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河下梢天津卫，沽水滔滔向东流
沽水是海河的别称。海河作为天津的母亲河，起于市区的三岔河口，往东（偏南）流向塘沽而注入渤海。天津地处海河流域尾闾九河下梢，从字面上看似乎归入海河的共有九条河流，是不是这种情况？我以为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实际上，在天津及附近汇合而流入海河的河流有五条，即南运河、北运河、永定河、子牙河和大清河；而南运河则是由漳河、卫河汇成，子牙河由滹沱河、滏阳河汇成，大清河由拒马河、潴龙河等汇成，如此加在一起也确实是九条河流了。然而多数人都认为，天津的九河与“九天”、“九州”的数字来源差不多，都只是一种“概数”。因为“九”为阳数之极，即最多的数量，称为“九河”，是指“多河”。海河是“扇形水系”，它汇诸多条河水，故称“九河下梢”。这样说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而说到“九河下梢”就必然联系到“三岔河口”。所谓三岔河口其实是指现在的狮子林桥附近，南运河由西而来，北运河由东而来，在这个地方汇入海河，三河交汇，形成一个丁字形，这里才是历史上的三岔河口（即海河的起点）。1917年，海河裁湾取直，从三岔河口到现今金钢桥附近开掘一条河道（这就意味着海河延长一小段），将南、北运河直接开通到这里，于是便形成新的三岔河口。原来南运河的一段便废弃了，填平后形成老铁桥大街、鸟市等；原来北运河的一段废弃后形成狮子林大街、东河沿大街等。三岔河口地区是天津最早的聚落点，最大的漕运中转地，也是天津发祥地。旧时天津有这样的民谣：“三岔口，停船口，南北运河海河口，货船拉着盐粮来，货船拉着金银走，九河下梢天津卫，风水都在船上头。”真切反映了明清时代这里经济的繁荣和地理位置的重要。
“天津卫”的叫法起源于明朝洪武年间。“天津”以明成祖朱棣发兵“靖难”而得名，意为“天子经由之渡口”，“卫”字意即“军卫”。明永乐二年（1404年）置“天津卫”，筑城驻兵，负责屯田和守卫、运粮。后来虽因地方建制的变化改过别的名字（如府、县、州、道等），但“天津卫”就一直成为口头流传的地名了。
天津还有“津沽”、“丁沽”、“津门”、“三津”、“海津”、“海门”、“析津”、“卫阳”等别称。“津沽”即“天津七十二沽”的简称，“津门”是因为天津是北京的门户，“三津”一般是说天津乃潞（即北运河，亦称白河）、卫（即南运河，亦称御河）在三岔口交汇成海河，“津沽”则是“三津”与“沽上”二者而为之。旧时还有人在书画上题识称自己为“章武人”。如李叔同1917年书联赠法轮长老，题记有：“余于观音诞后一日，生于章武李善人家。”章武是汉代旧名，那时天津尚无踪影，这个地域属章武郡所辖，故而书之。以上均属雅称，多用于书面，下层老百姓很少用之。天津人大都称自己是“天津卫人”或“天津人”，说自己是“本地娃娃”。如果有人问天津老大爷：“您老是哪的人？”老爷子会操着纯正的天津口音回答你：“我是本地娃娃！”“本地娃娃”就是说我是天津土生土长的地地道道的天津人。
海河七十二湾，天津七十二沽
上世纪50年代，我父亲的一位老同事来我家做客，闲谈中说到，“海河七十二湾，天津七十二沽”，这句老俗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海河的湾确实不少，但是否有七十二道，本人未加调查考证无法断言。即使有，已是时过境迁，今非昔比了。据称从1902年至1927年，以海河治本为主，进行堵塞支流并先后六次裁湾取直，取直后总共缩短河道26.34公里，海河的湾减少了许多。比如当年的挂甲寺本在河东，竟“跑”到了河西；三岔口由今天的狮子林桥“移”到了“金钢桥”附近；津南区咸水沽在海河故道上修建了公园；东丽区的东嘴现有两条河道，两河中间形成一岛，此岛将开辟为旅游点……这都是海河裁湾取直造成的结果。但老俗话既已留给后人，我们也不妨这样讲，好在这也是一段历史。
所谓七十二沽，倒是有些讲头。据传说，汉朝时期，天津一带刚刚退海，遍地沼泽，地势低洼，常年一片汪洋。外地迁来居民，三家五舍聚居高地，并多靠熬盐、贩盐、捕鱼、卖草、种苇过活。因水产丰富，生活能维持，遂使居民渐多，结成村落。这些村落除沽水沿岸的丁字沽、西沽、东沽（今东窑洼）、三汊沽（三岔河口）、大直沽、小直沽（今东门外）之外，大多没有名字。旧时天津城内鼓楼上的楹联有句：“高敞快登临，看七十二沽往来帆影”，以七十二沽来概括天津的全“境”。《重修天津府志》引《新县志》谓：“七十二沽，在县才二十一，从西潞河名也，西潞河一名西沽河；在宝坻者二十九，在宁河者二十二，从东潞河名也，东潞河一名东沽河。”《津门杂记》卷上谓：“天津有七十二沽之名，实只有二十一沽，……余则在宝坻、宁河两县城内。
按照旧时的行政区划，这些沽的分布情况是：
天津市区及周边的有：三汊沽、邢家沽、西沽、丁字沽、赵里沽、大直沽、桃源沽、咸水沽、东泥沽、西泥沽、四里沽、葛沽、盘沽、郝家沽、邓善沽、东大沽、西大沽、草头沽、道沽、小直沽、贾家沽、东沽二十二个沽。
在宝坻县的有：八道沽、北李子沽、南李子沽、貉子沽、丁家沽、翎鹊沽、洛里沽、梁家沽、殿沽、清白沽、半街沽、江石沽、帮道沽、梁家沽、曹家沽、柳沽、南在沽、滩沽、大塔沽、小塔沽二十个沽。
在宁河县的有：大麦沽、齐家沽、捷道沽、大北沽、西李子沽、帮道沽、麦穗沽、东塘沽、西塘沽、南涧沽、勾娄沽、后沟沽、船沽、中辛沽、韩沽、北涧沽、塘沽、东宁程沽、蛏头沽、东淮沽、东李子沽、江石沽二十二沽。
在蓟县的有：高家沽一个沽。
在玉田县的有：拖床沽、大萝卜沽、小萝卜沽、窝洛沽、黄泊沽等五个沽。
在丰润县的有：西滩沽、黄西沽、石桥沽、莲花沽、堼沽、剪子沽、大子沽、东河沽、张子沽、十字沽十个沽。
以上共八十个沽。所谓七十二之数，不能理解为实数。它与“蓟州七十二寨”、“天津七十二屯”、“武清七十二营”等，同属象征性数字。
天津素有水乡泽园之称。清人诗句“天津之水连北溟，七十二沽漩洄汀”（朱彝尊），“七十二沽花共水，一般风味小江南”（华长卿），“七十二沽秋风阔，夕阳争放打鱼船”（李符清），“迢迢七十二沽西，岸上飞花逐马蹄”（沈莹川），便是当年对天津景物的生动刻画。沽，当是河边的聚落，带沽的村落必有水。在天津，除了“沽”的叫法，还有“洼”、“淀”、“港”等，也都靠近河塘或其本身就是水塘洼地，如团泊洼、塌河淀、双港等。“港”如果用于坑名或地名，天津人都念做jiǎng，不读gǎng，包括蓟县的“小港”（但大港例外）。旧时天津邻里间相互问候，如有人说：“二嫂子，今天你吃的嘛饭啊？”答：“港梭鱼啊！”或“港虾钱儿啊！”，这港梭鱼、港虾钱儿都是从港里捞上来的，天津人都读做jiǎng——这就如同北京人将前门外的大栅栏叫成“大什拉儿”一样，你叫“大栅栏”人家反而笑话你，说你是外来人。至于“沽”，一般都念做gū，如西沽、葛沽等，但丁字沽例外，念做gǔ，这也是约定俗成，没嘛道理可讲。
这句老俗话形象地勾勒出北京、天津、保定三座古城的形状。我认为天津人以这三座城进行对比尤能突出天津城的特点。
提起天津老城，久居天津的人没有不知道的。老城范围，一般是指今天的东、西、南、北四条马路之间，也就是天津人所说的老城里。当年的天津城以鼓楼为中心，为一长方形城垣，东西长五百零四丈，南北长三百二十四丈，城周长九里十八步，恰似一盘巨大的算盘，故而称为“算盘城”。
天津城始建于明永乐二年（1404年），那时还只是一圈土围子，设有四门，门上建城楼，虽为土筑，却因修建得十分壮观，以致博得“赛淮安”的美称。弘治初年，山东按察副使刘福兵备天津时，用砖石卫城，四门重建城楼，分别题保定是个靴子城，天津是个算盘城，北京是个帽子城名为镇东、定南、安西、拱北。此后，天津城屡经修建。有一次大修是在雍正初年，天津发了一次大水，水退后重修城垣。每面城门上均嵌有石刻的门额，北是带河门，西是卫安门，南是归极门，东是镇海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破天津城，成立了“都统衙门”，决定拆除城墙，当时虽有众多乡绅反对，与其交涉，但最终未能阻止。据老人说，拆下的城砖运到山东威海卫修了炮台，事后有人回想起城门的四面门额，从中悟出了“带卫归海”似乎就是城砖归宿的谶语。
虽然天津城被拆除，但老城内的旧建筑和当年留下的地名依然是韵味儿十足。像贡院街、户部街、仓廒街、府署街、镇台衙门、沈家棚栏、卞家大院、拴马桩胡同、乡祠胡同、双井胡同、中营、龙亭、鸽子集等，或流露出富贵气象，或摆出满脸官气，或反映出旧时那种简朴而古老的生活。笔者翻阅老作家秦瘦鸥的《海棠室闲话》，得知秦先生当初写小说《秋海棠》便是从天津老城里得到了启示。他回忆说：“记得早先的天津市内，在邻近金汤桥的海河以西，还有一片旧城区，纵横不过数里，方方正正，犹如一块棋盘，街道都很狭窄，却颇有古色古香的气氛。是时秋季中的某一天，我信步走过一条幽静的石街，偶然瞧见一位中学生模样的少女正搀扶着一位老人从家门里走出来。她态度温柔从容，衣饰简朴无华，而外形又那么苗条灵秀，容光照人，以至在短暂的一二分钟以内，便使我的脑神经上深深地刻下了她的倩影，后来在塑造罗湘绮这一人物时，不由不想到了她。”上世纪80年代《秋海棠》被拍成电视连续剧，有人问他：“为什么你要选择天津这个地方作为秋海棠与罗湘绮相遇相爱之处？可有什么特殊原因？”秦先生说：“这一问，真教我往事历历，如在目前。”由此可见天津老城里在这位上海老作家心中的地位。
旧时的老城里是天津老百姓生活状态的缩影，也是津沽民俗的集中展现。听老辈人讲，民国年间，城内吃水得靠城外供应，每天都有不少人力水车往城内拉水，因路窄常出现堵塞，一旦如此，必须错车方能通行。由于前面堵塞，后面又跟上来，水车越聚越多，有时错车需要半天时间。笔者幼时虽不住在老城里，却常到城里去玩，那深街小巷里的老宅尽管很旧，却像是一幅幅昔日的风俗画，也如同一瓶瓶的陈年老酒，有一种独有的魅力。几年前，老城旧房即将拆迁，我特意赶去看看，心中恋恋不舍，这也算是最后一眼了。老城的旧貌无疑成为天津人不可泯灭的记忆。
天津“地当九河津要，路通七省舟车”，向以“水”著称，故有此老俗语。天津人通过与周边市、县、镇的对比凸显天津低洼多水。
首先天津濒临渤海，背负九河，内河航运历来发达，海河流域的航线长达三千多公里；历史上的天津，又是一个海运漕粮入京的必经之地。内河与海上这两条沟通南北的运输线，使航运成为天津的生命线。
其次，天津处于海河水系的下游，临河傍海、十里渔盐的地缘优势，造就北京的人全，天津的水全，安国的药全，胜芳的会（花会）全了天津及其周边地区“河湖交错、水天一色”的自然环境。所谓港、淀、海、洼，都是天津人对湿地的称呼。记得清人樊彬曾以“到处是水乡”、“物产水成田”（《津门小令》）来称颂三津大地与水的渊源。像七里海、大黄堡、北大港、团泊洼……其实都是天津的“肺”。
天津人爱水也怕水。最让天津人难忘的是民国年间的几次大洪水。
最早一次是民国六年（1917年），市内主要河道南运河漫溢，城厢西南地区尽被洪水浸淹。灾民流离失所，哭天喊地，令人目不忍睹。
第二次发大水是民国十三年（1924年），那次大水是子牙河河水连续猛涨，终将大红桥旁的护岸和桥台冲毁，河上的钢拱桥梁也全部塌落。这座建自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的单孔拱式桥梁，颇像宋画《清明上河图》里描绘的汴河虹桥，那种古代拱桥结构，不仅便民，且有观赏价值，但从此沉没河底。后来又建了一座新红桥，但已不是原来的形式了。不过“红桥”两字，倒成了天津市内一个区的地名。
第三次大洪水是在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正是抗日战争天津沦陷时期。灾情最为严重。全市浸泡在洪水中达一个月之久。先是市内河流水满，筑堤防守，幸保无事；后意外地从西南郊的减河决口，汪洋大水便冲过农田涌进市区。这天正是旧历七月七“天河配”的前一天，大水进入佟楼一带，经英、法、日租界流向南市和城厢地区，再至津西一带。洪水冲垮市内河堤，同河水平槽了。浊流过处，房倒屋塌，人畜伤亡众多；有些化学物资仓库被水浸入燃烧爆炸，景象惊人。当时被日本人用做封锁各国租界的铁蒺藜、木栅栏，在一片汪洋的茫茫大水中全部失去了作用。据说当时在英租界里躲着的一些抗日人员，都得以趁此机会扮成难民，乘小船离开了天津，这也许算得上洪水千害之一得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