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老 高 整理 曾琦琦
“荣幸”地进入“清阶”小组
“外调”是“文革”时期的热门用词，上了岁数的人听到这个词儿恐怕还会心惊肉跳。说来惭愧，本人曾经当过外调人员。
我生长在杭州，父母都是工人，没有文化。我是独子，父母望子成龙心切，我刚刚6岁，他们就送我上学，所以1964年我就高中毕业了。而与我同年的要到1966年、1967年才高中毕业，刚好撞进“文革”老三届，统统下了乡。
1965年下半年工商行政管理局招干部，街道便推荐我去。
那时，机关干部文化不高，好些南下干部书都没有读过。我进了机关如鱼得水，干得很欢。可惜好景不长，“文革”开始了。我还在试用期，跟我一样性质的干部杭州市有50多个。机关乱了，领导干部被斗被批进了牛棚，我们这帮试用干部“氽”起了：哪个来给我们转正？饭碗要没有了，我们只好“造反”。我被选为代表去了北京，找这个找那个，回到杭州又是东奔西颠，总算被落实到一家二轻工厂。因为我是上级机关下来的，来头蛮硬，所以，一进厂我就搞政工宣传。
这是家集体所有制企业，有职工300多。职工中多数是公私合营前的个体手工业师傅。那时，整个社会大搞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上班第一天，同事指着正在“请罪”的“牛鬼蛇神”说：“小高，我们单位是‘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格女人家相貌蛮好，是个大特务，见过蒋介石；格佬倌是蒋鼎文的拜把兄弟；格佬倌是贪污分子……”
真是吓煞人。
“清理阶级队伍”开始了。为了确定这批“牛鬼蛇神”的性质，厂里成立了“清阶”小组。组长姓胡，是雨伞师傅，40多岁，共产党员，出身贫农，字认识几个，但写得不像样。“清阶”工作政策性很强，外出调查要记录、写材料，需要会写文章的人。我的家庭出身、历史都没问题，初来乍到没有参加厂里不同派别的造反组织，又在机关蹲过的，政策条文见得多，于是乎“荣幸”地进入“清阶”小组。
跑来跑去跑出点啥名堂呢？两个字：“拆空”
这是革命群众对我的莫大信任！那时，同我这档年纪的不是下乡就是支边去黑龙江，而我，不仅成了工人阶级的一员，还进了“清阶”小组，真是幸运得不得了。我母亲觉得儿子争气，脸上有光，人都显得年轻了。现在回想真当好笑，那辰光开会多，游行多，假如开会或者游行不叫你，你肯定心拎起晚上睡不着：是不是我有问题了？
要给揪出来的人“定性”，势必要对涉及的人和事以及历史等方方面面进行调查核实。“外调”就诞生了。那几年外出调查，我基本上跟着组长胡师傅，有时也跟其他的几个外调人员搭班出马。东到舟山，西到兰州，北到黑龙江，南至福建，全中国差不多跑遍了。最闹猛的是1970年前后，一节火车车厢100多个乘客中，起码有90个是外调人员。
跑来跑去跑出点啥名堂呢？两个字：“拆空”。
比如，厂里有个姓迟的师傅，40多岁，伢儿一大班。工资低、负担重，困难时期饭吃不饱，伢儿们又哭又闹。他烦煞了，说：“饭吃不饱朝我哭有啥用场？要寻毛主席的呀。”
这句话被揭发出来了，迟师傅被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帽子。我同老胡去迟师傅的老家查他的成分。他的邻居、亲戚也一家家调查过，迟师傅出身蛮苦的，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动党团，连学校门都没进去过，对毛主席没有刻骨仇恨，工作很积极，劳动态度蛮好，只不过发了几句牢骚，硬邦邦要说他是反毛主席，你说是不是“拆空”？
还有一位姓陈的老反革命、大特务、地主，原因是他与蒋鼎文曾是结拜兄弟。
蒋鼎文何许人也？他是黄埔军校区队长、教官，曾任“剿共”北路前敌总指挥、东路“剿共”总司令。抗战时期任第一战区司令官兼冀察战区总司令。解放前夕去了台湾。
你想，同“反共老手”蒋鼎文结拜兄弟还了得？我同老胡为了弄清他这桩事情，脚骨都要跑断了。调查来的情况是这样的：抗战胜利后，蒋鼎文一度弃官从商。既然下海，蒋鼎文不仅与政界、军界交往，与民间人士结交也多了。蒋鼎文老家诸暨，姓陈的也是诸暨人，不知怎么七搭八搭搭上了。姓陈的与蒋鼎文吃过一顿饭。蒋鼎文这个人不当司令官了，席间开口闭口便是“兄弟”，蛮客气的。后来，姓陈的老酒吃饱随口荡荡说同蒋鼎文攀起兄弟了。他自己一时高兴胡话乱说，听的人却有心，运动一来就揭发。实际上，那辰光姓陈的虽是富家子弟，身份不过一介草民。论关系十八竿子都打不到蒋鼎文身上。真当叫祸从口出。“七寸”被捏牢了，姓陈的苦头吃煞。
“牛鬼蛇神”中有个女的，姓汤，做辅助工的。她年近50，相貌斯文清秀。据揭发，汤参加过“国代大会”，见过蒋介石，是老国民党，大特务。
这个女人家料儿粗了。我同老胡先跑到汤的老家江西南昌，到汤家的居民区调查。居民干部及邻居一致认为汤家是老实本分的人家，汤小时候长得漂亮，读书好，抗战时到重庆工作。
我们再跑到重庆。凭省革委会的介绍信，我们进了重庆国立档案馆。重庆档案馆规模蛮大的。民国时期的档案放在一只只八角形的木制滚筒里，滚筒搁在木架子上，滚筒里面有隔板，分门别类放置档案资料。滚筒外面有摇把，摇一下，滚筒转一下。我估计这个滚筒式档案架是老底子的古董。
摇啊找啊翻啊，汗流浃背，终于找到了汤当时工作单位的材料。她供职于国民政府战时新闻检查处。在战时新闻检查处的工资单上，我查到了汤的名字。令我惊讶的是，上面还有郭沫若。郭沫若担任处长，战时工资200元，汤是科员，工资20元。
我心里嘀咕，如果科员是大特务的话，那么处长郭沫若是什么呢？
经过反复证实，汤确实是因为相貌好，国代大会期间被临时调去当接待员的，与特务组织毫无关系。她负责国代大会代表的签到。蒋介石出席会议时，当然也要签名，汤当然就能近距离见到蒋介石。
汤的问题调查清楚了。汤非常感激我。“文革”后，她私下悄悄对我说，蒋介石的字，端端正正的。
一个上纲上线的人都没有调查出来
我还去某劳改农场一位原国民党空军团长那里，调查厂里一个人是不是惯偷。因为那人要当兵，军队不要。团长说，那时他才16岁，当兵不要是身体方面的原因，不能说他是惯偷，一个16岁的人怎么会是惯偷呢？
那位团长虽然在劳改之中，但腰板笔挺，眉眼英武，谈吐不俗，我便同他多聊了几句。他坦率地告诉我，抗战时期他在杭州笕桥机场驾机迎战日本空军，打过恶仗。解放前夕因家庭牵连不愿去台湾。后来被当成战犯抓进牢监，送到农场劳动改造。
我无话可说。
还有一次去长兴。厂里一位姓屠的头上戴着贪污分子帽子，他与一个姓朱的右派分子曾在省级机关财务处共事过，朱某下放在长兴，我们便去调查核实。
那天很冷，天上飘着雪花，我和老胡到长兴下了车，在泥泞的山路上深一脚浅一脚足足走了5个钟头，才走到朱某下放的那个小村庄。在狠抓阶级斗争的年代，为了便于监督右派分子，防止这类人上访，有文件规定，下放右派的安置点必须离铁路线三公里以上。
我们先找当地的贫下中农协会。协会的工作人员蛮客气的，把我们带到朱某的茅屋，说：“朱老师还在田里做生活，我们去叫他。”
过了半个钟头，朱老师来了，只见他一身雪花、两腿烂泥；人清瘦黝黑，戴着眼镜，眉眼间透出文雅之气，一眼就可以看出他不是本地农民。
我们在漏风的茅草房里坐定，便向他了解屠某的事情。
朱老师说：“我同老屠面对面坐着办公好几年。老屠这个人胆子很小，管钞票么，少了几块钱，他夜里困都困不着。从公家那里揩包香烟的油是有可能的，至于贪污，那要有证据。没有证据我不能乱讲。”
身处困境倒正气凛然，我心里暗暗佩服他。我说：“老朱，农民叫你朱老师，你在这里当老师吗？”
老朱尴尬地笑笑，说：“我在这里是被监督劳动的。大家都晓得我是大学生，村里小学老师生病或者有事情，临时叫我去代代课，算不上正式老师。”
就这样，我同老胡及其他外调人员调查来调查去，前前后后花了两年多时间，公家的钞票用掉不少，精力也耗掉很多，光是笔记本就用掉了一大叠，结果一个上纲上线的人都没有调查出来。你说是不是拆空？荒谬啊。
公路颠铁路挤，飞机没有资格坐
那辰光出门是蛮罪过相的，公路颠铁路挤，飞机没有资格坐。有时候还要担惊受怕饿肚皮。
记得那次到平阳县外调，从杭州到浙南的平阳，长途汽车翻山越岭颠颠簸簸十几个钟头。一车乘客有一大半吐得一塌糊涂。到了平阳，我和老胡住进县政府招待所。
第二天清早，我正在刷牙，被突如其来的尖利的响声吓了一跳，这种声音从来没听到过。听招待所的服务员说：“又要打仗了，又要打仗了。”我才明白那两声是枪声。
我急忙穿上外衣往外走。到门口就被服务员拦住了，她说：“千万不要出去，他们把你们杭州来的人当奸细，抓住就没命了。”
大约过了两个多钟头，枪声停了，劈劈啪啪的炮仗声响了起来。我和一些客人聚在门口探望。紧接着，欢呼毛泽东思想伟大胜利的口号声传来了，只见一群人押着一个五花大绑的中年汉子从门前走过。服务员小声说，这人是那一派的头头。
过了半个时辰吧，“叭、叭”两声枪响震颤耳膜。马上有人跑来说，被绑的派头头枪毙了。
我吓得心都拎起了。杭州这个派那个派也有冲突，这样真刀真枪干我还没看到过。
这天同我一起看热闹的人中有一位是省革委会委员，他原是浙大学生，上面派他来解决两派矛盾。两派打成这副样子，此人站在招待所门口束手无策干瞪眼。
紧接着，我同老胡去福建调查厂里一个阶级异己分子的成分。
我们坐长途车颠到福建省崇安县兴田镇，这天，正好赶上庆祝党的九大闭幕，兴田镇周围公社的革命群众组织全部集中到这个镇上开会、游行。
兴田是个弹丸小镇，一下子来了上万人，红旗飘扬、歌声嘹亮，热闹得不得了，镇上小店的食品马上全部卖光。
我同老胡下了车，肚子饿了，走进一家店，没有吃的，再走进一家店，还是没有吃的。我急了，说：“既然要开庆祝大会，吃的东西你们要多准备一些呀。”
店家回答：“食品是定量供应的，这个月的东西卖光了，就没有了。”
我又问：“哪里有东西卖呀？”他们给我们指出一条通往另一家小店的路，我们俩继续往前走。
走到那家店一问，还是没有食品。只好再打听再走。
我们两人越走越远、越走越饿，走得眼冒金星。足足走出20多里路，才找了一家有食品的店。我们买了几块雪饼和一瓶汽水，狼吞虎咽地入了肚，一屁股坐在店门口喘大气。
30年了，两位领导干部的形象在我心里依然鲜活
不过，惊险归惊险、辛苦归辛苦，那年头，数外调人员最“亨”最“香”。凭省、市革委会的外调介绍信就可以住当地政府的招待所，条件没得好，但人来人往不像小旅馆那样杂，且稍微干净一点。吃，我出去一天就有六角钱伙食补贴。那时，一碗沃面只要一角钱、二两半粮票。六角钱足够我吃一天。再说，坐夜车还有补贴。这样，我的工资可以省下来基本不用，我妈很高兴。
再说，还可以乘机游山逛水。可惜，老胡和其他外调人员都有老婆伢儿，不喜欢耍子儿，每次出去都是急煞火啦要回来。我想在外面多逛几天，但他们要回来，我只好跟牢他们，真当没味道。从我个人角度来说，出去外调很能满足我的好奇心，长知识、长见识，收获多多。比方说看到了一般人见不到的档案材料、历史资料，有时候，路途上蛮有趣的。
一次，我同老胡在湖南长沙上火车去南昌。车到萍乡站上来了一个人。那人头戴草帽，身着褪色的蓝布衣裳，土里土气的。他在我对面的座位坐下来后，便从拎包里捧出“毛选”看。
我想，坐火车还要学“毛选”，这个农民大伯真是个积极分子。
火车到了新余站，不少乘客下车去买吃的，“农民大伯”也下了车买两张大饼上来啊呜啊呜吃着。饼儿刚刚啃光，两名乘警一前一后查票了。
轮到“农民大伯”了。他从上衣口袋摸到裤子袋儿，摸来摸去摸不出车票。乘警看他磨磨蹭蹭脸孔拉长了：“没有票？走！”
大伯急了，说：“同志，我是买票的。刚才下车买点心吃，车票、钱给小偷偷走了。”
乘警正捋起袖子拽着大伯往外拖，过来一个跟车的支左解放军战士，一看，吃惊地说：“搞错了，搞错了，这是毛书记啊。”
“什么毛书记？”乘警一头雾水。
“是毛书记。”那小战士肯定地说：“我在萍乡市革委会门口站过岗，他就是萍乡市委书记。”
这下乘警傻了，大眼瞪小眼。毛书记倒大度，甩甩手对乘警笑道：“是我不小心，给你们添麻烦了。”
我好奇地问：“毛书记，你出门怎么不带秘书、警卫员？”还有一句当着老胡面不好意思说：“老胡屁个级别都没有，出门还要我跑前跑后拎包儿呢。”
毛书记说：“我刚刚被革命群众解放，还没有分配工作。这次我是去南昌参加省革委会的学习班嘛。”
我说：“毛书记，江西出老革命，你肯定是老革命。”
毛书记笑道：“嘿嘿，我是井冈山上的放牛娃，毛主席带人马上井冈山那年，我才13岁。”
毛书记的话匣子打开了，我们一直听他聊到南昌。
还有一次，我和老胡到山东兖州外调。我们住进兖州地区招待所。服务员给我们安排了最好的房间：四人间。
我与老胡拎着旅行袋走到房间门口便刹住脚步。因为房间里睡着一个人，一把大蒲扇遮住头，一条床单裹着上身，下身穿着大花裤衩，露出半个白胖屁股。
不对呀，这是女寝室嘛，我和老胡转身去找服务员。
服务员疑惑地说：“不会是女的吧，是我安排的呀。我陪你们去看看。”
我们到了门口，恰好那人翻了个身，只见他脸上胡子拉碴的，光着上身，大肚皮凸出。原来是男的。显眼的是，他没有左胳臂。
服务员笑了，说：“他是滕县县委书记，姓马。左臂是他在微山湖打日本鬼子的时候被鬼子的炸弹炸掉的。”
我叫他马书记。马书记揉揉眼睛坐了起来，喉咙梆梆响：“嘿，叫我老马，不要叫书记，我们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不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勤务员。我们都是革命同志。”
我和老胡先去洗漱间洗脸揩身。回到房间，老马像老熟人似地拉着我俩去食堂吃饭。到了食堂，没等我回过神来，老马已经急吼吼地要了酒，点了菜。到底是出梁山好汉的地方，山东人果然豪爽。我和老胡不客气了，一再与老马碰杯，如同多年不见的老朋友。
酒酣耳热，我说：“老马，以后我们到滕县一定来看你。”
老马端着酒杯一饮而尽，咂咂嘴说：“好啊，你们有公事尽管来找我，私事嘛就不要来找我。”
酒喝到这个份上了居然还公私分明，我暗暗佩服。
30多年过去了，这两位领导干部的形象在我心里依然生动、鲜活。
说话做事我蛮小心的，生怕露出“狐狸尾巴”
那时候，有些外调人员牛得很。一心想立功、想往上爬，趁火打劫、落井下石，不知多少人冤死在逼供信里。不是自夸，我不是那一路的。调查来的情况一是一，二是二，从不添油加醋。所以，大家都认为我这个人温和文气，成分好，而且不是汪七汪八的汪胚。
唉，他们哪里晓得，说句难听的话，本人“屁股”也不干净呀。
那是1967年，我外婆去世了。我刚好从北京“造反”回来，妈叫我到绍兴给外婆送葬。
外婆落葬，我要回杭州了，表哥来了。他把我拉到一边神秘兮兮地说：“小弟，我想你已经大了，这件事情还是告诉你好。你的亲爹还活着，在绍兴，老底子是大地主，现在揪出来了，押在这里监督劳动，罪过相啊，你要不要去见见他？”
什么？我还有亲爹？是大地主？我的头“嗡”地大了。
表哥解释道：“快解放的辰光，你亲爹把你送给了没有儿女的粮店伙计，粮店伙计怕人家晓得，两夫妻带你搬到杭州……”
我脑子乱成一团麻，将信将疑地跟在表哥身后。
表哥将我带到一个角落头，他上前对一个胸前挂着牌子在扫地的老头说：“你杭州那个小儿子回来了，他要来看看你。”
老头把胸前的牌子摘了下来拎在手里，指指牌子说：“万万不可，万万不可。黏祸水的。他是工人子弟，我同他没有任何关系。”边说边快步走开了。
这件事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起过，一直埋在心底。
此后，看到那些挂牌子的牛鬼蛇神，我脑子里就浮现出挂牌子扫地的亲爹，难免心寒胆战、下脚发虚。假如这件事情暴露出来，被外调的将是我本人！工人阶级的后代、红五类马上沦为黑六类、狗崽子，天啊，太可怕了！
所以，说话做事我蛮小心的，生怕露出“狐狸尾巴”。“文革”结束后才得知，我亲爹家是书香门第，与秋瑾家是世交，祖父与秋瑾有过合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亲爹得到平反，落实了政策，晚年生活很幸福。
我的养父母忠厚善良，含辛茹苦把我养大，节衣缩食供我读书；我的亲爹为了保护我，不断送我的前程，硬着心肠不认我。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外调中我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亏心事，我对得住养我和生我的父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