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发现了一个与创业企业打交道的秘诀：其实创业者非常孤独，他们在面对合伙人、同事、投资人的时候必须振作精神、强颜欢笑、高歌猛进，然而内心深处却有太多的困惑和压力需要宣泄和获得认同。于是，华兴资本以一种顾问加朋友的角色接近这些创业者，最终获得了在中国做生意所需要的关键因素——信任基础。
但包凡又在竭力地澄清一个外界对华兴资本的误解，他说：华兴不是关系型的企业，我们不是靠交朋友来赚钱的。华兴是产品型的企业，我们的产品就是我们过硬的财务顾问产品和私
募融资产品，这才是我们核心的竞争力。
通过这种核心竞争力，华兴逐渐地把这一细分领域企业融资的市场份额做到了50% 以上。“当你占到50% 的市场份额时，你的视角与只有5%、10% 的市场份额的视角是不同的。”这种马太效应进一步巩固了华兴资本的竞争优势。
华兴资本的商业模式不难理解，但却学不来——因为绝大部分人都缺乏耐心和专注。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当代中国资本市场，多数人的心态都是投机跟风，想赚快钱。在这种氛围中不为所动非常难。这些年当中，与在金融圈沉浮的其他人一样，包凡也曾面对各种各样的诱惑：想过做基金，想过做二级市场炒作一把。
最后是他的性格铸就了他的选择。他说：我不想做别人做过的事。
再过了一些年，他总结出来，在中国的大地上看似遍地都是机会，但实际上很多机会都是骗人的，不是真正的机会。
“华兴这十年走下来，所犯的错误都是因为不够专注。有时想去把握一些所谓的机会，但却不愿意真正的付出。每次当你去做一些新的尝试，你往往都会发现，你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却低估了做成事情所需要的努力和投入。”
于是这也逐渐形成了华兴的文化：当别人很兴奋地去追逐当下的热点时，华兴总是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先观察。最后，行动的原则变成了最简单的一条：跟着客户的需求走，市场会指引你。
当TMT 概念在2014 年如井喷式爆发，而阿里巴巴的上市又成功地为这轮行情制造了一个高点，大家开始担心这个市场已经充满了泡沫。对此包凡并不讳言，但他又已经站在一个新
的制高点来看这整个市场：“在资本面上有泡沫毋庸置疑，但在基本面上没有泡沫。因为新经济的崛起其实才刚刚开始，未来新经济的板块肯定在总的经济体量中占到50% 以上的。资本永远是不理性的，新经济创造了高速成长的神话，导致资本的大量涌入，不可避免的推高了估值，因此在资本层面上显然已经有泡沫了。但这泡沫不是中概股的，而是美国互联网板块本身的泡沫，Uber400 亿美金的估值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然而这次的泡沫与2000 年美国互联网泡沫有所不同。一家价值200 亿的公司估了400 亿，只是估值上的泡沫，公司仍有基础价值。但2000 年的泡沫情形是一家估值200 亿的公司实际上可能一个子儿都不值。因此，今天的泡沫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是相对的泡沫而不是绝对的泡沫。”
在人们开始普遍对A 股TMT 概念炒作之下虚高的估值担忧的时候，包凡把这看作是新经济对传统经济的改造。他说，一个传统公司买了一个互联网企业，是对自身的变革。虽然估值虚高，可是如果不做这件事，公司自身可能也确实没有出路。这算是放手一赌。对A 股的投资人而言，在互联网企业短期内还不能在A 股进行IPO 的情况下，在二级市场上获得了一个投资新经济的机会。
“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做这样的产业调整是必然的。但从微观层面来说，投砸的案子一定不在少数。”
也许应该在此套用一句郭广昌的话：“我们站在价值的地板上与泡沫共舞。”在泡沫中发现价值才能捕捉真正的机会。
投行本来就是身处波动性之中，所以遇到金融危机，即使是高盛这样的航母，也会受到巨大冲击。然而，在包凡看来，跟随着新经济起舞的华兴资本，其业务的波动性会随着新经济板块的横向衍生而收窄。因此这种服务新经济的战略，本身就是去波动性的。反过来说，行业短期的泡沫调整期，也是一个弯道超车的机会。
在20 世纪90 年代初的时候， 包凡进入摩根士丹利工作。他觉得那时候的华尔街投行还是以客户为中心、关系导向型的投行。但这些年来， 投行的文化变成了赤裸裸的money making culture（ 赚钱文化）， 客户不再是服务的对象，而盈利的对象。因此，他想做的，是投行的“文艺复兴”（Renaissance）——也就是回到投行最传统的顾问业务，这也是华兴资本（China Renaissance）名字的由来。
然而无论是他创业的当年，还是TMT 行业受到资本市场热捧的现在，所有人都认为纯粹的财务顾问业务非常难做。中国人哪有为服务付费的习惯呢？而那些刚起步的互联网企业，投行根本就看不上——从它们身上太难榨出油水了。华兴资本很讨巧地在收不上钱的业务模式和付不出钱的客户之间找到了一个切入点，帮这些互联网企业融资，解决他们最饥渴、最不容易自己完成的事。
不过，时至今日，这种精品投行的业务模式仍然饱受质疑。现在国内的很多投行认为，资金实力是拉开投行之间差距的重要因素，纯粹的财务顾问业务，或者说精品投行模式是没有前景的，只有能为企业进行配套融资的投行才能拿到生意。
包凡却并不为此过分担心。“ 如果客户所需要的就是借钱，那就不是我们的目标客户。我们不可能为所有人服务，而只能为那些对智力资本的质量有要求的客户提供服务。当然，这两种模式也可以结合在一起做，但一个重资本的企业和一个重人力资源的企业文化是完全不同的，在一个靠资本取胜的商业模式里，投资银行家的个人能力很难得到认可。只有我们这样的企业文化才能吸引到最优秀的人才。”
因为赌对了一个行业，华兴坚持了十年。2004 年创业时，他们只做成了一单交易，十年之后的今天，他们全年完成的交易额已经超过了百亿美元。两三年前还有中国投行人认为华兴资本做的不是投行的事儿，却自称为投行；今天却有不少本土投行开始意识到华兴所做的事，其实已经远远超前于中国的投行。而中国的大多数投行人员在证监会监管要求下所做的财务、法律核查工作已经失去了投行本来的价值。
就在一些本土投行提出要学习华兴资本的口号时，包凡又在媒体上一语惊人了，他说投行这个行业有一天可能会消亡，自己则会变成像恐龙一样的化石，那才是一个美好的世界。
不过前不久，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否定了这个说法。他用手拍着自己光亮的脑门，仿佛新的思想就这样很快被制造出来。他说这也是一次媒体的误读。
在包凡看来，投行的价值创造如果建立在信息不对称基础上，那一定会被新经济或未来技术完全颠覆。从金融服务的特性来看，其实金融最适宜被互联网所改造——金融产品是无形的，建立在大数据的基础上，又有社交属性，与互联网结合是很自然的事情。
但技术和人不可相互替代，反而是互补的。比如分析师做的事，完全可以通过电脑程序来完成。但是数据分析出来之后，还是需要人的主观判断来决定哪些是好的投资机会，还是需要
人来做选择，人与人来谈判。实际上如果用新技术把人从繁琐的事务中解脱出来，反而才能把人的价值真正发挥出来。
包凡的野心很大，他希望能以华兴的成功带动整个行业的发展。他以一个投行人的方式对投行这一行业的未来做了一些定量分析。他说中国资产证券化的比例(（股市+ 债市）/GDP) 只有40%，而美国这一比例是120%；中国直接融资（股权融资）的比例为20%，美国是70%；中国投行的收入大约只有美国投行的十二分之一。这样比较下来，中国的投行还处在萌芽期，未来的发展前景不比互联网行业差。“最近监管政策的改革与开放给这个行业带来了很多创新机会，不过，未来中国投行能真正做大的，一定包括以华兴为代表的创业型的金融服务机构。”这一次，他的胜面应该还是很大，因为专注是他最可怕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