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饭
1966年年底，我与同学们一起插队落户到了晋南运城一个小村落。刚去时，知青点还未安排停当，于是吃了一个月的“派饭”。小村落几乎家家都被派上了。一个月的派饭，让我直感到了农家味道，很快从虚无进入了真实。吃派饭，有几家印象颇深。大队贫协主任家有五个脏兮兮的男娃，相差都不过一两岁，连生五个，就是为得一女娃，终未如愿。孩子他妈，又不善操持，一家人生活过得惨兮兮的。他家派饭就是穷对付。大队会计家，十分干净齐整，看似有条不紊，日后方知，其人十分聪明，行事有方而谨慎。大队长是个有点文化，颇为正直的退伍军人，孩子他妈高高大大、落落大方。因大队长见过点世面，又关心时事，故在他家除了饭吃得香，还能聊天，较为开心。老寿星家，媳妇憨厚勤快，老婆婆眼不花、耳不聋，线纺得细长匀实。已过百的她，过了99岁后，再问多大年纪了，一律回答99——永远都是99。漂亮灵巧的杏花姑娘，她让我们见识了什么叫真正的美丽。她家的饭菜简单而细致。因年龄相仿，她对我们充满了好奇，我们也觉得她有一点谜一样的吸引力。家境殷实、爽快张扬、有点小狡猾、很会持家，颇有点把家虎之风的红薯大娘，因她家的派饭，顿顿有红薯而得名。她能言善辩，喜好说媒，是十里八乡远近闻名的大媒婆。她家有小名分别为粪堆、粪粒、粪点的三个淘气小子。她家的日子过得挺红火，被几次派了饭。机灵活泼的小个子跛脚媳妇，晒不黑的皮肤总是白里透红，淡眉细眼，挺耐看，真是一白遮百丑啊。因小儿麻痹落下残疾的她，干活麻利，一点不输健全人，深得明事理婆婆的喜爱。她丈夫自己还是个爱嬉闹的大男孩儿，常看他将自己还在襁褓中的婴儿抛起接下，连着抛接数下，和怀抱中的婴儿一样笑得咯咯响。她家的饭菜，变着法儿地出花样。年轻的妇女队长高挑黑俏，有主见，有度数，处理事务有条不紊，若是在当今都市，一定是个做公司高管的行家里手。她家的饭菜，素净可口。
晋南农村，灶间大多洁净，弥着醋香。一个月的派饭，让我们对插队落户之村有了最初的好感，也尽尝了晋南农村女子擅长的各色美味面食。我们将在这片土地上挥洒青春的汗水。
执拗的顶撞带来的特别体验
1970年秋收刚过，县里要求管辖区域内的各公社选派知青先进典型进省城参加表彰大会。我们村的插队生两年前确实干得不错，作为知青队长的我，也曾代表本队知青参加过各级的表彰会。这次公社又选派了我，我拒绝了。现实的情况是，农村生活的苦磨，让插队生们大多不再似当初那般激情忘我了。公社书记得知我的拒绝，便通知大队书记，让我到公社面谈。见到公社书记，我向他陈述了拒绝的理由：我不能编造先进事例，曾有的已是过往，这次若应承了，即是虚假。他坚持，我执拗（估计他已向上级将我作为重点典型汇报过了）。坚持碰上执拗，便从起初的缓声细语，变成了后来的针锋相对。我越执拗，他越恼火，他觉得我拒绝这样的“好事”，实在不可思议；估计下级也从未与他这样执拗过，现却被一个学生娃顶撞了，令他真有些愤怒。我们的争辩引得公社大院干部们纷纷掀起各自办公室的门帘，探头向外张望。书记秘书见状不妙，便进屋批评我失态，将我带出。我憋屈地回了村。大队副书记兼大队会计，可能听到了什么风声，连夜找我谈话，他说：“你太没有社会经验了，这个书记挺霸道的，得罪了他，他要是记恨你的话，会给你小鞋穿，说不定还会影响到你选调离村的机会，耽误你一辈子。”他略带紧张的语气，让我的心也跟着紧缩起来。副书记其貌不扬，但极为内秀；头脑灵活，却无歪门邪道。心中有数的他，处事得当，是个特别有办法的人。从未听过这样人生警示的我，听他这一讲，还真的有点被惊着了。
后来，我这个敢于顶撞书记的学生娃儿胆大妄为的名声，很快传开了。被顶撞了的书记，似乎也并非像人们担心的那么狭隘。事后听说，消了气的他只是对部下说了句：“这女娃儿需要再好好锻炼锻炼。”于是当年一入冬，我就被调到全省组织的农村三大运动的工作组，成为众多工作组成员之一。我跟着由省、县各级干部五六人组成的工作组，进驻一村落。因参加这个莫名其妙的三大运动，我很遗憾地错过了“文革”后与家人的第一次春节团聚。
当时我真不大明白这个工作组到底要干什么，只知道要抓驻村的阶级斗争，要揪出村里隐藏的坏分子，要带头抓革命促生产。我们工作组成员们经常起早贪黑地与村民一起下地干农活，用加长了铁锨头的铁锨深挖地以响应“深挖地，广积粮”的号召。工作组要处处做表率，所以比村里人干得还卖力气。连续超量的重体力活儿把我累得腿直打战，真想就地躺倒，歇了。除了干活之外，还要向村民宣讲三大运动的意义。我常躲在屋子里锻炼在众人面前讲话的胆量。运动期间，为调查一起历史悬案，我还曾随工作组其他成员到临汾监狱提审犯人。我们与狱警坐在提审室内，只听一声沉闷的“报告”，应允后，门外进来一萎缩干瘪的小老头。据说此人是个吃过炒人肝的日本汉奸。我还翻阅了犯人在狱中所记日志，里面充斥着狱霸欺人、狱友互殴互贬的段子。为查明案情真相，工作组还在晋北太谷一带走访串户。一日中午，正当饭点，进一村民家，即闻到从他家灶台大锅里飘出的一股股诱人饭香。大饭锅里是刚煮熟的稠稠的小米、蔓菁、红薯、胡萝卜、玉米面小饼子的大烩粥。男主人与我们交谈，家人开吃。长期饥肠寡淡，此刻又饿极了的我，看着农户吃了一顿，当时觉得是今生见到的世上最好吃的饭食，那香味悠悠至今似可闻。
在工作组，与我同负责一生产小队的搭档，是个未过而立，喜读书，很有些人情味的县城小干部。闲暇时，我会给他讲些他想看又未看过的名著。“文革”期间，不论什么运动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善良的我俩尽力保护过一个正上初中、富农出身的少年，已记不清他因何祸起。村里老百姓看在了眼里，默赞。有人还说，别看这女子人小，心可不小，那男干部听她的。
执拗的顶撞，让我经历了一场不明所以的“农村三大运动”。这特别的体验，苦乐参半。
艰辛的浪漫
到农村一年多后，度过了插队生活适应期的我，心思有些活泛了。我曾和一个也喜欢追梦的女孩儿，异想天开地各自兜里揣着20多元钱，就斗胆结伴踏上了去往遥想之地——云南的旅程。西双版纳的异域风情、茂密丛林中幽静的竹楼、四季繁花滴翠的景致、傣族姑娘秀美的长发、五彩的筒裙都曾让我着迷。与生俱来的浪漫是坚韧而蓬勃的，任何艰苦和磨难都压抑不住，她随时都在寻找着释放的可能。当然，由于我们的率性而为，异想天开的计划在中途就夭折了，但我们在困顿窘迫、错综迷离，又盈含着诗情画意的感觉中游历，沁醉的欢怡与苦涩在艰辛的浪漫中如影随形。岁月虽已消融，艰辛的浪漫却依然鲜活。
那是1970年的春季，播完棉种后，四月底的一天凌晨四点多，经过多日私下密谋的我们，拿上头天晚上偷偷准备好的军挎，给同住的另外三个女生留下了一个“我们有事外出，几日后即回，放心”的小纸条，便悄没声地开溜了。我们之所以秘密地实施我们的出游计划，是担心在梦还没有开始时即被扼杀了。我们顶着天上还未完全退去的点点晨星，走了二十多里路来到了一个称作“水头”的小火车站，踏上游途。
我们清楚二十多元钱，是不可能带我们到达目的地的。我们必须像当年很多插队学生一样逃票。还算机灵的我们，很快就发现车站一个没人看管的小边门，我们从那里进到了站台。等了一个多小时，才好不容易等来了一列停靠的火车，我们迅速地窜了上去。车上人不太多。第一次逃票的我们，提心吊胆地四下张望，生怕被什么人发现。坐在我们斜对面的几个大男人频频投来的目光，让我们阵阵发毛。我们要到的下一个中转车站——孟塬，车程也就不到两个小时，可心里的慌乱让两个虽做事大胆、以前从不越轨的女孩儿觉得漫长。
终于到了孟塬站，我们又一次机灵地跟着逃票的“惯犯”们沿着铁轨往回走了几十米后，在一豁口处溜出。首战告捷，我们士气大涨。此时已是午饭时分，饿极了的我们便在一家用现代语表述的“脏、乱、差”的街边小馆，花三毛钱，吃了一大碗热乎乎，很觉美味的羊肉泡馍。肚子一填饱，精神更足了，我们即返回了车站。我们计划要到的下一站是西安。我们准备在走出中原前，顺路尽可能地多浏览几个地方。两个冒失鬼心里没有一点数，真不知道若是到了云南边陲，到时如何才能返回了。当我们正在向一个看似很熟悉车站情况的人打探着用什么办法可不用买票上车时，就看到几个大男人笑眯眯地向我们走来，觉得好生面熟。到了跟前才认出，他们正是刚才火车上，坐在斜对面，不停地瞄着我们的那三个人。他们友好地与我们搭讪，并告诉我们，他们是铁路系统的人，刚在车上看到我们不自在的样子，就知道我们准是逃票了。当得知我们是家在天津的插队学生时，立表同情，还说可想办法免费带我们到北京。可我们要去的是云南。忙虽没帮上，他们还是好心地指点给了我们一个相对安全的逃票方法，让我们设法坐进通往目的地货车的最后一节守车里。守车通常是货运押车长的位置。照此指点，当天下午，我们就在几个养路工的掩护下，钻进了一列开往西安的货车最后一节的守车里。货车即将启动，四十多岁的押车长上来了，一看到里面坐着两个小姑娘，顿时火冒三丈，不由分说地，硬是要把我们拉下守车。倔拗的我们，说什么就是不下。这时，刚掩护过我们的几个养路工，又上来帮腔了。他们让车长发发善心，放我们一马。在众人的劝说下，车长很不情愿地默认了。两个来小时的路程，坐在我身边的车长一言不发。我们也不敢吭声，在昏暗沉默的守车里，有点莫名地紧张与兴奋。快到目的地了，车长这才开了尊口：“我知道你们那么小就远离父母，很不容易。不是不想带上你们，我也是没有办法。最近铁道部颁发了‘通令’，其中一条就是禁止守车带人，一旦发现违规者将严处。不过，这确实是你们不用花钱买票的一个好办法。你们就这样走下去吧，会有人帮助的。”最后，他还不忘嘱咐我们，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沉默寡言的押车长，实际上是个很有人情味的男人。火车到达西安货运东站时，天已完全黑了，我们连声向这位没敢正眼看上一眼的押车长道谢后，就迅速地消失在了西安的夜色中。
我们准备在西安玩上两天。我们找到了西安的客运火车站，在车站附近的小餐馆吃了碗烩饼，就到候车室了。这是我们早已计划好了的，因为各自身上只带了二十多元钱的我们，是无论如何也住不起旅馆的，哪怕是最简陋、最便宜的，所以只能夜宿在火车站或汽车站的候车室里。我们各自也只斜挎了个军包，一个里面放了些日用杂品和两个人换洗的内衣裤，一个里面放个不大的毛巾被。那时的我们和现在的旅行者们相比是既没有钱也缺乏必要的装备，可浪漫的情怀毫不逊色，更显得纯粹又纯粹。我们因为只带了一条毛巾被，所以只能轮流躺下，一个人醒着也安全些。我们在火车站候车大厅的厕所内，简单洗漱了一下，找了张空椅子正准备轮换休息时，看到离我们不远处坐着一个衣着素雅，有点像知识分子的中年妇女。于是，我们凑上前去向她询问，在西安只有两天时间，哪些地方最值得一看。她告诉我们除“大雁塔”外，你们最好能挤出点时间去一趟西安附近的临潼，那里有见证西安事变的“兵谏亭”（当时被称为“捉蒋亭”），还有久负盛名的温泉，杨贵妃洗过澡的“贵妃池”。多亏了她，否则，当时我们是想不到临潼的。谢了她后，我们在候车室里勉强度过了出游的第一夜。
第二天，我们简览故都西安。解放路的尽头即是大雁塔，共七层，通高六十四米。据说，唐代高僧玄奘游学印度带回了佛教经典六百多部，为此唐太宗命建大雁塔保藏经典。我们登上塔顶，极目望去。在久住村落的我们眼里，西安显得那么恢宏磅礴。听西安当地人说，西安市内的兴庆公园挺漂亮的。身临其境果然觉得树木繁茂、湖光滢盈，花草满目，艳中带秀。久未遇的公园景致，虽无绮美，也让我们陶然。出了公园，我们都注意到了对面的西安交大，但当时也只能是遥望，绝不敢实想。次日，我们搭便车到了临潼。临潼紧靠骊山。骊山是终南山的余脉，风景秀怡。临潼素以温泉著称，那年头原来几个主要温泉浴池的名称被改为了“解放池”、“反帝池”、“防修池”、“红旗池”、“红卫兵池”等，现在听起来甚是滑稽，但在那个极“左”的年代里，也见多不怪了。我们花了几毛钱在被改了名的“贵妃池”中泡了温泉，之后便去了“捉蒋亭”，亭旁有一隐蔽之处，据说是1936年西安事变时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捉到蒋介石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