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未来发展，除成为金融中心等发展大战略外，更需要“软”略与远略。
如在城市定位上，上海过高的政治地位，使其社会及经济综合改革受到制约，未来或可通过主动降低城市行政级别，使其综合改革获得相应活力。而在社会流动性、活力与创造力方面，上海亦可部分趋近深圳。无论是大到美国一国的崛起，还是小到深圳一市的发展，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大量的移民以及社会阶层的流动性，都将培养出一种多元而广博的现代文明，这种文明对提高社会活力和创造力有着巨大作用。民国时期的上海，是一座移民之城与活力之城。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上海需要在市场化方面取得突破，无论是成为金融中心，还是突破“为什么上海出不了马云”的困局，市场化都是上海未来久远发展的方向。
第二节民营经济不振是上海的大患
无奈的是，一直希望成为中国市场经济之都的上海，其市场化程度却很低。上海经济结构不平衡，更缺少富有竞争力的企业，这使得其未来堪忧。
《2008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08年上海市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3698.15亿元，其中公有制经济增加值为7431.48亿元，国有企业占整个企业体系的比重为54.3%；而深圳国有企业的比重不足30%，市属国有企业（不包括中央及广东在深企业）占比更只有5%。更值得关注的是，在一片“国进民退”的浪潮中，2009年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简称“国资委”）调整的纲领，除监管和优化国有资本外，头等使命竟然是“适当退出竞争性领域”。相对深圳民营经济之都的身份，上海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国有企业的温室。
两地农业、工业、服务业三大产业之间的比例很接近。2008年上海三大产业之间的比例为0.8∶45.5∶53.7，深圳为0.1∶48.9∶51.0。但是，两地在其支柱产业方面，则存在着巨大的差别。高新技术产业、现代物流业、金融服务业以及文化产业是深圳的四大支柱产业。而上海的六大重点产业则分别是汽车制造业、精品钢材制造业、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石油化工及精细化工制造业、成套设备制造业和生物医药制造业。虽然两地都要建成金融中心，都要以服务业为重点产业，但是，在其他核心产业方面，深圳似乎更多地偏向技术、物流等“轻型产业”，而上海则多为基础性产业。
支柱产业上的差异，使两地经济结构存在巨大的反差。在上海，这些大产业的主体均为垄断型国有企业，而目前上海的一些知名企业，如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简称“上汽”）、宝钢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广电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上广电”）、上海航空公司、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亦均为国有企业。
如果说深圳的民营企业是“饿大的”，上海的国有企业则更似“喂大的”。
2008年，上海固定资产投资率几乎比深圳高出一倍。其国有经济投资总额高达2295亿元，比2007年猛增29%，但是，其民营经济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却比2007年减少了34.5%。
对政府投资的过度依赖，成为上海国有企业的致命伤。其成长较少依靠市场竞争，而较多依赖国家倾斜性的支持，或行政力量的垄断经营。更为严重的是，国有企业过多，不仅挤占了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更造成了整个经济体系效益低下。
由于生存空间日益狭窄，很多民营企业开始逃离上海。根据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委员会在2008年“两会”提交的一份提案数据显示，截至2007年6月，有7000余家浙江民营企业撤离上海，把总部或重要部门迁往杭州、宁波、香港等地。而今日的电子商务大王马云曾经希望在上海创业，结果因无法生存，最后移师杭州。
在发展民营企业方面，上海不仅与其希望成为的“经济之都”严重不相称，甚至还落后于内地众多城市。最后的结局是，上海的国有企业大而不强，民营企业少而薄弱，造成整个经济效率低下。而这一切，都是由上海“重国轻民”的政策所致。
在上海注册一个企业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上海市政府过严过细的监管风格对中小企业发展的影响较大。而对一些国有企业的成立，上海市政府则往往是特事特办，在审批上一路绿灯。
在上海社保基金案（上海社保基金案是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祝均一违规挪用、侵占社会保险基金的经济案件，涉案金额达百亿人民币。——编者注）发生之后，上海一些职能部门“明哲保身”的想法很明显，企业在审批环节频频受阻。一些权力下放到各区县的中低端干部手上，他们直接与企业打交道，利用职权的小腐败风气开始显现。在“楼脆脆”（2009年6月27日，上海一栋竣工未交付使用的高楼整体倒塌，官方解释这是由于两次堆土施工所致。——编者注）事件中，不少股东就是上海梅龙镇的一些级别并不高的官员。
而上海过高的房价则直接推高了商务成本。目前在世界20个大城市中，上海的商务成本排名在全球前20位之内，在国内仅次于北京。过高的商务成本产生了“挤出”效应，不少民营企业开始选择到低成本的上海周边城市投资。
相对于上海本土企业的暗淡，深圳民营企业的势头却非常强劲。
国内众多知名品牌都崛起于深圳，如中国最大的通讯设备商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简称“华为”）、中国最大的地产商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万科”）、中国电池大王和汽车新贵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比亚迪”）、中国最优秀的互联网公司腾讯公司、中国最好的商业银行招商银行、中国最大的手机分销商深圳天音通信发展有限公司（简称“天音通信”）、中国最大的网络下载服务商深圳市迅雷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简称“迅雷”）、中国最大的汽车售后市场服务商深圳元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元征科技”）、中国最大的手表供应商飞亚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飞亚达”）、中国最大的家纺用品供应商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富安娜”）、中国最大的特种计算机提供商研祥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研祥”）、中国最大的ERP软件（ERP软件旨在为企业提供企业资源计划系统。它是指建立在信息技术上，以系统化的管理思想，为企业决策层及员工提供决策运行手段的管理平台。——编者注）供应商金蝶国际软件集团有限公司（简称“金蝶”）、中国最大的女鞋品牌百丽集团等。
在众多产业领域，深圳都诞生了中国最有竞争力的企业，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些企业都是民营企业，并非靠国家政策倾斜或者占据垄断地位而发家，而是在残酷的竞争中百炼成钢，它们具有强大的自我造血功能。
为什么灿如晨星的最具竞争力的企业都诞生在深圳呢？
相对于上海，深圳的企业更多是从草根阶层发展而来的。事实证明，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的产业，往往可以产生具有竞争力的企业，如家电行业出现了美的、格力、格兰仕、TCL等巨头。产业如此，城市同样如此。深圳是中国市场化最彻底的城市，同时，深圳也是最有活力、最富有创业精神和闯荡精神的城市。这种优势是国内其他城市无法比拟，也是深圳能够产生众多具有竞争力的企业的根源。
深圳企业的竞争力，不仅体现在那些优秀的知名大企业的身上，更体现在无数有竞争力的小企业的身上。作为民营经济的集大成者，深圳是“山寨机”的发源地，而事实上，在很多行业，“山寨企业”比“庙堂企业”更富有活力。
上海的政策则似乎更倾向于扶持大企业。抱着“只要顶层，不要地基”的思想，却想建造万丈高楼，岂非荒谬？
深圳开放的竞争环境，使本土企业得以自由成长，深圳自主品牌已达到5万多个，成为中国的品牌之都。深圳仅以一隅之地，就创造出1/10的中国世界品牌，这一成绩远远超越国内其他城市。
衡量一个城市未来发展前景的另一大标尺，就是高新技术产业。在这个方面，深圳亦遥遥领先。
2008年，深圳高新技术产品的年产值高达8711亿元，较2007年增长14.6％，其中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年产值为5148.17亿元，占总产值的59.1％。
上海虽然确定了九大高新产业为其未来发展方向，并拥有足够的人才储备和丰富的高校资源，但体制的致命缺陷必将制约其发展。2008年，上海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不足7000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比例只为深圳的一半。
在衡量一个城市发达程度的“软产业”领域，如文化创意领域，上海在硬件远超深圳的情况下，却仍然落后于深圳，其产业占比无法达到深圳7%的标准。创意产业一度被上海视为重点扶持的第三产业。但是，上海热衷于大搞创意园区，最终发展成地产项目，不仅抬高了租金，也没有形成创意产业的系统服务优势，使还在起步之初的创意企业望而却步，这一切必将导致园区空巢化。
在国务院给上海与深圳两地的形象定位中，唯有金融中心重叠。虽然上海争到了成为“钦定”的金融中心的机会，但是，建设金融中心的首要推动力，并非行政力量，而是制度建设与市场主导，深港目前在法治软环境上比上海好得多。同时，虽然金融监管中心在北京，金融机构多在上海，但是现金交易最频繁的还是深圳，因为那里每天都有企业之间的自由资金流动。而上海由于缺少富有竞争力的企业和开放竞争体系，终将难以成为高效的金融中心。
上海若想成为全球性金融中心，首先需要培养出像李嘉诚、马云那样的企业家，造就一大批富有竞争力的企业，不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目前，上海的非公有制经济仅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45.7%，而同在长三角地区，常州的非公经济所占比重达59%，无锡的非公经济所占比重为60.8%，杭州的非公经济所占比重已达到68.6%，而宁波非公经济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则占全市经济总量的80%。在北方内陆区域，河北的非公经济比重达52.9%；在传统的重工业区东北，哈尔滨的非公经济所占比重为50.6％；在中部，河南、湖南的非公经济比重分别达到59%和54.5%；在西部，四川非公经济所占比重为52.1%。在众多的内陆省份和地区，民营经济均已成为主体，所占比重都超过了50%。
如此而言，上海的民营经济不仅落后于沿海发达地区，甚至从全国范围来看，都属落后之列。连曾经的重工业基地东北，甚至西部部分地区，民营经济都要比上海活跃。
就全国棋局而言，根据全国工商联的预测，未来三年内，民营经济比重将达到70%左右。如果按照这种标准，上海更需快马加鞭。
2008年3月，由上海市委、市政府牵头召开了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座谈会。未来，上海将在财政扶持、产业发展等政策上，从对单个企业“发点球”式的扶持转到面向整个行业的“普惠”式支持，对民营企业“一视同仁”。在行业准入、扶持政策等方面，上海将想方设法破除政策壁垒，同时积极创造条件，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制。
在未来，上海市政府只有致力于市场化，调整上海的经济结构，给予民营企业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方能使上海重新获得活力。
第三节政治地位过高制约上海经济发展
成为直辖市，一直是众多中国城市梦寐以求的事情。
事实上，在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架构中，直辖市具有双重意义：独立而特殊的经济发展机会，以及比一般省份重要的政治战略功能。而后者，正赋予了直辖市非常高的政治地位。目前，中国四大直辖市的最高首长全部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上海与北京、天津一样，是新中国成立伊始即设立的直辖市。
而深圳则是在新中国成立30年后的1979年才立市，在次年才成为经济特区，1981年成为副省级城市，1988年成为计划单列市。
作为直辖市的上海市与作为经济特区、计划单列市的深圳，在政治地位上的区别，使其发展受到的影响差异巨大。
从城市定位来讲，作为中国第一个和最大的经济特区，深圳的开放程度在国内首屈一指。深圳是邓小平理论的试验场地，从立市以来，深圳即被定位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在政治、经济领域领全国风气之先。
在经济领域，深圳率先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工业园区——蛇口工业园区，该园区为之后全国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经济特区的成立铺平了道路。后来深圳又率先设立全国第一个高新科技园区，最先出现“三来一补”（“三来一补”是指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是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初期尝试性地创立的一种企业贸易形式。——编者注）、“三资企业”。深圳亦是全国最先进行国有企业改革和金融制度改革的城市。在之后的深港一体化过程中，深圳更是在很多运行体制上，借鉴了香港的体制与管理模式。
深圳立市至今已有30年，在这30年中，其经济实现了持续的高速增长。1979—2007年，深圳的国内生产总值在全国大中城市中居第四位，年均增长31.20%，创造了举世闻名的“深圳速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