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在其实践的初期——破坏机器和自发斗争时期，他们还只在感性认识的阶段，只认识到资本主义各个现象的片面及其外部的联系。这时，他们还是一个所谓“自在的阶级”。但是到了他们实践的第二个时期——有意识有组织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时期，由于实践，由于长期斗争的经验，经过马克思、恩格斯用科学的方法把这种种经验总结起来，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用以教育无产阶级，这样就使无产阶级理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理解了社会阶级的剥削关系，理解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这时他们就变成了一个“自为的阶级”。——毛泽东《实践论》
砸碎了机器
在目前情况下，工人只有仇恨资产阶级和反抗资产阶级，才能获得自己的人的尊严。
英国的民族特征在工人身上消失了。
既然如我们所看到的，工人除了为改善自己的状况而进行反抗，就再也没有任何其他表现自己的人的感情的余地，那么工人自然就一定要在这种反抗中显出自己最动人、最高贵、最合乎人情的特性了。
如果说，资产阶级所关心的是伪善地打着和平的幌子甚至打着博爱的幌子来进行这个战争，那么，相反地，只有揭露事实的真相，只有撕破这个伪善的假面具才能对工人有利。
这种反抗心情的最早、最原始和最没有效果的形式就是犯罪。
他想不通，为什么偏偏是他这个比有钱的懒虫们为社会付出更多劳动的人该受这些苦难。
对宫廷宣战，给茅屋和平！
即使我举的例子再少一些，大家还是会同意我的意见：英国工人在他们所处的那种状况下是不会感到幸福的；在这种状况下，无论是个人或是整个阶级都不可能像人一样地生活、感觉和思想。显然，工人应该设法摆脱这种非人的状况，应该争取良好的比较合乎人的身份的状况。如果他们不去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剥削工人——作斗争，他们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但是资产阶级却用他们的财产和他们掌握的国家政权所能提供的一切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工人一旦表明要摆脱现状，资产者就立刻成为他们的公开敌人。
此外，工人处处发觉资产阶级把他当做物件、当做自己的财产来看待，只凭这一点，工人也要成为资产阶级的敌人。我已经举了上百的例子，而且还能举出同样多的例子来说明：在目前情况下，工人只有仇恨资产阶级和反抗资产阶级，才能获得自己的人的尊严。而英国工人阶级之所以能够如此强烈地反抗有产者的暴政，应当归功于他们所受的教育，或者更确切地说，应当归功于他们没有受过教育，同样也应当归功于英国工人阶级的血液中掺有大量的爱尔兰人的热血。
英国工人，这已经不是普通说的英国人，不是像他的有钱的同胞那样的专会打算盘的大腹贾；他的感情丰富得多，他那北方人天生的冷漠被奔放的热情所抵消，这种热情已经控制了他。理智已经如此有力地促进了英国资产者利己主义天性的发展，使他所有的热情都受利己心的支配，并把他的情感的全部力量集中在追求金钱这一点上。而工人却没有这种理智，因此，工人的热情和外国人的一样强烈而不可抑制。英国的民族特征在工人身上消失了。
既然如我们所看到的，工人除了为改善自己的状况而进行反抗，就再也没有任何其他表现自己的人的感情的余地，那么工人自然就一定要在这种反抗中显出自己最动人、最高贵、最合乎人情的特性了。我们将看到，工人的全部力量、全部活动都正好是倾注于这方面的，甚至他们为了要获得普通教育而做的一切努力也都是与此有直接联系的。固然，我们不得不报道一些个别的粗暴行为，甚至暴力行为，但同时永远不应当忘记，英国正进行着公开的社会战争；如果说，资产阶级所关心的是伪善地打着和平的幌子甚至打着博爱的幌子来进行这个战争，那么，相反地，只有揭露事实的真相，只有撕破这个伪善的假面具才能对工人有利；所以，甚至工人对资产阶级及其奴仆所采取的最强暴的敌对行动，也不过是资产阶级用来暗中对付工人的种种手段的公开的毫不掩饰的表现而已。
工人对资产阶级的反抗在工业发展开始后不久就已经表现出来，并经过了各种不同的阶段。这里不能详细论述这些阶段对英国人民发展的历史意义；这是另一种著作的题目，在这里我只能叙述那些为说明英国无产阶级的状况所必需的事实。
这种反抗心情的最早、最原始和最没有效果的形式就是犯罪。工人过着贫穷困苦的生活，同时看到别人的生活比他好。他想不通，为什么偏偏是他这个比有钱的懒虫们为社会付出更多劳动的人该受这些苦难。而且穷困战胜了他生来对私有财产的尊重，于是他偷窃了。我们已经看到，随着工业的发展，犯罪事件也在增加，每年被捕的人数和加工的棉花的包数经常成正比。
但是工人很快就发觉这样做是没有什么好处的。罪犯只能一个人单枪匹马地以盗窃来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社会却能以全部权力来猛袭一个人并以占绝对优势的力量压倒他。加之，盗窃只是一种最原始的最不自觉的反抗形式，因此，它不能普遍地表现工人的舆论，虽然工人内心里也赞许它。工人阶级第一次反抗资产阶级是在产业革命初期，即工人用暴力来反对使用机器的时候。最初的一批发明家阿克莱等人就受过这种暴力的害，他们的机器被砸碎了；后来又接连发生了许多因使用机器而引起的起义，这些起义的经过情形和1844年6月波希米亚印花布工骚动的情形几乎完全一样：工人砸碎了机器，捣毁了工厂。
但是这种反抗形式也是孤立的，它局限于个别地区，并且只是针对着现存制度的一个方面。而且只要工人一获得转瞬即逝的胜利，社会权力就以自己的全部压力来袭击这些再度变得手无寸铁的犯罪者，给他们各种各样的惩罚，而机器还是使用起来了。工人们必须找出一种新的反抗形式。
工会
工人明明知道宣布罢工没有用，为什么还要采取这种办法呢？问题很简单，因为工人必须反对降低工资，甚至要反抗这种降低的必然性本身；因为工人一定要宣布，他作为一个人，不能去迁就环境，相反地应该让环境来适应自己，适应人；因为工人的沉默就表示同这种环境妥协，承认资产阶级在商业繁荣时期有权剥削工人，而在萧条时期又有权把工人饿死。
只要工人还保存有一点点人的尊严，他们就不能不对此表示抗议，而他们之所以这样抗议，而不用别的方式来抗议，就因为他们是英国人，是用行动来表示自己的抗议的讲求实际的人，而不是像德国理论家们那样，只要把他们的抗议书登记下来，归入卷宗，就回去安安静静地睡大觉，让抗议书也像抗议者本人一样安安静静地睡觉。
当工人之间的竞争停止的时候，当所有的工人都下了决心，再也不让资产阶级来剥削自己的时候，私有制王国的末日就来临了。
当工人下定决心不再让别人买卖他们的时候，当工人弄清了劳动的价值究竟是什么，工人不再作为物件而作为一个不仅具有劳动力并且具有意志的人出现的时候，到那时，全部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工资规律就完蛋了。
有一种必然性在迫使他们根本消灭竞争，而不是消灭一部分竞争，而且他们是会这样做的。
这时，一个由旧的、改革前的、托利党人的寡头议会所颁布的法律帮了他们的忙，要是再晚一些，在改革法案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对立用法律固定下来并使资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之后，这个法律就永远不会被下院通过了。这个法律是在1824年通过的，它废除了以前禁止工人为保护自己的利益而联合起来的一切法令。工人得到了过去只是贵族和资产阶级才有的结社的权利。诚然，在工人中间过去一直就有秘密的工会存在，但是它们从来没有做出显著的成绩来。例如，据昔蒙兹说（“手工业和手工业者”第137页及以下各页），在苏格兰，还在1812年就发生了由秘密的团体所组织的格拉斯哥织工的总罢工。1822年又发生了罢工，有两个工人因不愿加入工会而被宣布为本阶级的叛徒，有人把硫酸泼在他们的脸上，结果这两个人都成了瞎子。1818年，苏格兰矿工的团体也已经强大到能进行总罢工的程度。这种团体都要每一个成员立誓效忠和保守秘密，有会员名册、基金会、簿记和地方分会。但是，全部活动的秘密性阻碍了这些团体的发展。当1824年工人得到自由结社的权利时，这些工会就很快地布满了全英国并获得了巨大的意义。所有的劳动部门中都成立了这样的工会（trades-unions〔工联〕），它们公开宣称要竭力保护各个工人不受资产阶级的横行霸道和冷酷待遇之害。它们的目的是：规定工资，首先作为一个力量，集体地和雇主进行谈判，按雇主所获利润的多少来调整工资，在适当的时候提高工资，并使每一种职业的工资保持同一水平。因此，这些工会总是向资本家力争一个大家都得遵守的工资标准，谁拒绝接受这种工资标准，就向他宣布罢工。其次，工会还竭力用限制招收学徒的方法来维持资本家对工人的需求，从而使工资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上；它们尽可能地竭力反对厂主靠采用新的机器和工具等欺诈手段来降低工资的企图。最后，它们还用金钱来帮助失业工人。这件事或者直接由工会的基金会来做，或者利用证明工人身份的卡片来进行。工人带着卡片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同行就资助他并告诉他什么地方容易找到工作。这种走四方的生活，工人们叫做the tramp（流浪），而这种走四方的人就叫做tramper（流浪汉）。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工会委任了一个支薪的主席兼秘书，——可想而知，因为没有一个厂主会雇用这样的人，——并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收每周的会费和监督这些会费的开支，使其合乎工会的利益，个别地区的工会在可能和有利的时候就合并为一个工会联合会，并定期举行代表大会。在个别情况下，曾有人试图把全英国同一行业中所有的工人结合成一个大的工会，并且不止一次地——第一次是在1830年——试图建立一个全英工会联合会，同时每一个行业都保有自己的特有的组织。但是这种联合会是维持不了很久的，甚至也很少能成立起来；只有特别普遍的高潮才能使这样的联合会诞生并使它具有行动的能力。
这些工会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通常使用如下的手段。如果有一个或几个业主拒绝承认工会所规定的工资，那就派一个代表团去见他们，或者向他们送上一份请愿书（看吧，工人是能够承认专制的厂主在他那小王国里的权力的）。如果这样做仍没有结果，工会就下令停工，所有的工人都散伙回家。如果一个或几个厂主拒绝承认工会所规定的工资，这种罢工（turn-out或strike）就是局部性的；如果某一个劳动部门所有的厂主都拒绝承认，那么罢工就会成为总罢工。这就是工会的合法手段——所谓合法就是在宣布罢工前要预先提出警告，实际上却并不都是这样。但是，只要有些工人还没有加入工会，有些人为了厂主所许给的眼前利益准备退出工会，这种合法手段就很少发生什么效力。特别是在局部罢工时，厂主很容易从这些“害群之马”（所谓knobsticks〔工贼〕）中招雇工人，从而使联合起来的工人的努力毫无结果。工会会员通常企图用威胁、辱骂、殴打和暴力来对付这些工贼，总之，用一切方法来恐吓他们。于是这些工贼就向法庭控告，而由于法律的守护者资产阶级还掌握着政权，所以只要一发生违法的行为，只要有人向法庭控告一个工会会员，工会的力量几乎总要受到损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