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邓小平的基层政权建设思想邓小平同志认为，党对政权是采取指导与监督政策。党对政权的指导和监督，一是将党的政策成为政府的法令和施政方针；二是党的基层组织根据上级政府的法令、指示，结合本地实际具体情况监督实施。1938年7月，邓小平在实践中总结提出了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所应具备的几个原则，第一，它应该成为真正领导抗日的民族主义的政府；第二，应成为民权主义的政府；第三，应成为民生主义的政府；第四，这个政府还应成为统一战线的政府。他在《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中提出“三三制政权的实质是民主问题”。认为三三制政权“不仅是敌后抗战的最好政权形式，而且是将来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所应采取的政权形式。”（《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1页）
在抗日根据地建设过程中，邓小平同志十分重视革命武装、政权、群众组织和党四者的关系，他将根据地建设的规律总结为：党是领导一切的核心，根据地党的责任就是将人民武装力量、民主政权组织和群众组织，根据不同的条件开展中心工作；人民武装力量建立党的组织而又服从党的政治领导，建立人民革命政权而又服从政府的革命法令。发动、组织群众，参加群众工作而又为群众所帮助、所监督。政权的责任是服从党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的领导，支持群众运动，维护群众利益，巩固统一战线，支持人民军队。群众团体组织在党的政治领导下，独立地进行发动、组织与教育群众进行民主政治斗争。总之，“党的领导及各项政策应该充分地通过政权和群众团体去实现。”（《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119页）
邓小平同志根据抗日民主根据地群众开展减租减息斗争的实际，对政府的工作方式提出要求：“政府人员应尊重这种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尊重群众自觉自动的阶级觉悟，不应采取自上而下的干预或包办群众斗争，不应利用政府权力，采取行政手段去过早结束群众斗争。”（《邓小平文选》第一卷，74页）邓小平对乡村工作十分重视，提出“一切工作的基础在村，我们必须注意村级工作的领导。”（《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76页）由于乡村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邓小平要求各级党的组织要研究和解决村的工作问题，尤其对派驻乡村工作的干部不良工作作风和经验主义的工作方法提出了严厉批评，对这些干部在当地“没有一心一意地去发现正派的积极分子，大量地培养他们成为区村干部，反而提升了一批流氓坏人来当干部”的做法认为是脱离群众的重要原因。（《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114页）他特别强调在农村工作中要走群众路线，按农村问题的性质，协同群众商量解决办法。他要求各地基层政权组织贯彻党的土地改革方针，坚决保护土改成果，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保障人民生活和人民军队供给。联系群众，深入实际工作成为基层政权建设的重要原则。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非常关注农业发展和基层政权建设。
他十分清醒地知道，历史悠久而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农民人数最多，潜力最大，也最富于韧性，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亿万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得到了解放，得到了土地，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农民的命运同国家的命运、社会主义建设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962年，邓小平指出：“农业本身的问题，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好不能完全采用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邓小平文选》第一卷，323页）在邓小平看来，农村问题要从体制上来解决，就是要改变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关系。他主张把公社作为“大乡”，精简人员编制，规定工作范围和工作性质以及工作任务。还建议把几个大队变成一个村，减少干部职数，减轻农民负担。
邓小平认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从党执政兴国的高度，认为必须把农业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因为从中国的国情看，首要问题是解决吃饭的问题。农村不稳，中国就不稳。邓小平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根据“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观点，他积极倡导、肯定和支持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形式的农村合作经济，成功地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促使农村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邓小平同志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决定进行农村改革，给农民自主权，给基层自主权，这样一下子就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把基层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面貌就改变了。”邓小平同志的总结，表达了两个重要的观点：一个是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依靠群众坚定不移地“进行农村改革”。一个是“给农民自主权”，把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作为制定农村政策的首要出发点。正是在邓小平理论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的指导下，我们党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继续推进农村改革。从1987年开始的村民自治，作为基层政权建设的重要工作，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和丰富的经验。
邓小平理论提出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成功地解决了决定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两个核心问题：一是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作出理性界定，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二是对构成我国经济发展、政治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最有效的动力机制作出了理性界定，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就从根本上实现了对传统的超越，使社会主义真正步入了全新的境界。
邓小平同志把制度建设作为执政党建设的根本之策。1980年，针对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存在的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现象和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以及各种特权现象和弊端，提出以“服务”为宗旨，以廉洁、高效为原则，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以达到掌好人民权力、管好人民权力、用好人民权力的期望，把政府真正改成为民办事的、人民放心信任的政府。并为各级党的领导人和领导班子奠定执掌各级人民政权的法理基础。邓小平同志要求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进行改革，这成为包括基层政权建设在内的机构改革的重要指导思想。
首先，要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形成了党的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十分严重。邓小平同志对各级党的领导机关“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提出改革的要求，要“通过改革，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邓小平”党要管党”的思想，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党的执政地位、执政方式和执政内容等重大问题。执政是一种政治地位，也是实现党的领导的基本手段和方式。执政权与领导权的含义基本上是一致的，主要是指党的领导权威及政治权力，也即掌握和运用国家权力的权力。执政并不是越过国家政权机关，以党的形式直接掌握国家权力，而是通过国家机关以及党在国家政权机关中的组织和成员的活动，来保证党的路线政策的贯彻实施。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大报告将党对国家事务的政治领导的主要方式概括为：“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
其次，要处理好政府工作与其他工作的关系，也就是要处理好政府工作与企业工作、商业工作等关系。如果不能处理好这种关系，就会陷入以党代政同样的境地，即以政代企、以政代商、政府包办、政府干预等。政府工作主要是进行宏观管理，为企业、商业服务，搞好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建设。要形成“小政府、大服务”的格局。变“婆婆”式的包办职能为服务职能。凡适宜市场的就由市场管，不要去管那些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
第三，要重视民众的监督。政府的重大决策必须要民众知晓，要增加工作的透明度，争取人民的支持、理解和拥护。邓小平同志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政府机构改革决策正确与否的重要标准。只有符合民心、民利，接受人民的监督的改革和发展，才是有效和稳定的。
第四，强化党纪、政纪监督。要充分发挥党的纪律检察部门和政府监察部门的监督作用，对政府及其公务员的工作进行有效的监督。凡是违背党纪、政纪和国法的，凡是与民心相悖，损害民众利益的政府及其公务员，要分别依照“党法”、“政法”、“国法”予以追究和处理，以促进政府及其公务员认真为民办事。政府机构改革必须强化这种监督。
（三）江泽民同志的基层政权建设思想中国共产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弘扬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全面推向前进。江泽民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继承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集中全党全国人民的智慧，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确回答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其中关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加强党的建设、建立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制度、重视“三农”问题、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理论成果，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现代化事业，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也为我国基层政权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创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江泽民同志的基层政权建设思想，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为保证全党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一致，为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繁荣富强，就要坚持不懈地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确保全面、正确地贯彻落实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江泽民同志说：“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键要坚持用邓小平理论去观察当今世界、观察当代中国，不断总结实践经验，不断作出新的理论概括，不断开拓前进。”
其次，坚持从严治党，把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作为政权建设的首要任务。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牢牢把握全面推动社会进步的多个方面，从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三个主要方面推动社会进步，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同时高高扬起理论创新的大旗，牢牢抓住党的建设这个关键，显示出高超的政治智慧和驾驭全局的能力，以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不断增强拒腐防变能力为中心任务，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按照党的建设的总目标和总任务的要求，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作风上、制度上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为基层政权建设奠定坚实的政治基础。
第三，认为农民问题始终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1989年12月1日，江泽民同志在接见全国农业综合开发经验交流会代表时说：“如何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权建设，提高政治上、经济上、行政上的管理效能；以及如何制订农业发展的统一规划等等，都要抓紧进行认真的系统的探讨和研究。”1990年，江泽民同志指出：“农村稳定了，农民安居乐业了，也就从根本上保证了我们国家和社会全局的稳定。”他强调在我国农村改革和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要围绕全面提高农村的经济水平，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加快农村广阔市场的开拓，加快农村社会的全面进步，继续推进农村的各项改革和发展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