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问题，毛泽东明确表示，不同意萧子升和李和笙（李维汉）的主张，而“深切的赞同”蔡和森的主张——“走俄国人的路”。毛泽东在信上写道：“我们到底用什么方法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呢？我对于子升、和笙两人的意见（用和平的手段，谋全体的幸福），在真理上是赞成的，但在事实上认为做不到。罗素在长沙演说，意与子升及和笙同，主张共产主义，但反对劳农专政，谓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不至要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我对于罗素的主张，有两句评语：就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
接着，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具体地分析了罗素的主张事实上行不通的三条理由，实际上也是指出了萧子升主张的错误之处，然后写道：“因以上各层理由，所以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因此，我于子升、和笙二兄的主张，不表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
关于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问题。由于蔡和森在1920年9月16日给毛泽东的第二封信，直到年底才转到毛泽东手里，所以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在复信中说：“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动摇”，“党一层陈仲甫（即陈独秀——编者注）先生等已在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宣言即仲甫所为）。”
从这封信来看，毛泽东这时不仅已经认识到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重要性，而且已在积极创建“吾党”的工作了。
1921年元旦那天，湖南长沙，风雪漫天。毛泽东召集留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19人，在潮宗街文化书社召开新年大会。会议由何叔衡主持，由毛泽东报告开会理由，并介绍了在法国的会员对新民学会的共同目的、方法等三个问题讨论的情况，要求每个与会者以严肃认真的态度，积极发言，明确表态，不能含糊其辞。
会议上发言踊跃，讨论热烈。何叔衡首先明确宣布主张过激主义。他说：“一次的扰乱，抵得二十年的教育，我深信这些话。”
毛泽东说：“我的意见与何君大体相同。社会政策，是补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的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会议经过三天的热烈讨论，统一了思想，提高了认识，得出了共同的结论：要实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
斯大林长期怀疑毛泽东的立场，怀疑毛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说他“连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道理都不懂”。应该怎样来检验一个人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呢？列宁曾经提出一个鲜明而易于掌握的标准。列宁说：“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庸俗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测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
从本章叙述的事实，从毛泽东和蔡和森通讯的内容，从毛泽东在这次新民学会年会上的言行中，不难看出，这时的毛泽东，已经不仅是承认或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而且是已经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学说的基础”，即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了。
道路选定了，毛泽东在继续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自觉地集中精力投入工人运动。当时，湖南的工业比较落后，全省只有两个较大的矿区和长沙的纺织厂、造币厂、黑铅炼厂、电灯公司等几家现代化企业，连铁路、矿山在内，全省的近代产业工人约两三万人。
为了和工人接近，毛泽东下决心脱去学生装，赤脚草鞋，粗布短褂，上铁路，下矿井，和工人们一起劳动，一起吃饭，一同聊天、谈心，了解工人的疾苦，帮助他们分析受苦受难的原因，组织他们同资本家斗争。他不仅深入湖南的工矿访贫问苦，而且多次去到江西的安源，做安源路矿工人的工作。后来，他又派李立三、刘少奇、蒋先云、黄静源、毛泽民到安源工作。所以，安源路矿的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十分活跃，对全国工人运动的开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1921年5月1日，毛泽东等人发动组织长沙各厂工人和各校学生，举行了庆祝国际劳动节游行示威大会。那天虽下着雨，但游行的人手举着“劳工神圣”、“劳动者应当管理世界”的彩旗，高呼着口号，坚持游行示威，并散发《告工人书》和《社会革命》等传单，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
工运开始时，由于干部少，毛泽东曾同时担任八个工会的秘书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的主任。他亲自领导工人的罢工斗争，并作为工人代表同军阀赵恒惕当面作说理斗争，驳得赵恒惕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后来，毛泽东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1920年冬天，我第一次从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了起来，在这项工作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史的影响开始对我起指导作用”，“到1922年5月，湖南省委——我当时是书记——已经在矿工、铁路工人、市政职工、印刷工人和政府造币厂工人中组织了二十多个工会。那年冬天，开展了蓬蓬勃勃的工人运动。”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密切联系群众，坚持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是毛泽东在探索中成长的又一个特点。农民的儿子毛泽东，经过长期的、艰苦的、理论结合实际的学习之后，成了知识分子，但他毫不轻视工农，仍然坚持向工农群众学习，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地为工农大众服务。早在湖南一师读书时，他就利用假日，经常到农村、工厂去访问；1917年冬，他主办工人夜校，同工人阶级建立了最初的感情；五四运动前后，他两次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厂，考察近代产业工人的生产、生活情况；在湖南，他又主动到长沙、醴陵、萍乡、安源等工矿区发动工人组织工会，领导工人运动，把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开辟出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结合的道路。后来，在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时，毛泽东曾总结经验，深刻指出：“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而不在乎空口讲什么三民主义或马克思主义。”
这种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地为工农大众服务的精神，经过毛泽东长期的实践、宣传和倡导，经过延安整风，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
1920年8月，陈独秀、李达、李汉俊等人在上海建立了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即筹建共产党的发起组，并决定由陈独秀邀约各地的共产主义者组织共产主义小组。毛泽东是被邀约者之一。他收到上海发起组的邀约函后，与何叔衡等共产主义者积极协商，抓紧准备，在长沙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10月间，毛泽东收到了从上海和北京寄来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章程，又立即着手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他建团的主导思想是“注意找真同志”，“不可急进”。由于他注意党员、团员的质量，注意找真正经过革命斗争锻炼、信仰马克思主义、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人自愿参加，个别吸收，所以湖南党和团的组织都比较纯洁、巩固。
1921年6月，毛泽东接到了上海党的发起组关于召开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通知。27岁的毛泽东和何叔衡一起去到上海，代表湖南的共产主义小组，参加中共的成立大会。
1921年7月23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和尼尔科斯基出席了会议。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李汉俊、刘仁静、邓恩铭、李达、张国焘、陈公博、周佛海12名中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推举的代表，济济一堂，讨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大事。马林在会上致词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世界上有很重大的意义。第三国际添了一个东方支部，俄共添了一个东方朋友，世界上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了。大会选举陈独秀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之职。因为租界巡捕搜查，最后一天大会是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一艘游船上举行的。
这次大会讨论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政治纲领，确定了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它的最终目标是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必须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大会认为：中共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大力发展工会组织，开展工人运动，积极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这些都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大会对中国社会的状况和中国革命的性质还缺乏明确的认识，所以没有提出现阶段的革命纲领和必要的政策、策略。
当时，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人民大众同封建主义的矛盾。因此，中国革命的第一步，应当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而中共一大通过的党纲规定党要“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直到消灭阶级区别”。这实际上是要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搞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造成了党的纲领和实际情况的脱节，造成了“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相互关系”的孤立主义倾向。
这些都反映了刚刚诞生的党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实际都了解不够。毛泽东说：“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
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革命热情很高，但缺乏斗争经验，理论上也在探索。当时，列宁、斯大林的指导和帮助，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对中国共产党的巩固和发展都起了重要的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列宁和共产国际派马林来华，作用显著。
马林，原名亨德里克斯·斯尼费莱特，1883年生于荷兰鹿特丹。1920年7月，他作为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印尼共产党前身）和泛伊斯兰教联盟的代表，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参加了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任秘书。1920年8月，列宁委派马林作为共产国际代表来到中国。他以“孙铎”为笔名，在《向导》和《前锋》上发表过不少文章。他为中国共产党的筹建做了大量工作。他先到北京同李大钊、张国焘交换意见，建议召开全国性的建党会议；后又到上海与李汉俊等商讨筹备中共一大的工作。马林按照列宁的建党原则和布尔什维克的榜样，指导了中国共产党的筹建工作。
1921年12月间，马林在张太雷的陪同下离开上海，到达桂林，在孙中山先生的桂林总部度过了两周时间。马林向孙中山领导下的军官作了有关俄国革命的报告，曾三次同孙中山长谈“关于苏俄承认他以及与之结成联盟的可能性问题”。经过长谈，马林认为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国民党有明显的社会主义倾向，因而建议孙中山：改组国民党，联合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工农大众；创办军官学校，为建立革命武装之基础；与中国共产党合作。
孙中山当时表示：“今仅能与苏俄作道义上之联络，一俟义师北指，直捣幽燕，再谋具体合作，未为晚也。若英知我联俄，必怀忌恨，力图竭我以助直系。北伐之师，从此殆矣！为安全计，今仅能与苏俄作道义上之联络”。
马林将此情报告了列宁和共产国际。列宁对此十分重视，首先提出了国共合作。1922年1月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东方各国代表有131名，中国代表就有30多名。张国焘、瞿秋白、任弼时、俞秀松、王尽美、邓恩铭、柯庆施、林育南、肖劲光等共产党员和张秋白等国民党代表都出席了大会。
代表大会根据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的精神，讨论了共产党人在民族、殖民地问题上的立场，同时讨论了共产党和民族革命政党的合作等问题，提出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中国和远东各被压迫民族的主要敌人，号召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
列宁因为有病，当时未能出席大会，但他始终关心大会情况和中国革命。会议期间，列宁抱病接见了中共代表团团长张国焘、王尽美和国民党代表张秋白、邓培。谈话中，列宁对国共合作表示十分关心，指出这是关系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并且先后问中共代表张国焘和国民党代表张秋白：“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接着明确指出：“你们应当合作”。张国焘和张秋白表示同意列宁的意见，并说一定要把列宁的指示带回国内。
列宁听了，握着张国焘和张秋白的手，哈哈大笑，十分高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