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布科夫写道，梅德韦杰夫一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说明了能够“与人合作，并将他们的潜能运用到思想工作中”是多么重要。[17]在博布科夫看来，他与罗伊？梅德韦杰夫之间的交涉是安德罗波夫领导下克格勃典型的“开明”秘密服务方法。从理论上讲，克格勃的目标是通过一对一的交流来说服某个人对事业奉献忠诚。在实践中，要是没有高压政治或其他一些严重后果作支撑，这种劝说方式永远也不会行得通。高压政治的实现总体来说不是那么尽如人意—例如普京和祖布科夫（Zubkov）在圣彼得堡的金融信息库，以及俄罗斯的金融监测局，他们的首要目标是保存有破坏性的信息。
对克格勃的情报人员来说，理想招募结果基本上就是达成一个互利互惠的交易。这种交易靠巨大的威胁做支撑，一旦违背协议，后果将不堪设想。但是情报人员必须保证这种威胁行之有效。如果目标转而寻求他人的庇护，交易就无法正常进行。在克格勃职业生涯的某个时期内，普京很可能也参与了双重间谍的招募，这又增加了形势的复杂性。在大多数情况下，成为双重间谍的人往往不会支持招募者的事业，甚至会对这种事情表现出无所谓或者反对的态度。如果普京曾经做过双面间谍，可能性最大的就是1985－1990年在东德进行“光线行动”期间。[18]招募和管理双重间谍这一任务要比普通情报人员的工作更为艰难。这项任务需要更多的耐心和细致入微的观察力，同时也需要更强有力的威胁、更冷酷的作风。[19]
在2000年的一次采访中，俄罗斯乌拉尔彼尔姆州副州长瓦列里？亚历山德罗维奇？休金（Valery Alexandrovich Shchukin）谈到自己在克格勃的职业生涯，强调说克格勃的工作是“政治家的附加”。
休金比普京年长几岁，也是一名克格勃特工。和普京一样，休金被安德罗波夫招募进了克格勃。他和普京几乎在同一时期就读于克格勃学院。在彼尔姆当地的报纸《红星（Zvezda）》中，休金解释了安德罗波夫是如何招募克格勃特工的：
我之前的职业和教育经历并不符合克格勃特工的要求。但我的弟弟已经在克格勃任职多年，因此，他们严格地审查了我的申请书。毕竟不只是炼金术师和矿工需要家人共同工作。重要的是，在安德罗波夫时期一切皆有可能。我们甚至将另一个党派—共青团（Komsomol）‘招募’进了克格勃。而这次招募只需要保证不凌驾在党派之上即可。这就是为什么有十多个共青团积极分子和我同时在克格勃高等学校就读的原因。[20]
休金说，1996年他仍然在克格勃服役，这时他接到担任彼尔姆州副州长的任命。这项任命不是克格勃的安排，而是州长本人的命令。于是上级将他调至克格勃“预备役”，一年之后休金才辞去预备役的职务。报社记者问休金“现役预备役军官”一职意味着什么，并提到“普京在圣彼得堡市长办公室工作时也在克格勃担任此职位”。休金回答说：“这就是说，尽管克格勃不再为这个人支付工资，但是他仍然隶属于克格勃。他有权了解进程信息，能够晋升，有义务执行总部指派的任务，但是不能在公开场合向上级汇报工作。”[21]
采访者认为这样的安排似乎把预备役军官当作“渗透者”了。休金虽然觉得这种说法“有点露骨”，但承认其中涉及很多法律和道德问题。普京并未因同期身兼圣彼得堡的间谍和副市长的双重职位而表现出任何的不适应。[22]事实上，同休金的态度一样，普京一再强调情报工作对其一生的积极作用，他认为正是这种经历为自己的政治生涯做好了铺垫。2000年12月，休金接受彼尔姆州报社采访的短短几个月后，加拿大CBC和CTV频道、加拿大环球邮报，以及俄罗斯的RTR电视频道的记者就该话题采访普京，当被问及他之前在克格勃从事情报人员时是否会觉得很“烦躁”，普京在回答时提到了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
你为什么会认为我很烦躁呢？我从来没有这样说过。也许在这里回忆我与基辛格先生的第一次会面不太合适。我很尊重基辛格先生，当我告诉他，我的职业生涯是从情报人员开始的时候，他停顿了一下，然后说：“成大事之人都由情报工作开始职业生涯。我也一样。”我很惭愧，在这之前我从没听说过这回事。但是那有什么？我知道其他国家的一些领导人，甚至美国总统，都曾从事过情报工作。我为我的国家服务，忠诚守信，没有什么可忏悔的。而且我必须强调，我从来没有违反过其他国家的法律，尽管这听起来可能很奇怪。这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工作，为我的生活增添了很多乐趣。[23]
鉴定、招募和管理间谍的过程是建立在一对一的亲密关系基础上的。但是，作为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不得不将情报人员的技能应用于整个国家，以确保所有俄罗斯人都积极投身于为国家服务这一事业中去。如何实现呢？普京不会逐个筛选每个俄罗斯人。作为整个国家的情报人员，普京需要的是一些得心应手的工具。这其中，历史就是普京手中一个有力的武器。
利用历史及公共关系，普京不再是管理个人的情报人员，而是转变为招募特殊群体为国家服务的俄罗斯总统。自1999年12月发表“千年致辞”之后，普京发表的各种演讲以及书面文件中都可以看出，他已经开始筛选，究竟哪些是忠于国家的人，而哪些人将会永远被排除在俄罗斯的历史之外。这些反对群体会发现自己变成了“他们”—外族人，而不是“我们”。普京无所不能的各种形象—自行车手、户外运动者、消防员，以及他在工厂车间与工人们会面的活动使俄罗斯各群体和社会阶层都敞开胸怀接纳普京，为普京提供政治上的支持。
德累斯顿，命悬一线
众所周知，就职克格勃期间，普京在列宁格勒、莫斯科以及德累斯顿的工作内容究竟是什么，至今仍是个谜。不仅没有任何确凿的资料记录他当年的职责，普京自己对此也一再三缄其口，甚至连他的至交好友谢尔盖？罗尔杜金（Sergei Roldugin）对此也一无所知。但是关于普京在德累斯顿做了什么我们还可以从为数不多的资料中了解一二。据普京回忆，柏林墙倒塌时，一大群愤怒的德国民众聚集在东德国家安全局的总部周围。[24]当时普京正在地下室疯狂地焚烧那些极具价值的敏感文件，这些文件包括当时德国的联系名录和特工网点，他担心暴民迟早会冲进来“找我们的麻烦”，事实证明他的担心不无道理—这些民众确实冲着普京来了。[25]
愤怒的人群包围了大厦的时候，普京在保镖们的护卫下走了出来。德国民众将他团团围住，接二连三的质问：这栋被视为苏联文化中心的大楼究竟用来做什么的？为什么他的车有德国牌照？为什么他的德语如此流畅……尽管普京没有详细阐述过自己当时的计划，但在走出大厦的时候，他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一旦这些群众准备硬闯，他就以暴力应对。然而这一天却并没有上演暴力冲突。尽管如此，这段被抗议群众团团包围，困在大厦中无处可逃的记忆仍然对普京造成了伤害。对普京来说，整个事件中最令他不安的是，当他向附近的一个苏联军事基地电话求援的时候，对方却回答没有莫斯科的命令，他们爱莫能助。然而莫斯科方面始终沉默，从未下达任何命令。[26]普京痛苦地明白，自己被莫斯科抛弃了。他伤感地回忆道：“没有人愿意为我们提供哪怕一丁点儿的帮助。当时我突然感觉，国家已经不复存在。任何人都能看得出，苏联病了，得了一种致命的绝症—权力瘫痪。”[27]
很明显普京在解决群体事件方面是个新手—缺乏经验因而毫无头绪。在苏联实施改革开放的几年内，社会各阶层到处都在抗议游行。在这个动荡的改革时期，如果普京在俄罗斯国内的话，应该早已习惯大批民众聚集在一起的场面了。然而当时他却身在德累斯顿。一直到1989年，东德仍然没有实行改革开放。东德共产党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是共产主义阵营中最反对改革的人。普京在德累斯顿的工作是在暗中进行的。当工作进入尾声，他才在东德国家安全局及自己的联络处遇到街头抗议者。
对这次经历，普京曾经非常详细地做过一番描述，当时他的上司不在德累斯顿，所以普京就是实际负责人。按照规定，普京必须保卫好大楼，保证秘密文件不会落到德国群众的手中。但是究竟是使用暴力手段，还是依靠安抚情绪将人群遣散，他陷入了两难选择。事实上，劝服愤怒的群众是违反行动原则的。而且一旦行动失败，他将被提交军事法庭接受审判。普京情绪激昂地说到：
当我走上街头，去面对这群人的时候，我很清楚，我赌上的不止是我的职业生涯，还有我家人的未来。但是，那些秘密名单里的人的未来呢？这些打算冲进大楼的民众呢？保护他们的生命，比我的职业生涯更有价值。那个时候，我的脑海里坚定了必须牺牲职业生涯的想法。没有一个职业的重量会超过哪怕只是一条生命。[28]
在与德累斯顿的市民面对面之后，普京撒了一个巧妙的谎言来保护自己。很明显，当时的围观群众期待见到的是东德安全局的人，而普京恰好说了一口非常流利的德语。当群众质问他是谁的时候，普京回答说：“翻译官。”[29]他最终选择用一个谎言让自己幸免于难。
普京不擅长处理敌对人群，这令他很难成为一个大众政治家。这在当时并没有造成什么影响，毕竟，他走上总统之位还是很久以后的事情。克格勃将普京派往索布恰克的办公室，可能就是考虑到他在克格勃掌握的多方面的技能，以及他在外贸、外事服务方面的经验以及语言天赋。当然，这与普京在列宁格勒与索布恰克结下的师生情谊也不无关系。普京在圣彼得堡与商人合作时得到的教训迫使他在1996年转战莫斯科，执行一个不需要用到他仅有的经济和政治技能的任务。在这里，他无需制定政策，也不会和抗议民众接触。他在莫斯科的工作和在圣彼得堡时一样—为克里姆林宫的人工作，并且和商人打交道。他在圣彼得堡积攒的发挥影响力的方法，是他的主要财富和优势。当他在莫斯科政坛迅速向上攀登的时候，他所掌握的其他技能也显得越发重要。
圣彼得堡的灰衣主教
圣彼得堡食品危机之时，负责食品供应保障的是议会前任女主席玛丽娜？萨里耶。1992年，圣彼得堡食品危机进入关键时期，玛丽娜？萨里耶开始调查之前弗拉基米尔·普京代表市长办公室缔结的协定。她发现每项协定中都有相互矛盾的地方。萨里耶认定，虽然圣彼得堡并未收到协议约定的食品物资，但是实际上商品已经出口，中介公司也获得了佣金。基于萨里耶的报告，市议会建议市检察院指控普京，还向索布恰克市长提议将普京罢免。萨里耶甚至给叶利钦总统写了一封信，并直接与叶利钦政府审计署副署长尤里？博尔德列夫（Yury Boldyrev）进行商议。博尔德列夫也是圣彼得堡出身，是20世纪90年代亚博卢反对党的创始人之一。他亲自负责该案件，甚至将索布恰克传唤至莫斯科讨论案情。然而，玛利娜·萨里耶表示，在阿纳托利？索布恰克的直接授意下，这件事最终不了了之。[30]
二十多年过去了，如今，整个事件的全貌已经很难再现。玛利娜·萨里耶故去了，当时搜集到的文件也都不见踪影。[31]像普京经历的许多重大事件一样，食品丑闻变成了缺乏实证的历史传闻，更像是某些人的杜撰和谣传。
据萨里耶调查，普京至少为总额高达9，250万美元的各种商品办理了出口证明。[32]这些产自俄罗斯境内的金属、石油以及其他资源被运往国外，用来与食品供应商进行实物交易。乍看之下，这种交易并无不妥。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20世纪90年代，实物交换在俄罗斯随处可见，[33]然而，在对外贸易中这种交易方式却并不常见。通常，经营商品种类较少，国外销路广阔的卖家更希望得到现金—美元或者其他的硬通货。在正常的市场经济中，这些商品持有者，无论是政府还是私营企业，都会将出口商品兑换成美元、德国马克或者英镑，然后用兑换来的硬通货向供应商购买所需产品。
然而根据普京对此事件的解释，再参考当时合约的复印件，可以发现这次事件非同寻常。“商品换食品”的交易似乎是在地方完成的，但却并非由城市立法机构或者行政部门的官员操刀。严格来说，这些交易是私营商人提议的。1991年12月4日，时任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的普京致信联邦外长彼得？艾文，普京在信中并未要求联邦政府为圣彼得堡调拨钱款、食品或自然资源，但他写道，既然国家不能为圣彼得堡提供食品援助，那么“1992年1月到2月期间，圣彼得堡唯一的食品来源就是进口”，普京列出该市所需的食品种类，并表示城市里的一些公司和机构有待出口的物资，请求批准出口。信中普京还写明了待出口的物品种类和数量。[34]简而言之，普京只是希望联邦政府在已经安排好的交易上盖章而已。私营企业家们已经列出名目，请求普京帮助他们用钢材换取食品。普京在写给艾文的信中并没有标明商品和食品的来源，更没有说是谁制定了这个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