办的北京《红岩魂》展览上终于向社会公开展示，引起了巨大反响。
青春寄语
“狱中八条”是革命先烈用鲜活的生命凝铸出来的最后诉说和郑重嘱托，是先辈们集体意志和智慧的结晶。
“狱中八条”语言朴实，简洁明了，揭示了党的建设中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引人深思，至今仍有警醒和启示作用。
新时期，习近平同志说，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站位就高了，眼界就宽了，心胸就开阔了，就能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在胜利和顺境时不骄傲不急躁，在困难和逆境时不消沉不动摇，经受住各种风险和困难考验，自觉抵御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
8此生唯愿长报国—人民科学家的爱国情
有这样一种人，他们愿意放弃优厚的待遇和安逸的生活，不远万里，漂洋过海，回到一个一穷二白的地方，奉献自己的青春甚至是整个生命……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对的是一副烂摊子，百废待兴，人才奇缺。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使新生的人民政权雪上加霜。
但是，这并没有影响海外赤子的归国热情。他们克服种种困难，陆续从世界各地回到祖国。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到上世纪50年代，先后有2500多名留学生和学者回国，为中国的科技、工业、国防、教育等各项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这一人群中，有“中国科技界的旗帜”李四光，“中国数学之神”华罗庚，“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两弹元勋”邓稼先、朱光亚、郭永怀，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的物理学家谢家麟、建筑学家吴良镛、材料学家师昌绪、气象学家叶笃正，等等。
据统计，在1955年中国科学院首届学部委员中，留学归国学者占92%。在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23人中，那一时期留学归国学者就有21人。
石迹耿千秋
李四光（1889～1971），地质学家，中国地质力学的创始人，中国第四纪冰川研究的奠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