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学系芳（与）诸同志殉性命以建之者，芳视为第二生命，盖二十又二年矣。然芳办学能力既薄弱，人事驱遣又不能常在沪上，所委任之人又不能尽称职，以致中间迭遭波折，屡经变更，迄未能如芳所期，每一抚衷，辄觉愧对先烈。”1928年10月，王敬芳在给中国公学新任校长胡适的信中，如是写道。
这当然只是王敬芳的自谦之辞。作为中国公学的“首席财政大臣”，他参与了中国公学的白手起家，经历了中国公学的几度浮沉，一次次挽狂澜于既倒，使得这所最初完全是由一群留学生创办的学校传续了20余年的薪火，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涂抹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中国公学，几乎是王敬芳一生的牵挂。即便后来离开了中国公学，但只要一听到召唤，他都会立即挺身而出。正如在那封致胡适的信中，他不无动情地写道：“前接公学董事会函，仍推芳为董事。芳虽对于各项事务久经谢绝，然独对于公学但能稍效绵薄，决不忍道辞之一字。”
四处求人的“财政大臣”
1905年12月，最早由日本回到上海参与筹办中国公学的四名留学生中，就有王敬芳。
王敬芳，字抟沙，1876年生于河南省巩县（今巩义市）兴仁沟村一个世代行医的家庭。1902年，王敬芳中试举人，眼见时事日非，决定向皇帝上万言书，历数朝政得失，结果被河南知府文悌“泼了一瓢冷水”。
1905年，对国家时局已失去信心的王敬芳毅然东渡，希望通过留学，回国发展教育事业，开启民智。在日本，他认识了革命人物陈天华，受其影响颇深，极力提倡维新。据其子王正中回忆，清朝末年，巩县曾流传一个叫《同胞恨》的剧目，主要戏剧人物就是王敬芳、陈天华、秋瑾等人。
然而，在日本求学的生活并不平静。1905年冬，中国留学生反对“取缔规则”风潮大起。留学生分为两派，一派主张立即退学回国，另在上海办学；另一派则主张忍辱负重，继续在日学业。最终，还是归国派占了上风，一时间，两三千人陆续回到上海。
早在离开日本之前，归国派们就积极筹划兴办学校，并在《善后办法》里大胆提出设想：“要求学部将北京派送留学生之官费给与本会，办理上海专门高等各学校。”这个专门学校，就包括中国公学。
1905年12月21日，经过五天的海上航行，王敬芳与刘棣英、吴勋等归国留学生代表抵达上海，开始筹办中国公学。最初的种种梦想，比如寻求学部的资助、寻求商绅的支持等，一旦照进现实，立即变成泡影。办学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筹措办学资金。
王敬芳被公选为会计员，但实际上中国公学基本上无钱可管。学校最初设立高等、普通、师范、理化四科，所需经费不菲，“虽学生中有认捐垫之款项，但开办时仅能支持，而常年请教员有费，租校舍有费，置备仪器校具有费，学金虽可挹注而断不敷用”2。
在求助官府、商绅无门的情况下，一些学生只好自掏腰包垫资兴学。民国女作家苏雪林的二叔苏锡衡就是参与中国公学创办的归国留学生之一。据她回忆，“二叔在家里没住多少时候便到上海，和那些回国留东学生创立中国公学。他居然说服了祖父，捐出了一笔廉俸，作为公学的开办费之一部分。”3像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比如四川籍学生孙镜清就垫款达万元以上。
但学生毕竟只是学生，缺乏充足的资金供应，都是一锤子买卖。公学要想持续发展，就必须争取到稳定而厚实的经济资助。为此，在开学之前，中国公学就一面推选郭果能、安永昌到日本招募教员，一面推选谭心休、刘棣英分别赴湖南、江苏等地筹款。此时的王敬芳又担负起监学一职，负责讲堂、宿舍的打理。经过一番折腾，总算租定校舍、聘定教员，还招来了260余名学生，步履蹒跚地开始了办学历程。
巨大的筹款压力，导致中国公学职员更换频繁，如走马灯。1907年，《中国公学第一次报告书》专门辟出《职员进退说略》一节，列举开办两年内职员频繁变更的情形，并在开头颇为感怀地写道：
人生聚散之感，最足怆怀。公学成立不过二年，然观第一次职员之摄影，至今犹在公学中者，已寥寥无几人也。嗟夫！中原多故，行踪何常，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然则我辈之同舟于此者，明年今日不知如何，后年今日更不知如何也。抚衷自维，此亦至难为情者矣。4
如此局面之下，口才颇佳、善于协调的王敬芳被推上了更大的历史舞台。1906年3月27日，中国公学正式开学，当天召开职员选举会，改之前的正干事为内务干事、副干事为外务干事，并推选张邦杰、刘棣英分别为首任内务、外务干事。后来，刘棣英因故辞职，大家便公推王敬芳充任。但当时王敬芳正北上学部为公学申请立案未归，只好由谭心休暂代。
到了1907年1月23日，中国公学再次召开职员选举会，改回正干事的称谓，一致公推王敬芳担任此职，总揽公学事务。而摆在王敬芳面前的头等大事，无疑便是中国公学的长远发展。
王敬芳深知，中国公学要想获得持续长足发展，就必须得到官方高层的支持。因此，在北上为公学申请立案期间，他就托友人介绍，在颐和园工部会所拜谒即将就任两江总督的端方，得到端方的积极回应。
1907年春，沪宁铁路开通，王敬芳带领中国公学全体教职员、学生代表到南京旅行三日。未到之前，王敬芳就电告时任两江总督端方，受到热情款待。王敬芳善于辞令，纵横捭阖，侃侃而谈，颇受端方的欣赏。此行之中，端方不仅每人赐宴，还另赠自书折扇一把，公学的常款难题自然也迎刃而解。
端方送给中国公学的另一份“厚礼”，就是亲自动员沪上名流郑孝胥出任中国公学监督。对于这一安排，王敬芳积极支持，主动改任斋务长。同时，公学副干事张邦杰改任庶务长，教务干事黄兆祥改任教务长，准备将掌校大权完全交给郑孝胥。
郑孝胥到任后，并不插手具体事务，仍依靠王敬芳、张邦杰、黄兆祥等人维持学校管理格局，只是凭借其人脉资源和运作能力，为中国公学争取到了不少实际利益。比如，在郑孝胥的努力协调下，除了前文提到的江南财政常款、两广官方补助之外，湖南、河南、四川等与中国公学有关联省份的学界或商界，也纷纷给中国公学捐款。这样，到了1907年之后，中国公学的经费来源就基本稳定了。
不过，监督一职的设立，毕竟是改变了之前中国公学民主自治的格局。胡适当时正在中国公学读书，睹此之变，便将由他主编的《竞业旬报》当成反对公学当局的核心阵地，“极力描写公学内容之坏，学生之少”。
据王敬芳多年后回忆，当时《竞业旬报》曾刊登一则新闻，大意是自从新、旧中国公学分裂之后，中国公学门可罗雀，以至于要“令一河南卖笔者上堂充数，以撑局面”。这让王敬芳很是介怀，愤然辩解说：“其实当日公学学生三百余名，除因新公学成立退出半数外，下余半数也不算很少；纵令很少，也不至令卖笔人冒充学生。”5
即便如此，王敬芳依然没有放弃为中国公学四处奔波。虽然有了官款补助，但毕竟沧海一粟，只得继续与张邦杰等人四处求人，又陆续争取到江西、浙江等地的款目补助。
王敬芳还将目光投向了华侨颇多的越南、南洋等地区。1907年，他们给侨商胡竹园、林晴波等人写信，并寄去学校照片和募捐册，“先生明达，谅能鉴察苦衷，倘蒙义集多金，扩充校舍，大庇群材，使来学者刈良果于无穷，而先生之泽亦流于罔极，是同人之所祷祝者也”6。
中国公学的境况，尤其是王敬芳等人苦心办学的执着，让胡竹园、林晴波等华侨大为感动。胡、林二人四方游说，动员海外华侨伸出援手，“大约有三数千元之谱”，为中国公学长远的发展赢得了正面的舆论和实际的支撑。
正如1907年中国公学编辑印行的《中国公学第一次报告书》所言，“本校创办，一切经费毫无凭借，其所以能支持至今且日益发达者，官绅商学界捐助及提倡之力也”，诚为中肯之评。
当然，作为中国公学的“首席财政大臣”，王敬芳可谓功不可没。
“明年必筹得公学建筑金”
在主政中国公学的早期，除了四处奔波筹措办学经费之外，还有一件令王敬芳日夜萦怀的大事：虽然两江总督端方同意在吴淞炮台湾划出一百余亩官地，供中国公学建筑校舍之用，但在涉及经费筹措时，只是模棱两可地批示道：“建筑校舍、扩充规模应候咨商各省，允为协助若干，再行定议。”
当时，中国公学办学渐趋佳境，吸引着全国各地越来越多的学生，但囿于校舍限制，只能一一抱憾拒收。作为中国公学的实际掌校人，王敬芳、张邦杰、黄兆祥忧心如焚，多次联名上书上海道、江苏巡抚、两江总督等人，希望官方能拨款相助，等到的却是一个又一个失望。
无奈之下，王敬芳等人只能再度披挂上阵，四方奔走，先后向两广、直隶、四川等地的总督求援，最终得到两广总督张人骏3000两银子的支援。这对于校舍建筑来说虽说只是杯水车薪，但总算是开个了好头。
1907年冬，庶务长张邦杰在京筹款，尝尽酸辛，不改初衷。此时恰逢春节，遥想沪上同人殷殷期待，万般情绪，涌上心头。除夕之夜，张邦杰在日记里写下铿锵誓言：“明年必筹得公学建筑金。”
张邦杰，号俊生，1876年生于四川仁寿县宝珠场（今属仁寿县宝飞镇）。少时即聪慧可人，22岁考中秀才第一名，入四川东文学堂学习，后被派往日本留学，成绩常居全班之首。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规则”后，张邦杰愤而回国，奔走沪上，与王敬芳、黄兆祥等人共创中国公学，先是任庶务，后又任内务干事、庶务长等职，主持校政大局。
苦心人，天不负。在王敬芳、张邦杰等的努力下，1908年，大清银行营口经理罗焕章答应借银10万两，用于建筑校舍。1909年春，让王敬芳等人期盼多年的中国公学吴淞校舍终于动工开建。
吴淞口位于长江入海处，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清顺治年间便在此建立炮台，后又不断重建、扩建，到了鸦片战争期间，成为抗击英军入侵的主阵地。1842年6月16日，英军大举进攻吴淞炮台湾，江南水师提督陈化成率军奋勇抗击，壮烈殉难，写下不朽诗篇。
其实，吴淞口不仅是兵家看重的险要之地，更是风景如画的美丽港湾。后来曾到中国公学任教的文学家朱自清，在1921年10月3日致好友俞平伯的明信片上，曾用优美的文字描绘过他眼里的吴淞炮台湾：
公学在炮台湾，离吴淞尚有一站路。炮台湾是乡间地方，弥望平畴，一碧无际，间有一二小河，流经田野中，水清波细，沽沽底声音，走近了才可听得，正是“幽甜得不可说了哩”！少人行处，小鸟成群上下，见人也不惊避。黄浦江在外面日夜流着。江岸有水门汀砌成，颇美丽可走。岸尽处便是黄浦与长江合流之所。烟水苍茫，天风浩荡；远远只见一条地平线弯弯地横陈着，其余便是帆影笛声，时一闻见而已。每当暮霭四合时，或月色晶莹时，临江伫立，正自令人有“振衣千仞冈”之感。你若能来，我们皆大欢喜。7
如此胜地，正是读书好去处，因而被王敬芳等人一眼相中。据中国公学早期学生张承槱回忆，为了节省开支，着手开建中国公学后，王敬芳、张邦杰亲自参与讲习室、卧室、膳堂等的设计施工，并委托在该校工科大学预科学习建筑工程的张承槱起草设计图样数十张，以备参考。
经过数月准备，中国公学校舍建筑计划正式进入实施阶段。按照职员分工，张邦杰负责公学校舍督工，每天辛苦奔波于上海与吴淞之间，不辞辛劳，身心俱疲，积劳成疾，却不敢有丝毫懈怠。
到了7、8月间，张邦杰每每吃饭总感到“气阻胸膈间”，一开始也没当回事，以为只是普通的胃病，随便弄了些药吃，治疗效果也不明显。直到后来愈发严重，遂延请英国、日本等西医诊治，被确诊为“肠窒扶斯”（即肠伤寒），方开始对症下药，却依然未见好转。
1909年9月，在王敬芳等好友的规劝下，张邦杰放下手头的吴淞校舍督工事务，移入日本佐佐木医院，治疗弥月，时好时坏。本来中国公学同人还想给他再换家医院试试，但被张邦杰阻止，他深知自己已是病入膏肓，不愿再麻烦同人，并开始拒绝服药。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10月26日晚8点半，张邦杰病痛大作，未及抢救，便遽然而逝，空留悲叹。张邦杰平生光明磊落，为人仗义，乡党同人莫不交口称赞，且他倾一腔热血，甘为中国公学鞠躬尽瘁，孜孜无悔，直至付出生命，更是令人动容。
王敬芳等中国公学同人感念张邦杰的无私付出，决定在吴淞校舍侧营墓安葬，并将其逝世之日作为学校纪念日。
11月14日，公学同人在愚园为张邦杰举行追悼会，当时已卸任监督职务的郑孝胥专程到会致祭，并撰写挽联一幅：“赤手能兴学奔命继以死，盖棺今论定可称奇男子。”这也算是主流社会对中国公学同人们呕心沥血、披荆斩棘的最大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