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绝“以貌取人”的误区
通过相貌和表情来了解人，是“识人”的一种辅助手段。但是，若绝对化，把“识人”变成以貌取人，就会错识人才乃至失去人才。
三国时，东吴的国君孙权号称是善识人才的明君，但却曾“相马失于瘦，遂遗千里足。”周瑜死后，鲁肃向孙权力荐庞统。孙权听后先是大喜，但见面后却心中不悦。因为庞统生得浓眉尖鼻、黑面短体、形容古怪，加之庞统不推崇孙权一向器重的周瑜，孙权便错误地认为庞统只不过是一介狂士，没有什么大用。于是，鲁肃提醒孙权，庞统在赤壁大战时曾献连环计，立下奇功，以其说服孙权。而孙权却固执己见，最终把庞统从江南逼走。鲁肃见事已至此，转而把庞统推荐给刘备。谁知，爱才心切的刘备，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见庞统相貌丑陋，心中也不高兴，只让他当了个小小的县令。有匡世之才的庞统，只因长相不俊，竟然几处遭到冷落，报国无门，不得重用。后来，还是张飞了解了他的真才后极力举荐，刘备才委以副军师的职务。
晋代学者葛洪在《抱朴子·外篇》中深有感触地说：看一个人的外表是无法识察其本质的，凭一个人的相貌是不可衡量其能力的。有的人其貌不扬，甚至丑陋，但却是千古奇才；有的人虽堂堂仪表，却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草包，倘以貌取人，就会造成取者非才或才者非取的后果。
一向慧眼识珠的曹操，也有过以貌取人的错举。益州张松过目不忘，乃天下奇才，只是生得额窄头尖，鼻塌齿露，身短不满五尺。当张松暗携四川四十一州地图，千里迢迢来到许昌打算进献给曹操时，曹操见张松“人物猥琐”，从而产生厌烦之感；加之张松言词激烈，揭了自己的短处，便将张松赶出国门。刘备乘机而人，争取到了张松，从而取得了进取四川军事上的优势。如果曹操不是以貌取人，而是礼待张松，充分发挥其才识，那样三国时期的历史恐怕会是另一种结果。
同样，现代企业的领导者，要想做到真正识别人才，就需要对个人进行全方位的审察，看其是否具有相当的能力，是否有发展前途。如果不注重一个人的学识、智慧、能力等方面的培养与使用，不注重其专长的发挥，只是通过其对某些问题的看法来衡量他的判断能力、表达能力、驾驭语言的能力，只是仅凭一个人的相貌如何来判断其能力的大小，甚至由此来决定人才的取舍，那么，必将导致人才被埋没。
据传，夏桀商纣长相姣美，身材魁梧，堪称美男子，而且勇武超群，智慧过人。若仅观其外表，不啻“天下之杰”。然而，他们却是残虐民众的暴君。与此相反，历史上其貌不扬的奇才却大有人在。楚国的孙叔敖，头发短且稀疏，左手长，右手短，五短身材，立于车上还没有辕前横木高，却能辅佐楚王，使其执政的楚国成为战国时期实力强盛的国家之一。
可见，相貌美丑与人的思想善恶和能力大小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人虽貌丑却有德有才，则不失为君子；人虽貌美而无德无才，却只能是小人。由此，使我们联想到目前有些企业的管理者，在人才招聘会上，还没有跟人家谈几句话，就显得极不耐烦，原因是嫌对方相貌不好，即使不是抛头露面的职业，录取时也犹豫再三。在招生问题上，更有令人费解的事，1995年一名河南考生高考总分数超过了录取线，他所选择的志愿是与相貌无关的专业，并表示愿服从分配，即使这样，居然没有一所高等学府肯录取他，原因是嫌他长相不好。此事经《东方时空》纪实报道后，国人哗然；中央电视台还专门对此作了评论。在迈向21世纪的今天，还有此种事情发生，实在令人深思。
以貌取人是识人的大忌。真正的人才，是由德、识、才、学、体等基本要素组成的有机的统一体。
德，是指人才表现出来的意志、兴趣、情感、性格和专注力等品德。优良的心理品德应表现为高度的事业心、吃苦耐劳的精神、坚忍不拔的毅力、百折不挠的意志及高尚的情操。
识，指的是人才的见识，即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与见解，表现出与众不同的见识能力。具有见识能力的人能够入木三分地把握和认识事物的本质；能一针见血地抓住事物的发展关键环节；能得心应手地驾驭各种环境和条件；能在关键时刻坚定果断地拍板；能冲破习俗观念的束缚，大胆地另辟蹊径。
才，是指一个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包括记忆能力、观察能力、实际操作能力、组织管理能力、表达能力和想象力等。
学，即学问、知识，包括直接知识、间接知识、理论知识、经验知识等。人才的知识结构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由基础知识、专业知识和前沿知识组成的塔式结构；另一种是以专业知识为基点的骨干，以其他与之相邻近的知识作补充交织而成的网络式结构。
体，指身体素质。身体是事业之本，历史上许多成功的人才都是得助于健康的体魄。
人才的德、识、才、学、体，五位一体，密不可分，互相制约，相辅相成。其中，德居首位，是人才的灵魂，是其他四者之根本；识具有决定性作用；才是必备条件；学是智能方面的基础要素；体是人才成长的物质基础。识别人才须兼而顾之，如果仅仅以貌取人，以外表的俊美与丑陋来识别人才，而放弃对人德、识、才、学、体的全面分析与观察，只能使领导者步人识才的误区。法国大作家雨果笔下的《巴黎圣母院》中有两个典型人物形象：一个是圣母院撞钟人加西莫多，虽奇丑无比，却心地善良；另一个是圣母院副主教克罗德·佛罗洛，虽相貌堂堂，内心却十分肮脏。这说明在识才时，千万不可被相貌所迷惑。
朱元璋甄别人才的“二分法”
从一个角度看人，往往陷于片面；从各个角度看人，则了解得比较全面。正如俗语所说，大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谁好谁坏，将一目了然。
孟子是主张“民贵君轻”的，他将“贤不贤”交给人民来审查，这种思想的发挥，也说明他十分尊重人民的意见。从国君的大臣、文武百官到诸大夫．说“贤”、“不贤”还不行，只有人民说“贤”、“不贤”才可考虑，即使如此，还不能决定取舍，要经过考察后，确是贤则用之；如“见不可”则去之。由此观之，孟子对择贤是持极其慎重的态度，因为国君要选的贤不是一般的人，是辅佐国君治国的人才，贤不贤对于国家治乱兴亡都有关系，有的甚至起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他提出用人要经过国君、大臣、诸大夫、人民的考察四个程序审查。虽然孟子是尊重人民的意见，但是在个别情况下，国君、大臣、诸大夫、人民都说“贤”、“不贤”，不一定对，而最能检验“贤”、“不贤”还是经过认真考察后，用事实做出的结论。可见，孟子的“知人四程序”，是实事求是的。
明太祖朱元璋的区别人才，主张知人要兼听众论。他认为要能“辨邪正”，必须明于知“毁誉”的真伪，不然，将会以贤为佞，以佞为贤，他对侍臣说：“毁誉之言不可不辨也。人固然有卓然自立，不同于俗而得毁者。夫毁者未必真不贤．而誉者未必真贤也，有所遇有幸、不幸尔。”所以，他说：“人主能知其毁者果然为贤，则诬谤之言可息，而大亦不至于受抑矣。知其誉者为不肖，则偏颇之私可绝，而人亦不至于侥幸进矣。”这是说，人主如能辨“毁誉”的真伪，则贤者不受压抑，不肖者不能侥幸得进。接着他说：“问君子于小人，小人未必知君子，鲜不为所毁。问小人于上人其朋党营私，所誉者必多矣。惟君子则处心公正，然后能得毁誉之正，故取人为难，而知言尤为难也。”（《明太祖实录》卷332）在这里，朱元璋特别强调：征求对所用的人的意见，选择所问的人很重要，如问于小人，对君子必多毁谤，对小人必私其党而誉之；只有问于君子，君子出于公心，必做出正确的回答。这就是朱元璋要区别并使用人才的法则。
朱元璋还有一个区别人的法则叫“二分法”，“二分法”对知人很有参考价值。那什么叫“二分法”呢？所谓“二分法”、其实就是“辨别邪正”的看法。明史是这样记载的。
朱元璋不仅在理论上探讨“辨邪正”之法，在实践上，他对官吏的升迁多因民之情。据《明史·循吏传》记载：兴华丞周舟经过考察以政绩最优，朱元璋立即升为吏部主事。当地人民舍不得他离任，上表乞留，朱元璋就派他回去。朱元璋以重典御臣，而法不完善，不少官吏被错捕，但经其所治人民为之申辩和请求，朱元璋也因此而赦免，有的凶知其为官有惠政反得升迁。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永州知府余亭城、齐东知府郑敏、仪真知县康彦民、岳池知县王佐、安宁知县范志远、当涂知县孟廉等因事被捕，其所治人民派代表上京申辩，列举他们的善政，朱元璋立即纠正，赐袭衣宝钞放回。他们复任后，努力工作，政绩更著。同一年，灵壁知县周荣、宜春知县沈昌、昌乐知县于子云、新化县丞叶宗因事被捕，其所治人民也派代表去京上表申辩，朱元璋知他们为官廉正，都升任知府，分别派到河南、南安、登州、黄州去任职。
官吏的好坏，其治下的群众是最清楚的，如能让群众监督，倾听群众的意见，就可使官吏不敢为非作为，并能鉴别官吏的好坏。这样就不致冤枉好官，错用坏官。
朱元璋甄别人才，是通过“他”所治理管辖的民众口碑中，获晓这个“官”，是不是人民大众心目中希望的“父母官”。
朱元璋的这种甄别人才并使用人才的方法，是他用人的一大成就和突破。
揭秘识人
事业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力资源的竞争，谁能看清人才，并用其才，之后就能在管理上成功。然而甄别人才；不是件容易的事，能做到“慧眼识珠”更是不容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