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走后，我在小学校附近找了一家小旅店住了下来。我和衣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想着连续两年来，求学路上的坎坷，心情好似海潮，起落难平，有困惑、忧愤、暖流和感佩。从小优越的家庭环境，让我不食人间烟火，无忧无虑、纯净善良。父母从小教育我们，不能依仗父母的权势，所有的获得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父母的言传身教，是子女们行为准则的表率，不仅影响了年少时代的我们，还影响了我们的整个生涯。家长们为了儿女们的人生前途和儿女们自己为了摆脱困境都在做着各种各样的努力，有正当的，也有不正当的。可我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好似世外之人，这并不是我有意为之，而是天然之态。我就这样心潮起伏着直到房间里的光线渐渐暗淡了下来，才知已近黄昏。还没吃午饭的我，此时才想起来该吃点东西了。我晃悠着走出小旅店，到街边小馆吃了碗刀削面。饭后本想一个人在街上散散步，静静心，看天色已晚，怕不安全，可回旅馆又嫌太早。下午潮起潮落的思绪叫我心有不甘，突起一念——我要返回地区招生办，看看那里还能演绎出一番什么样的景象来。我知道还有不少学校招生的老师还没有离开，仍住在那个深宅大院里。发布录取消息的日子已近在眼前了，猜想那里一定不会宁静。边走边思量，然后落脚到院落大门跟前，一步跨进，只见里面已是人声鼎沸，冲入耳鼓的是一片怨声载道，其中有老师、有学生、有家长。学校招生老师们抱怨，他们看好的考试成绩优异的学生，招生办就是不给；招生办硬塞给他们的，他们又实在不满意。学生和家长都在述说着各方的不平和怨气。更可悲的是，还听到有的女孩儿为求离开农村不惜出卖肉体。贞操对那时的女孩儿是要以命相保的天大之事，听得我寒战连连。真没想形势会如此严峻。身处不满的人群中，想着本应很有把握的自己也被这些不良行为鼓捣得竟没有了一点机会。我的气也就不打一处来了，一改了往日不事张扬的行事风格，要一吐为快。我由倾听者变成了述说者，把招生期间我的遭遇一股脑儿地都倒将了出来。很快我就成了那晚，那个不平静大院里的焦点人物。我的讲述同时引起了不少招生老师们的注意。因为我挑学校的狂妄之名，他们早有耳闻。我的讲述让他们从开始的兴趣，变成了后来的关注与同情。有些院校的老师甚至诚恳地表示，可以想办法，将我招到他们学校去，其中就有山西矿院。我对他们中肯的善意很是感谢，但我知晓现在这个危急时刻，只有兄长选择的特殊途径，才有可能真正给我带来最后的希望。我本来就是个好打抱不平的人，这次痛痛快快地为自己打了一把。就是上不成，也决不窝囊了，好不痛快！痛快之后，感觉与兄长约定时间差不多了。我跑回小旅馆按兄长留下电话号码拨了过去，兄长极为兴奋地告诉我，母亲的老同事外出了，没能遇见，舅舅的老铁友找到了。他原原本本，一个细节都不落地向我讲述了他到运城后的情况。舅舅的老铁友听到我遇到的不公后，很是气愤。现役军官的他，以雷厉风行的军人作风，向兄长要了地区招办某头头的电话，立即打了过去。他毫不客气，劈头盖脸就是一通训斥，命他在招生问题上，不要再搞歪门邪道了，否则对他就要不客气了。他点着我的名字，明确表态，“这个本来被重点大学已经确定录取的孩子，让你们莫名其妙地给拿下了。今年不管哪个学校，一定要让她上成！我知道她在农村这几年表现得很好，今年考试成绩也很优异。去年因为所谓的家庭问题，就给耽误了，今年不能再因为其他乱七八糟的原因再耽误了！”舅舅的老铁友接着吼道，“你若再给我耍花招，我就拿你是问！”电话那头，做了亏心事的某头头，一个劲地说：“请首长放心，请首长放心，她的入学问题，我们一定想办法解决。”舅舅的老铁友最后斩钉截铁地给了一句：“立即去办！”就狠狠地挂下了电话。他对兄长为了我的事还特来找他表示了感谢，又说：通过这两年在地方的工作，看到了地方上的很多不正之风，关系又是盘根错节，早就憋着一肚子火了。今天这件事又撞了上来，觉得太不像话了，表示此事他一定要管到底。就此兄长的努力，大功告成了。他告诉我，第二天他单位有事不能请假，就不到永济来了。让我自己第二天一早就去找县招办的人。他说，凭他的经验，我上学是不会有问题了。最后还嘱咐我，再有什么事，一定找他。与兄长通完话，我知道，有救了。
第二天，当我再见到县招办的人时，他再无昨日的冷漠，已是满脸堆笑了。还没等我问起，他便主动告诉我，为了解决我的问题，地区招生办很重视，连夜商讨，最后决定让我去山大历史系，但还需要与山大负责招生的老师确认一下，让我下午再来一趟，到时就能知道准确消息了。接着又了来了一句：“你不用担心，今年上学肯定是没问题了。”下午从招办工作人员那里得知，山大历史系实在难以安排，就把我转到俄语系了。当时的我已不在乎上什么系了，只要能上学，这仗就算打赢了！我怀着获胜者的喜悦，乘上了返回运城的火车。在火车上，想象着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与插队生活的海洼之别，憧憬着……前面好似一片灿烂。
到了运城，找到兄长，将最后的结果告诉了他，他如释重负。他是我要用一生去感激和敬重的人。那天我没有回村，住进了一家小旅馆。晚上在暗黄的灯光下独坐，回想着“文革”以来走过的这些年，就好比经历了一生一世；见识、遭遇了人性的卑劣与寒酷；也感受、体验到了人性的温暖与关爱；历经了身心的苦难艰辛，也得到了精神的锤打历练。感慨，只有大动荡的社会，才能激荡出人生的沉浮，才能尽显出人性的丑美，也才能造就你刚韧的品格，生成你不屈的灵魂。
天刚蒙蒙亮，我就起身，走出了小旅店。一夜几乎未眠，有些昏沉的我，被扑面而来的凉风轻拂，顿觉清醒了许多。我心松弛，迎向冉冉升起的初阳，期待着新生活的来临。忽然我听到身后有人唤我，回头看到的是山西矿院的招生老师，他竟也起得那么早。他高兴地告诉我，已经将我从山大要到矿院了。他说：“不管怎样，矿院是给天津代培的，毕业后就能留在天津了，我看总比山大俄语系要强多了。时间不允许，也没能和你商量，就自做了主张。”我向他表示了由衷的谢意。那年，家在天津的报考学生绝大多数都将矿院作为首选的目标，就是因为毕业后能分配在天津工作。可我这个只顾心底渴求的孩子，却从未往那上面想过，回津之门，在最后一刻还是为我敞开了。我这一生，经常面对很多人费尽周折为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我却毫不在意，到头来被忽之的，往往又不失。我一生屡遇险境，也总能绝处逢生。是命运的安排？明义之人的相助？还是得道的行事之果？想来是兼而有之，妙在其中。我感恩命运中所有的爱助与幸运，亦感恩命运中所有的挫折与苦难，是它们共同丰泽了我的生命。
经历了几十年的岁月蹉跎，世态炎凉，物质是丰富了，情谊却淡漠了。希望这曾经的点点滴滴，给这日渐冷漠的人间，添一点暖意；给这灰蒙下来的世界，抹一笔亮色。
往事真情，永铸在心。燃心香一瓣，祈福他们，感念一生。
也许是一生的错过
特批签证
（一）
在姐姐的多次劝说下，既放不下儿子，又丢不下工作的我终于下了决心，走出去。说实话，澳洲旖旎的田园风光是促我前往的催化剂。决心定了，1987年春节一过，我就开始着手办理出国留学的相关事宜了。姐姐在澳帮我交了一所语言学院的一学期学费。待我拿到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后即在单位办理了停薪留职，自费公派等手续，随后护照、签证一一顺利拿到。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赴澳准备工作就全部就绪了。此间在所属中科院一家研究所工作的弟弟，正在香港参与一个中科院与港方的合作项目。弟弟建议我由香港赴澳，他可带我在港游览两日。
我的开学日期是在五月初。四月中旬，我泪眼婆娑地与家人依依惜别，踏上了赴澳的旅途。从深圳过了罗湖桥，在香港海关办理了过境签证。那时的香港还未回归，必须办理一些繁杂手续。一出关口，早已守候在那边的弟弟见到我即欢欢喜喜地将我接到项目组为他和另一同事哥们儿合租的公寓里。我在他们为我腾出的一间居室里休息了一会儿，随后，弟弟便陪我游港。那时，对绝大多数内地人来讲还十分陌生并带一点神秘感的香港，其现代化程度确实要比内地高很多，港民多称内地人为“我家的表叔”，意为“老土”。时至今朝，内地已今非昔比。
到港后第三日晚上，弟弟送我上机场。到了海关安检口，年轻警觉的女安检员接过我的护照后，看了又看，一脸凝重，随即拿着护照离开了。见此状，我顿时紧张了起来，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很快返回的她，铁板着脸告知：“你的签证被cancel（取消）了。”当头挨了一闷棍的我要不是看到身后不远处，相送未离的弟弟，真是差点儿要晕了过去。一头雾水的我们，开始猜测起签证被取消的原因来：是国内出国留学的政策突然发生变化了？还是……我们在机场即与远在澳洲的姐姐通了电话，方知她前几日刚为我转换了学校，从原校撤回了学费（估计原校在第一时间即通知了使馆），使馆可能还未收到新校方录取通知书的复印件。她让我们不要着急，她立马将新学校的录取通知书，用特快专递给我寄往香港，两日即能收到。收到后，在澳洲驻香港总领馆即可补办签证手续了。她在大洋彼岸的那头还大大抱怨了一通澳洲驻北京大使馆，说他们太小题大做了。
第二日，我便与澳洲驻香港总领馆取得了联系，询问取消签证的相关原因，从那里证实了我姐姐的判断。总领馆的工作人员听了我的解释后，一口答应，等他们一收到我新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即可重新给我补发有效签证。这两日可没了前两日的潇洒，将机票续延几日后等待的我，心绪不宁。新学校的录取通知书两天后送达了，拿到录取通知书后一刻不敢耽误，迅即赶往总领馆。总领馆收下了我的相关资料，并说他们很快会与澳洲驻北京大使馆联系，新签证一两日后即能签发，让我放心回去等通知。几日后，接到总领馆的回复：北京大使馆不允许香港总领馆给我补发签证，命我必须返回。总领馆人员试图说服使馆放行，使馆态度强硬，总领馆无奈，只好把我递交给他们的所有材料退还给了我。告之，他们已尽力了。此时延期的机票也已到期了，我又再延了七日，决定立即返京。
几日来一直跟着我紧张的弟弟，此刻才突然意识到我在港七日的过境签证已过期了，若仍继续待在香港就算是非法滞留了，一旦让警方发现，就会被拘留并遣返回内地。听弟弟这么一说，才知事情还真有点麻烦了。弟弟已在香港工作了半年多，据他了解，持公务护照的人，可以到新华社驻香港办事处寻求他们的帮助。得知后，我立即打车前往。接待我的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女同志，态度和蔼可亲，看了我的护照，仔细询问了缘由后，表示可以协助。于是，她拿着我的护照进了领导办公室，好大一会儿才走出来。在她严肃的表情里透着几分担忧。她告之，原以为我只是滞留了一天，办事处还可尽量想办法把我送出香港，可与领导商议时，再仔细看了我的护照，才发现我已在香港滞留了两日。她说，前一天刚把一个才滞留一天的内地工程师送出去，就已相当困难了；滞留两日就根本没有一点协助的可能了。你只有自己想办法了，你要准备交一笔不小的罚款，才可能出得去，最坏的结果是被拘留，你要有这个心理准备。她一再叮嘱我，当天务必连夜出关，千万不要再在香港过夜了，多滞留一天，问题就会更大了。她说这几句话时，面色严峻。她让我感到事态的严重性已超出了我的预想。我只好强忍住在眼眶里打转的泪水，神情有点恍惚地离开了驻港办。事后再想，新华社驻港办要想帮我出港，一定是有办法的，但是即使我滞港缘由再充分，他们也不可能为一个不了解底细的自费留学生去与香港有关方面费力斡旋，可以理解。如今，香港回归了，这类事不会再发生了，现在就是想遇都遇不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