鸭子河的故事开始于公元1968年的秋天。
这一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用洪亮的、庄严的、豪迈的语气宣布道：“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第三个年头！”
这一年中发生了两件大事。这两件大事震惊世界，也给中国历史增添了几页萧萧易水的篇章。
第一件事是：上海的“革命造反派”向已经瘫痪了的市政府夺权，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随后，全国各地的造反派纷纷效仿。转眼之间，“革委会”犹如变幻了的风云一样执掌了一切权利。人民日报将这场急风暴雨般的“革命”赞誉为：全国山河一片红。
大凡造反，无不都遵循同一种规律：造反的时候主张混乱，越乱越好。一旦掌权，则主张秩序。“革委会”成立后便相继提出“复课闹革命”、“抓革命促生产”等一系列旨在恢复社会秩序的口号。
在这之前，全国几乎处于无政府状态。
抄家、武斗、批斗成为社会生活的三大主要内容。城市里几乎没有一座完好无损的建筑物，到处是武斗留下的痕迹。玻璃窗被打得七零八碎，门被大卸八块，断壁残垣上涂满了标语，尽是些“打倒谁谁谁！”“誓与谁谁谁血战到底！”之类的豪言壮语。工厂停工，商场停业，学校停课，机关停止办公，就连公安局、检察院、法院也都被作为“旧公、检、法”统统砸烂。
无所事事的人们在革命的口号下聚集起来，浩浩荡荡、排山倒海。
他们游行、示威、冲击机关大楼和政府大院、跳忠字舞、热泪盈眶地迎接那颗来自非洲的芒果……
当这一切都不足以发泄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打、砸、抢。
那时候，群众任意组成红卫兵战斗队。红卫兵想抄谁的家就抄谁的家，想抓谁就抓谁。把人抓到卡车上游街，用高音喇叭公布他的“罪状”甚至隐私，按住他的头，往卡车的铁梁上撞，撞得鲜血四溅、鬼哭狼嚎。军工厂的枪械失控，大量外流，坦克车开到大街上，大规模武斗一场接着一场，死伤无数，无休无止。
天下大乱。
那场动乱没有漏掉我的第二故乡——哈尔滨。
哈尔滨是一个新兴城市。她的繁荣借助于1896年中东铁路的修建和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前者是沙俄的悍然入侵，后者则是白俄的仓皇逃亡。前者是俄罗斯冒险家跟随端着枪、举着刀的士兵昂首挺胸地进驻，后者则是俄罗斯往日贵族失魂落魄的迁徙。
数以万计的俄国人携带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钱财和他们的智慧开始了对哈尔滨的重塑。浪迹天涯的人总是希望上帝与他们同在，于是，他们首先建造教堂，一口气建造了七十多座。有基督教堂、天主教堂、东正教堂、犹太教堂，林林总总，琳琅满目。
不幸的是，历史留给这座城市的文化遗产在1966年到1968年之间，被“文化革命”以摧枯拉朽之势扫进了历史的坟墓。那些教堂荡然无存了。
随着教堂钟声的消逝，俄裔裹挟着他们的钱财挥泪而去。
有一座特别宏伟的教堂坐落于哈尔滨市中心一条最宽阔的马路的十字路口。这里正好是道里、道外、南岗三个行政区的交界点。这座教堂的名字叫圣·尼古拉。它属于东正教，也叫希腊正教。
圣·尼古拉大教堂的形状是由多边形组成的圆形。它的建筑风格脱离了东正教派传统的框架，但保持了这个教派的本质特征而不与天主教、基督教、犹太教等其他教堂混同。它是脱俗的、令人耳目一新的。它的建筑材料完全是木头，就像中国古老的寺庙那样没有一根钉子，完全是能工巧匠成就了木头与木心心相印的契合。它的底座直径有90米，往上渐渐加宽，然后以圆拱形状向中间收拢，形成一个扁圆的穹顶。教堂的外墙涂着古铜色，门窗镶着红、蓝、黄三色交织的花纹玻璃。它庄严而又柔和，清新肃穆而又富丽堂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建筑遗产之一。
文字无论如何也写不出圣·尼古拉大教堂的精华，她的绝妙之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道里区是俄国人的聚居地，建筑是欧式的。南岗区是日本人的聚居地，建筑物多为东洋风格。道外则是中国人的聚居地，当然一切都充满了中国特色的乡土气息。
这三种不同文化所形成的风格各异的建筑恰好在圣·尼古拉大教堂交汇。
不可思议的是：这所教堂在视觉上竟然把三种完全不同风格的建筑揉入和谐的一体。它巧妙地融合了多元的文化。
它的钟声安慰着这个多元城市的生灵。
1967年的一个早晨，一场暴风骤雨刚刚平息。有一个人散布了一个惊天动地的谣言——圣·尼古拉大教堂是苏联特务机关。于是，几百个红卫兵就拿着斧头去拆它。他们拆不动，就放了一把火。圣·尼古拉大教堂在熊熊烈火中化为灰烬。
40年之后，我故地重游，看到圣·尼古拉大教堂的遗址几乎还是一片荒芜。人们告诉我：在这40年之中，这块地面上已经变换了十几种版本的建筑，但没有一个是和谐的、融洽的、顺眼的。所以，建了又拆，拆了又建，至今荒芜。我问：为什么不恢复圣·尼古拉大教堂？答复是：想恢复，没成功。
聪明的哈尔滨人复制一个气势恢宏的索菲亚大教堂是那样得心应手，而复制圣·尼古拉大教堂却为何成为一件可望而不可即的事？
掩盖了历史光华的不是时间的尘埃而是上帝的眼泪。
在我的中学校门前有个公交车站。有一天，一辆无轨电车在此停靠时发生了一起殴斗。有一个乡里乡气的中年男子上车。他一只脚已经踏上了电车的踏板，另一只脚还悬在电车与地面之间。就在这当口，他向售票员咨询他要去的地方应该在哪里下车为好。售票员不耐烦了，大概是瞧不起这个“乡巴佬”，于是将几句难听的话甩给他。乡巴佬受到歧视，就针对售票员的恶劣态度提出严正抗议。不料，售票员盛怒之下，飞起一脚，把他踢下车去，翻在地上。
这位售票员是一位凶悍、生猛的女士。她一脸横肉，肤色黑暗，眼睛大而凸出，放射出不可一世的锋芒，前额一排齐刷刷的刘海儿，身着一件作战服那样的军用短夹克衫，虎背熊腰，盛气凌人。
最要命的是：此人穿着一双锃亮的、坚硬的、毫无弹性的高筒皮靴。她一脚下去正踢中那倒霉鬼下身的要害之处。只见那人惨叫一声，就四仰八叉地倒在站台上。他身体随即缩成U字形状，两手紧紧捂住下身，连哭带嚎，一声高过一声。
车上车下沸腾起来，乱成一团。
这时，一个年轻的、英俊的、威武的红卫兵涌上前来。他大吼一声，压住了七嘴八舌、纷乱无章的观众。这位见义勇为者身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军装，扎着皮腰带，鲜红的袖标上印着“纠察队”的字样。
他向售票员发问：“你是什么家庭出身？”
有道是：一物降一物。那悍妇在红卫兵面前顿时灭了威风。她胆怯了、犹豫了、慌乱了。她低下头，言不由衷地答道：“贫——下——中农呗。”
“再说一遍！到底是什么出身？”红卫兵瞪起眼睛。那双眼睛犀利而冷酷。眼角向上挑起，在太阳的照射下，释放着咄咄逼人的光芒，犹如照妖镜一般，穿透了撒谎者的五脏六腑。她于是颤抖起来，不光是心在颤抖，灵魂都在颤抖。
她颤抖着答道：“富——富农。”
这下兜了底。
红卫兵转身，质问瘫倒在地上的那位：“你——什么出身？”
“贫农啊！祖上三代贫雇农啊！世世代代的受苦人呐！”那人号叫着，喷出一肚子苦水。
于是，红卫兵慷慨激昂地发表了如下宣言：“同志们！革命群众们！红卫兵战友们！刚刚所发生的事件难道是一起普通的殴斗吗？非也！这是我们面前活生生的阶级斗争！一个富农，富农婆，竟敢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朗朗乾坤之下，悍然对一个贫下中农——我们亲爱的阶级兄弟下毒手，下毒脚！她的气焰何其嚣张？她在向谁挑战？她是向咱们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挑战！她代表的是她那个垂死挣扎的，每天每夜都梦想复辟的剥削阶级！她是阶级报复！”
“打倒剥削阶级！”
“打倒地富反坏右！”
“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群众中有人喊起口号，围观者一齐响应，群情激奋。口号声震天动地，足足震荡了十几分钟。
在这十几分钟的时间里，悍妇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一个落水狗一样的富农婆。
富农婆经受了革命的洗礼。只见她披头散发，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眼睛流着泪，鼻子流着鼻涕和血，嘴里流着白沫儿。浑身上下都留下拳打脚踢的印记。她在竭力地诉说什么，但她的声音被淹没在暴风雨般的怒吼之中。到后来，她已经说不出话了。她用眼神向人们力争辩解、苦苦求饶。她那飞扬跋扈的气势已然云消雾散，荡然无存。她已经不能站立，瘫在地上，被人们拖着、架着、拽着。这时的她，散发着一股善良的、诚实的、无助的、令人怜悯的气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