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识大体、顾大局，努力维护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英国报纸、电台的造谣中伤，西方资产阶级的挑拨离间，立刻引起了他高度的警惕。他知道阶级、政党、领袖的原理，明白他和毛泽东关系的好坏不仅关系着中苏两党、两国的利害，而且直接影响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兴衰。事关两个阶级、两种制度斗争的大局，不能有丝毫的马虎。
斯大林进行了冷静的深思后觉得在中国革命这个事关世界格局的重大问题上，自己由于了解情况不够，偏听偏信，强加于人，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而毛泽东虽然未曾到过苏联，但他坚持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联系实际，解决问题，力挽狂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取得了胜利。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壮举，多么来之不易的胜利啊！
对柯瓦廖夫写的那份《关于中共中央若干政策与实际问题》的报告，看过之后，斯大林认为这是适应西方资产阶级的需要，离间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破坏国际共运团结的谤文。斯大林决定，要把这份绝密的内部《报告》，当面送给毛泽东，以便用行动表明斯大林和苏共领导对毛泽东和中共领导是诚挚的，信任的，是不容许挑拨离间的。
为了密切中苏两党、两国的友好关系，消除疑虑，加强团结，斯大林改变了自己原有的想法——这对固执、倔犟的斯大林来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多年少有的。他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同意周恩来到莫斯科来谈判。
1950年1月2日晚8时，斯大林派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到孔策沃别墅来，询问毛主席对签订中苏条约等事的意见。毛泽东见斯大林态度改变，十分尊重中国同志，自己也就采取灵活的办法，不是讲一种方式，而是提三种方案，请苏联同志选择。他讲的三种方案是：
（甲）签订新的中苏条约，“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将感到兴奋，可以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条约”。
（乙）由两国通讯社发一简单公报，说明两国当局对旧的中苏友好条约交换了意见。
（丙）签订一个声明，内容是讲两国关系的要点。如果按乙、丙两个方案做，周恩来可以不来。
莫洛托夫马上说：“甲项办法好，周恩来可以来。”毛泽东当即追问：“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莫洛托夫答：“是的。”但他又对周恩来能不能尽快赶到莫斯科表示怀疑。
毛泽东笑了。
他点起一支烟来，边抽烟边扳着指头算了一下说：“我电报1月3日到北京，恩来准备5天，1月9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11天，1月19日到莫斯科，1月20日至月底约10天时间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2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国。”
莫洛托夫和米高扬都为毛泽东的周密安排所折服。接着，他们和毛泽东具体商定了毛主席晋谒列宁墓，赴列宁格勒、高尔基城等处游览、参观的日程安排。然后，就回去向斯大林汇报。
斯大林听了汇报十分高兴，他认为一切条件都准备好了，应该进一步消除误会，加深友谊。
一天夜晚，斯大林和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贝利亚、米高扬等苏共主要领导人，同中国领袖毛泽东举行了一次会谈。
夜幕，悄悄地罩住了大地。飞舞的雪花，又织成了一张巨大无边的白纱，轻轻地罩住了山川，罩住了别墅，给毛泽东和斯大林的再次会晤商谈增加了不少神秘的色彩。
斯大林喜欢深夜长谈，毛泽东更有个特殊的生活习惯，喜欢夜间工作。每当更深夜静，人们都进入梦乡的时候，他们俩人的头脑却格外清醒，因此，他们约定这次夜间长谈。
客厅里，一排长桌。斯大林坐在长桌的顶头，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贝利亚等苏共中央的领导成员坐在一侧；毛泽东坐在靠近斯大林的位子上，翻译坐在中间，中国同志自然坐在自己的领袖一边。桌面上摆着各种菜肴和食品。白兰地、矿泉水，格鲁吉亚葡萄酒和几色伏特加酒如花似地点缀其间。整个桌上，显得丰盛、高雅而美观。这是苏联方面特意布置的。
莫洛托夫首先代表斯大林向毛泽东祝酒，向大家祝酒。干过杯后，在友好的气氛中，双方进入会谈。斯大林首先问毛泽东身体怎么样，莫斯科气候寒冷，生活能不能过得惯，表示希望毛主席注意休息，多多保重，他说，我们都是东方民族，互相了解；中国一百多年来受外国欺侮，深受帝国主义压迫剥削之害；中国是个大国，对世界有很大的影响；中国人民勤劳、勇敢、聪明、智慧，有古老的文化；中国共产党是成熟的党，有大批成熟的干部，特别是有毛泽东这样伟大的领袖，领导革命取得了胜利。这个胜利确实来之不易！要保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保护自己民族的利益，还要保护自己的领袖。人民之间要团结。
毛泽东对斯大林和苏共中央、苏联政府的帮助、支持和理解表示感谢，并提出根据目前的国际形势，建议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还可以搞一些贷款、通商、民航等协定。
斯大林说：“过去，我们对中国革命提过一些不恰当的意见，我们感到内疚”，现在，签订个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很好，并具体建议：“就由我和毛泽东先生签字。”
毛泽东笑着说：“你是部长会议主席，我不是总理，我们两个对不上口径。如果签订文件，我要把我的总理找来。”
斯大林当即表示同意。他说，周恩来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很有才干，请他来一起商谈更好。苏方的领导成员都同意请周恩来总理来进行具体谈判。
毛泽东指出，新中国的成立，特别是中苏友好关系的建立，使西方帝国主义者十分不安。他们造谣中伤，挑拨离间，妄图破坏中苏两党、两国间的友好关系。对此，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粉碎帝国主义者的破坏阴谋。
斯大林说，列宁揭示了资本主义最后阶段——帝国主义的发展规律，论证了无产阶级革命能够在帝国主义阵线最薄弱环节的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并且能够建成社会主义。我们遵照列宁主义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封锁、围攻和武装侵略，在苏联建成了社会主义，帝国主义当然要破坏。现在，新中国成立了，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更大了，帝国主义的末日快到了。阶级斗争必然更加尖锐、复杂，敌对势力必然更加疯狂地顽抗、破坏。在革命势力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进行挑拨离间，分化瓦解，正是敌对势力常用的手段。
说着，斯大林把柯瓦廖夫那份《关于中共中央若干政策与实际问题》的报告顺手递给毛泽东，说：“看看吧，你可能会对这些东西感兴趣的。”
“柯瓦廖夫是个铁路工程技术人员，不懂政治，在政治上完全是个门外汉，可是他削尖脑袋向政治里钻。你看看，他写了些什么东西！”
毛泽东接过文件，看也没看，顺手递给了坐在身边的翻译师哲同志，接着指出，“列宁主义学说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哪些地方发展了呢？一，在世界观，就是唯物论和辩证法方面发展了它；二，在革命的理论、革命的策略方面，特别是在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等问题上发展了它。列宁还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学说。从1917年十月革命开始，革命中间就有建设，他已经有了七年的实践，这是马克思所没有的。我们学的就是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
斯大林对于毛泽东深刻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并紧密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灵活运用，领导中国革命胜利表示赞赏。他希望毛泽东认真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以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
接着，毛泽东和斯大林就饶有兴趣地谈起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过程，探讨革命的成功经验，一直谈到深夜，谈得非常融洽。
1950年1月2日，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发展。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定。”并请周恩来等尽快赶到莫斯科。
师哲将斯大林给的“绝密文件”翻译出来，送给毛泽东，说：“这是一份暗地告我们状的小报告”。
毛泽东看了看文件，笑着说，总的来说，斯大林对我们还是信任的，诚恳的，愿意友好合作的。
毛泽东尊重斯大林，重视斯大林的论著和意见。就在斯大林送给他“秘密文件”、表示歉意之后，他对师哲说，斯大林的不少意见是正确的，在当时起了重要作用。例如1928年的6、7月间，在莫斯科召开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我们党的有些领导人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等基本理论问题搞不大清，争论不休。斯大林指出，当时中国的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党的总任务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准备暴动。这些，对指导当时的中国革命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的见解是正确而深刻的。
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特点、动力、对象、前途等基本问题，早在1926年斯大林就有了明确的论断。当时，斯大林之所以特别重视中国革命，是因为革命发展迅速，并处在重要的转折关头。
1926年元旦，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278名，其中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计168名，中派65名，右派45名。共产党人吴玉章任大会秘书长，毛泽东作为国民党湖南省的代表出席大会，并在8日下午代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在大会上作了《宣传报告》。在报告的结语中，毛泽东说：“两年来在革命宣传与反革命宣传相对抗之中，革命宣传确是取一种攻势；这种攻势，在五卅运动中特别地表现出来。反革命宣传却始终是一种守势，为了招架不住，才抬出‘反共产’、‘赤色帝国主义’这两块挡箭牌来。这种对抗攻守的现象，乃中国革命势力日益团结进取，而反革命势力日益动摇崩溃的结果。”
1月16日，毛泽东参加起草的《关于宣传决议案》在大会上通过。《决议案》指出：“中国的解放和统一，是大多数人所要求的。所以大多数的民众就是国民革命的基础”，“我们如果想促成国民革命的成功，必须要拥护农民的利益。宣传部应当正式指示，凡是赞成中国农民的解放运动的，就是忠实的革命党员，不然就是反革命派”，《决议案》还强调说：“一个党的成功，须赖有党的重心。中国国民革命的重心，就隐伏在大多数受剥削的农民群众。宣传部应当时常指示各党员，并且命令他们趋重于这个重心。”
这次大会在中国共产党人和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的主持下，通过决议继续坚决执行孙中山的遗嘱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大会斥责了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活动，决定给西山会议派中的几个最反动分子以纪律制裁（有的开除，有的警告）。大会通过了由共产党人提出的联络各被压迫民族、开展工农运动等革命的决议案。
大会上，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占了很大优势。大会选举的36名中央执行委员中，有共产党员李大钊、林伯渠、吴玉章、恽代英等7人；候补执行委员24名中，有共产党员毛泽东、邓颖超等7人。毛泽东是宣传部代理部长，林伯渠为农民部长，吴玉章是大会的秘书长，谭平山为组织部长。但是，由于共产党内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领导，对右派妥协退让，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当时，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等曾主张坚决反对右派，并利用这次大会的有利条件，开除戴季陶、孙科等右派分子；在国民党中央的选举中多选左派，争取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使中共和国民党左派的力量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占压倒优势。但是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者却要以让步、妥协保持联合战线，并把已被革命势力驱逐出广州的戴季陶、孙科等右派分子找回广州参加大会，让他们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使其后来利用职位进行反革命活动。更严重的错误是把假左派、新右派蒋介石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为其阴谋篡夺革命领导权创造了条件。
1926年春，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联合向革命进攻，在北方发生了“三一八”惨案，在南方发生了“三二〇”事件。3月12日，冯玉祥率领的国民军与奉系军阀作战期间，日本的两艘军舰驶入大沽口，为奉军军舰开路，驻守大沽炮台的国民军以旗语制止，日舰不理；守军发空炮警告，日舰炮击国民军，打死打伤十余人，国民军忍无可忍，以炮还击，将日舰击退。国民军就日舰炮击大沽口事件向日使提出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不但不赔礼道歉，竟然联合英美等八国于16日向段祺瑞执政府提出最后通牒。
北京群众义愤填膺，3月17日，北京25万群众召开了国民反日大会，抗议日舰炮击大沽口事件。3月18日，北京群众5000人在李大钊等共产党人领导下，在天安门前集会抗议，会后游行至临时执政府请愿，要求拒绝八国最后通牒。段祺瑞竟令守卫开枪，打死打伤群众200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