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高经理对“五朵金花”中的“赛玉环”情有独钟、青睐有加。
这“赛玉环”，本名叫赛玉琴。她原是N市颇有名气的国毛厂职工，是这个有上万名职工大厂的厂花。
她皮肤像羊脂般细白，嘴唇像樱桃般红润，特别是柳叶似的眉毛下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使她“淡妆浓抹总相宜”。再加上她那乌黑柔软的秀发，高耸而圆润的胸脯，丰腴婀娜的身姿……人们确信，这赛玉琴堪与中国古代“四大美人”之一的杨玉环相媲美，所以，人们就给她起了“赛玉环”这个响亮的雅号。
有人说，美丽的女人最容易掩饰自己的缺点。其实，这是一种有失偏颇的看法。实际上，美丽的女人最容易吸引人们的眼球，人们对美丽的女人有一种本能的透视欲，就像对影视美女明星一样，近乎剖析般的审视和挑剔。
赛玉琴由于她出众的美丽，而成为国毛厂惹人瞩目的公众人物，但是，这对她来说却没有带来什么好处。毛纺厂绝大多数职工都是女性，女性的眼睛比男性要尖细得多。“三个女人一台戏”，何况在这女人堆里，经常仨一堆、俩一撮，嘀嘀咕咕、窃窃私语，永无休止地评头论足、议论纷纭……
赛玉琴没有太高的文化。由于“文化大革命”，她勉强地混到初中毕业，就到毛纺厂干纺纱挡车工。当时这工作一天要站八个多小时，她虽然年轻，但是体质不算很好，一天站下来腰酸腿痛。
那年头，到处张贴的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豪言壮语，不注意改善工作条件和环境，更谈不上“以人为本”。
赛玉琴干这工种有好多年了，和她一起进厂干挡车工的女工已经所剩无几，多半通过各种关系调出该厂或车间，改善了工作状况；但是，她没有别人那么多关系，只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干下去。
辛苦和劳累她还是可以忍受的，但是，三班倒的工作使她倍感痛苦。
这个毛纺厂在N市郊区，距她家很远。那时，基于“干打垒”的精神，提倡“先工作，后生活”，厂里没有足够的宿舍，她不能在厂里住宿。这个城市又不够发达，公交车很少，而且难得正点，甚至有时就干脆没有，她常常难于回家。有好几次下了夜班在回家的路上差一点出事，被坏人强暴。
虽说赛玉琴读书不多，并且深受“文化大革命”读书无用论的影响，但她的智商并不低。在学校里，她就听说“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有个有权有势的爸爸，子女再无能，也不愁找不到称心如意的好工作，并且，还能得到一般人意想不到的好处。即使没有有权有势的爸爸，只要七大姑八大姨中有个有权有势的，也可以受其庇护，得其福祉。
然而，这些，赛玉琴都没有，她只有和妈妈相依为命。妈妈给她找的爸爸，她连他长得什么样都不知道，竟然是一位跑到台湾的国民党军官。这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成分、家庭出身几乎能够决定一个人的一生命运的“极左”年代，在“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逻辑下，她不得不背负着反革命子女的沉重包袱。而且，作为国民党军官遗留在大陆的子女，她又多了一层有“海外关系”的重压。
现如今，有海外关系的人常常会引以为自豪，令人羡慕。而在那时，由于“闭关锁国”，“念念不忘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很紧，有海外关系却不是好事。像她这样生父跑到台湾，自己必然被视为“危险人物”，而成为“异类”。
“存在决定意识”，“环境能改变意识”。年纪轻轻的赛玉琴，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大革命”，她深深地体会到权力、地位和家庭出身的重要。在今天的人们看来，这体会并不完全正确，有很大的时代局限性，起码应该由“金钱”来代替“出身”。
在“文化大革命”那特殊的年代，特殊的社会环境下，赛玉琴小小年纪，已经对政治有些过于敏感，甚至有点神经质了。她崇拜权力和地位，对自己不幸的出身非常悲观。有时，她胡思乱想，甚至会突发奇想，期盼妈妈赶快再给她找个出身好的爸爸，这样她就可以摘掉反革命分子子女的帽子。若能找个屁股下冒烟——坐专车的高级干部，那就更好了，那自己也可以算个准高干子女，可以享受一下人们投向自己的羡慕的目光。
然而，这些对她来说，只是虚幻美妙的白日梦……
赛玉琴的妈妈察觉到女儿这几年来的变化：本来是一个一脸明媚灿烂、很阳光的女孩，变得越来越忧悒不安，不愿意讲话；灿烂的笑容消失了，整天价愁眉苦脸、郁郁寡欢，好像有什么事憋在心里。她怕女儿“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心里悲伤，抑郁成疾，常常唉声叹气地对女儿说：“唉！‘人的命，天注定’，你是‘小姐身子丫鬟命’……”看得出，赛玉琴妈妈说这些话时一脸的无奈。
赛玉琴妈妈常听女儿说，和她一起进厂干挡车工的张姑娘调走了，调到市里距家近的单位；李姑娘调出了车间到厂里只上白班的部门……剩下寥寥几个都是没有过硬关系，或是来自农村顶替父母工作住在厂里父母原来的宿舍。可是，她有什么办法呢？！她知道自己几乎是社会最低层的人。眼下是关系社会，找路子、托关系走后门，自己连“门”也摸不到。女儿的工作，还是那年该毛纺厂刚扩建好，要招一批女工，挡车工没有招满，女儿初中毕业就去了。当时，自己着实为女儿没费什么力气就进了国营厂而高兴了好长一阵子，庆幸女儿比自己强，年纪轻轻就捧上了铁饭碗。
现在，女儿的工作让她如此地操心。她为女儿三班倒的工作深更半夜往来于几十里外的郊区而担惊受怕，尤其是当她听说该厂有个姑娘在上完夜班回家的路上被穷凶极恶的歹徒强暴，惨不忍睹，险些出了人命，至今也没有破案后，对女儿的安全就更加提心吊胆，生怕女儿发生意外。
那时，没有方便的家庭电话或手机可以随时联系，只要女儿下夜班还没有回到家，玉琴妈妈忐忑的心就总是悬在半空，心绪不宁、坐立不安地等待，无奈地默默乞求苍天保佑女儿平安！
母亲对女儿的担心是揪心扯肺的。玉琴妈妈思量，自己是个最底层的弱小的妇道人家，势单力薄，身体又不好，实在难保女儿平安。孤单无助的她，左思右想，眼下唯一安全可行的是，让女儿尽快找一位品行端正可靠的对象，这样，女儿的安全就有人保护了。
有一天，玉琴妈妈看到女儿的心情还可以，就试探地问：“你在厂里也工作几年了，那里有没有合适的小青年？”
玉琴听到妈妈的话后，脸上泛起了红晕，她知道妈妈说话的意思，但她没好意思正面回答，而是俏皮地反问了一句：“怎么？您要认个干儿子？”
“我是说你都二十好几了，也老大不小，可以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妈妈看着比自己高出半个头，发育得比自己想当年还要丰满的女儿，就挑明说。
“哪里有合适的？我又不好主动……”玉琴脸颊绯红，低头羞涩地说。
妈妈知道女儿害羞，不好意思，又提示性地问了一句：“有没有小伙子主动的？”
玉琴说：“有也是贼眉鼠眼、油头滑脑，像我这种家庭出身，真正好的谁会找我？！有两个不错的，要么出身不好，要么父母‘文革’被打倒，我哪能找呀？”
“是呀，出身不好的、父母有问题的千万不能找呀，那可是要影响一辈子，甚至会影响子孙后代……”玉琴妈妈喃喃自语，颇为伤感地说。
“我宁愿不嫁人，也不能找出身不好或父母政治上有问题的，那我可就一辈子都完了。再说，我也不想在那里待一辈子，说啥我也要调进城里！”玉琴有些埋怨、悲哀地说。
妈妈专注地听着女儿的每一句话。她第一次听到女儿怨声载道的牢骚话，她用充满忧愁无奈的目光看了一眼满脸不快的女儿，心就像被刀子戳了似的疼痛。她知道，自己不幸的身世和婚姻，不仅压得自己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好像总是比别人矮了半截。迫于生计，又不得不从天堂般的杭州来到这西北边陲，也给女儿带来不幸，影响着女儿的命运……女儿如今已经长大成人，不再是少不更事、年幼懵懂的孩子，对于给她带来不幸的家庭，已经有所怨言。
玉琴妈妈痛苦地思索着，不再言语，生怕再刺疼女儿的心。
然而，玉琴妈妈对女儿内心深处的世界并不了解。可能是由于时代的不同，经历的差别，对于“命运”的认可和接受，两人有很大的差异。玉琴妈妈信奉的是“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对自己的坎坷遭遇，总是视为命该如此；对于未来可能的不幸，也抱着顺其自然、听天由命的态度。女儿玉琴却是个不甘示弱的弱女子，她不能接受妈妈的宿命论，不愿意顺从命运的摆布和安排；她对自己的现实处境不满，有一种很强烈的要摆脱和改变现状的意识和欲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