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到农村的他，干活并不偷懒，因不得要领，总是笨笨地赶不上趟。生活能力低下的他，将自己的生活打理得一塌糊涂。一年春节期间，知情都返城回家了，不知何故他留在了村里。后听说，在空落落的知青宿地，腰缠草绳的他，连天吃着囫囵个的煮玉米充饥（懒得磨面）。在农村寒陋的土坯房中，处于半饥饿状态的他，常斜倚在土炕的被垛上，手捧一本精装的高等数学译著，陷于沉痴中。他像大多天才一样，专注而执著。插队一年后，村干部看他实在干不来体力活，于是体贴地将他安排到了村办小学教书，可他还是不能胜任。他哪里管教得了孩子，反而时不时地被村里一帮顽童戏弄。放学后，时有顽童跟在他屁股后面喊“呆子”“呆子”。不久，他便不去教书了。在插队的几年里，他对付着永远干不利索的农活，心迷着他的高数。我想，他在高数题海中遨游，一定寻得了他的乐趣，才让他持之以恒。
“文革”后，恢复高考，他一举中的，进入清华数学系。本科毕业后，他以极优异成绩入选国家首批公派留学生团队，赴国外深造。拿下博士学位的他，经多年思解数道，深潜其中，在学界已颇见成就。笨拙不谙于通常俗事理道的他，命运一旦将其放飞向往之高天，他便成为天空中熠熠生辉的明星，那是他的世界。
人之天赋，各有千秋；人之欲求，千差万别。两者皆得者，一生大幸矣。
忘却不了
我始终忘却不了一个少年孤薄的身影。
1970年春节前，我离开山西插队的村庄在赶往天津家的途中于北京逗留一日，受父亲之托，在京去医院看望了他的一个正在重病中的老友。中午时分便到了北京火车站，买了下午回津的车票后即到站内二楼的餐厅去吃午饭，在餐厅里看到的那一幕，忘却不了。
当时我正吃着饭，看到一个约莫十五六岁，学生模样的文弱少年正在怯怯地寻找着餐桌上别人吃剩下的饭菜，看见了就默默地吃着。我悄悄地注视着他，心中满是同情。看他吃完不多的残羹剩饭后，便静静地环顾着周围，偶尔会向他认为合适的对象乞讨些零钱，既不恣意，也不妄举。他的样子看上去有些怯懦，却无卑贱之态。你能真切地感受到他强忍着内心的巨大痛隐，似乎是在完成着一个使命。在他失落的情绪中，仍保有高贵的气息。
当高贵和低微这样两种异然的感觉同时汇集在一个少年身上时，你觉到的是一种尊严被羞辱了的感觉。它直击心底，令人心碎又起敬。真不知眼前的少年，他曾生活在一个怎样的家境中。在这混乱的年代里，又遭遇了怎样的变故与不幸？一定实在是走投无路了，否则，他绝不会选择这既难堪而又羞辱的求生方式。我真有心上前细问缘由，可无奈，自己当时也只是个插队的学生，家庭也正处在运动的冲击与不安之中。父母的工资早已停发，仅靠发放的微薄生活费，勉强维持。有些自顾不暇的我，还是起身，走到他跟前，将身上仅有的几斤全国粮票和一些零钱递到了他的手里，他羞怯而礼貌地连声道谢。看着比自己还要年少的他，好不酸楚。
很多年后，这一幕每每浮现在眼前时，少年那忧郁低落神情中散发出来的清贵气息，依然弥漫在心头，挥之不去。我对当年自己无力给予一个最需要帮助，也最应得到帮助的人，施以更多的援手，而深感遗憾。有时也在想，要是现在再能遇见当年的情景，我一定要相助到底，但我知道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了。现世物欲横流，乞讨之中亦充斥着假象与欺骗，真假难辨；被贪欲驱纵着的人张狂而无度，过去了的那一幕已难再现。
当今的人类在不断创造着现代文明，抛弃愚昧的同时，也在逐渐遗忘，甚至作践着人性的真善。哀哉！
波折的求学之路
1972年春季，开始了“文革”后的首次大学招生。那年招生没有文化考试。我所在地区（各地区可能略有差别）招生程序是先由村大队将有上学意愿的插队生列出名次，后推荐到公社，公社一般是取村大队推荐的前三名纳入本公社推荐名单。村大队将我排在第一名推荐上去。老乡不管什么所谓的父母问题，只认你的踏实与勤奋，就这么朴实而简单。几天后，公社就召集我们这些推荐上来的插队生到公社，向我们通告了在本地区招生的学校及专业并让每人填写了一份类似入学申请的表格，表格上除了有个人基本情况外，还有入学志愿。公社将表格上报县招生办，推荐工作即告结束。之后再经校方派到当地的老师见面认可。老师将认可后的学生名单带回学校，经校方最后筛选、政审后定夺。
本喜欢新闻、文学类专业的我，“文革”使我对此类专业心有余悸，就填报了还比较接近兴趣，天津南大的英语专业。那年晋南地区的招生办设在运城县（现在为市），各校招生老师都聚集到了县城里的旅馆或招待所中。被推荐的学生各自或结伴去与老师见面。这似乎是当时学校要求的一种面试程序。我和几个同样报考天津南大的插队生一起与该校前来运城招生的老师见了面。男老师40多岁，在场的还有一名该校的工宣队负责人，是个年过五旬的男同志。慢条斯理的男老师用最基础的英语问答，对我们逐一做了测试，曾学过的课本知识大多已让三年多的插队生活磨打丢了，老师难满意，却很理解。只有我是个例外，这得益于初中打下的牢实基础和之前的突击复习。老师还对个人特长、爱好等做了些了解。为了给招生老师留下点好印象，我又将习作——一本小诗集递到了老师手里。老师大致翻看了一下，面露微笑，没有多说什么，就交还给了我。见面快结束时，该校工宣队负责人又着重了解了一下我们各自父母的基本情况。估计他的存在，就是为学校初步政审把关的。当听说我父母都是晋察冀的老同志时，便问起父母的名字，他听到名字后，不禁道：“你父亲是我的老首长，我是他多年的老部下。”语气中透着尊重，并关切地询问：“他们现在情况怎样？”我只说了父母还好，现都在干校，没有提及所谓的问题。他似乎放下心来。离开时，他将我一直送出了招待所的大门口，还一再叮嘱，要我照顾好自己。他关切的叮嘱让我心头一暖。
突然而至的招生对学校、地方和插队生来说都有些措手不及。招生方式不同以往，又没有明确的规则，既无可参照，又无从遵守，整个过程显得乱而无序。虽然我们曾被要求在类似入学申请的表格中填写过“志愿”，但被推荐上来的学生仍可以尝试着向“志愿”以外的学校努力。招生方的随意性也很大，他们选择学生的范围也不大受表格“志愿”的限制。过了推荐关的学生们大都死守在地区招生办的所在地，生怕遗漏一丝一毫可能有用的信息。机会来之不易，都在竭尽全力。当看到那些从比自己还要艰苦的偏远地区长途跋涉赶来的同胞们那破损的胶鞋和肿胀的双腿时，真有点心疼。各个学校招生老师的住处整日里都堆满了焦灼不安的学生，甚至有从外省赶来帮忙的父母穿插其中，整个气氛显得紧张而慌乱。后来听说有些学生家长为了孩子能走出农村，居然还在给老师送的饼干桶、香烟盒内塞上钱或手表之类——那些在当时被认为较贵重的物件。
记得也有人提醒我，一般理工类学校政审要求不严，让我再与这类学校来招生的老师沟通沟通，说不定更有机会。明知他们说得有理，可不谙世事，一根筋的我还是没有去，就是不愿上没有兴趣的专业。处于那样的境地还会有这种想法的我，当年也算是个另类。
所有来运城招生的老师，不到半个月就都陆续完成了他们在当地招生的工作，纷纷离开了。测试过我的老师和那位蛮仁义的工宣队负责人临走时告知，已将我列入英语专业的招生名单了，若不出意外，不久就能收到录取通知，去学校报到。招生老师走了，聚集在县城的学生们也紧跟着一散而去。我在村里最终等来的消息是——学校政审外调结果：父母均有问题，还未解放，政审不合格。我未被录取。
1972年，我们地区招生办的两位同志，是我今生不能忘记的兄长。他们对于我未被录取的态度很明确：首先不相信那么多老干部都有问题，其次就是真的有问题，也不能殃及子女。他们决定冲破层层阻力，带着另外两个同样也是因政审被大学拒之门外的插队学生的相关资料前往我们的原户籍地，也是我们申请入学志愿的所在地——天津，与校方据理力争。在那个还未走出政治阴霾、阶级斗争火药味无处不在的年代，执著地去为几个所谓的“黑五类”子女争取入学权利的行为，很有可能给他们带来莫名之罪。他们的义举彰显出了他们超越平庸、刚正的人格力量。此举虽然竭力却终无果，可他们在我心中是真正的斗士，一生的兄长！
1973年的春夏之交，新一轮的招生又开始了。这次除了必须经过大队、公社两级推荐之外，又加上了招生地区统一的文化考试这一程序。考试让已算得上“老插”的我有点欣喜若狂。老乡们又一次首肯推荐了我。1973年，父亲已到中央党校学习，母亲的问题亦有了要解决的迹象，政审给我带来的压力不大了。原以为再加上考试成绩的有效制约，我应该是很有希望的，可实事却远非如此。
考试前，地区统一给考生放了两周假，可以不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文革”前只是初中毕业的我想法儿找来了高中的数学课本临阵磨枪，铆足了劲，一通啃钻。这次考试没有太为难插队生，语文只考了一篇作文，数理化也只考数学，还是开卷。我们地区的统一考试分两天完成，一天语文，一天数学。语文是让写一篇关于在农村接受再教育的劳动、生活体验与感受的文章。我写了一篇近千字的散文诗。数学考题比较容易，基本上是初中水准，记得只有两道涉及高中教科书上的内容。那两道高中题，我也在带的参考书的例题中找到了同类型，鬼使神差地竟都做对了。最终，我的考试成绩在全地区名列前茅。上一年招生办的两位兄长得知后，由衷地为我高兴的同时，还担心我父母的问题会再次影响到我。他们接着上一年的义举，又甘冒风险地设法将我档案中1972年校方做的政审外调材料撤出销毁。他们的无畏“越轨”是对“文革”时期所呈现出来的社会政治道德的扭曲、荒谬与不公的抵御和反抗。他们为了良知违背了所谓的“原则”，这不是谁都能有的作为。
兄长们为我消除了隐患。我上学的前景，似乎一片光明。吸取了“七二教训”的我，不再那么执拗了，放下了兴趣，选择了理科专业。自认理科中所含有较多的科研特质还适合于我，心气颇高地填报了当年我们地区唯一一个给中科院代培的名额——一所重点大学的物化专业。尽管如此，这样的选择还是随了性情，要上理科，也要是重点大学，而不是择易而行。所以我婉拒了，一知道考试成绩，就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我的山西矿院的招生老师。矿院那次招收的学生是给天津代培的，只招插队前户籍在天津的学生。因为我是津籍，成绩又突出，理所当然地就成了他们的首选目标。我报考的那所重点大学的招生老师因担负着好几个地区的招生工作，他将在运城的招生工作托付给了山西大学前来招生的老师。山大代招老师在看过报考该校物化专业学生的基本情况及考试成绩后，将几个他认为比较合适的人选招集到他的住处，当场给我们出了几道数学题，命一小时之内完成。时间一到，他收上卷子很快阅毕，即给了答复，指着我说：“就是你了！其他同学赶快去争取其他学校。”语气十分肯定。他是个精瘦矮小，看上去很干练的人。山大代招老师不容置疑的表态，让我放下心来，也就没再去接触其他学校的招生老师。那时很多学生可是找了这所又找那所，紧追不舍的，生怕丢失机会，因为这机会等得太久，来得太不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