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情况下，忠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根本立场的周恩来，在国民经济调整的初期，以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态度在正确分析和估量我国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趋势的基础上，1962年重新强调“现在面临着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任务”。为真正实现工作重点转移作了不懈的努力。
党的“八大”以后，对阶级关系现状的估计特别是对于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的估计，逐步离开了“八大”的轨道，出现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严重错误和对知识分子采取越来越“左”的政策。周恩来根据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指导方针，从我国实际出发，1962年3月，在二届三次人代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的现状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指出：“我国知识分子的状况，已经同解放初期有了很大的不同。新社会培养出来的大量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正沿着‘又红又专’的道路成长。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经过12年的锻炼，一般地说，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我们应该信任他们，关心他们，使他们很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同时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的绝大多数，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已经取得进步。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他们在改造成为自觉的社会主义劳动者的过程中是有成绩的，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已经改造成为劳动者。”对于阶级斗争的趋势，他指出：“我国的阶级斗争形势，正如毛泽东主席在1957年所指出的，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他明确指出：“我国阶级斗争总的趋势是波浪式的，但是向着和缓的方向发展。如果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结束或者短期内就可以结束，是不对的。同样的，如果认为阶级斗争不是向着和缓的方向发展，而是不断尖锐化，也是不对的。”周恩来这些论述是符合我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承认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仍然长期存在着阶级斗争，但是，既要反对阶级斗争熄灭的右的观点，也要反对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左”的观点，旗帜鲜明地指出阶级斗争向着和缓的方向发展，这就全面地、正确地阐明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实践证明，如果违反了这个客观规律，就要遭到历史的惩罚。周恩来在当时能够对我国社会阶级斗争发展规律具有这样的真知灼见，并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表现了他的革命胆略和理论勇气，是具有深远意义的。
基于对我国阶级关系现状和阶级斗争总趋势的正确分析，周恩来在1962年3月二届三次人大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和1962年4月三届二次政协会议上的讲话中，重申了把经济建设放在国家生活的首要地位。他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在我国进行得比较顺利比较快。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现在面临着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任务”。“现在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动员更多可以动员的因素，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扩大我们的民主生活。这就是我们的新任务。”这是为真正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又一次重大的努力，对于全党摆正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具有积极的意义。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这样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是极不寻常的，体现了坚持马列主义的革命家的风范。
周恩来之所以在这个重大问题上保持清醒的认识，这同他对社会主义的正确理解是分不开的。1962年9月22日，周恩来在会见西欧一位外宾的谈话中，着重谈到了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他说：“现在我们搞什么？搞社会主义。我们把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看作是一个长期的任务。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还不是共产主义社会。在我们看来，建设社会主义是长期的。”“社会主义是指生产关系而言，同时也表现在生产力上。”他还说：“现在中国很穷，很落后，离富强的要求还很远，需要几十年才能赶上去。因此我们党和国家的政策和指导思想是一切为了有利于生产关系的改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增加。如果政策收不到以上效果，那就应该予以纠正。”他在这里表明的马克思主义的见解至今仍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由李富春、周恩来提议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随即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同志主持下，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这是我党领导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阶段中的重要转变。周恩来在这个重要转变的关头，为纠正错误，克服困难，繁荣经济，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他全力以赴，精心策划，周密组织，千方百计地动员和组织全国各族人民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共同奋斗，以致得以在短短的五年时间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不仅走出了困境，而且有了可喜的进步。
四、“文革”之初，呼吁“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
“文化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一个特殊而复杂的阶段。经济建设极端困难，社会秩序全面混乱。周恩来为保证经济建设工作正常进行，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对“左”倾严重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抵制。
“文革”之初，全国迅猛地陷入了反常的状态。学校停课“闹革命”；到处揪斗、游街；大中城市掀起所谓“破四旧”的狂潮；工农业和各行各业遭受猛烈的冲击；生产指挥系统开始失控。周恩来面对此情此景，十分焦虑。他意识到，这场“革命”越闹越大，将会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生产力，产生比“大跃进”更为严重的后果。他经常找国务院主管经济部门的负责同志了解和研究问题。有一次，周恩来说：你们可得帮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这是周恩来在国家处于特殊反常的环境下，继续坚持把经济建设工作放在国家生活的首要地位的正确主张，为国为民，寓意深刻。
面对“大串连”对交通运输乃至整个经济建设秩序的冲击，1966年9月15日，周恩来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师生大会上讲话时着重指出：搞好工农业生产关系很大。它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关系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关系到城乡人民生活。他要求：为了有利于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不要到工厂、企业单位和县以下的机关、农村人民公社进行革命串连。指出：工厂、农村不能像学校那样放假，停止生产来搞革命。
面对工交系统即将遭受“文革”的全面大冲击的形势，周恩来同陶铸、余秋里、谷牧等坚持社会主义建设的广大干部和工人一起，竭尽全力防止“文革”把工交企业全盘搞乱，顽强地抵制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人要搞乱工厂农村的行径。在最严峻的考验面前，周恩来挺身而出，针锋相对，力挽狂澜。但是，“文革”大势业已酿成，工交企业已被卷进去，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努力把抵制斗争引向疏导，他语重心长地在工交座谈会上讲了一番话，他说：现在的形势是工交欲罢不能。浪潮来了，要站在浪潮的头里，因势利导，顺势搞下去，就能领导，背着浪头会被浪头冲掉。既然已经挡不住，不如疏导。他还说：这个惩罚是我们过去造成的。我们不来承受谁承受？我们不来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们不来入虎穴谁入虎穴？周恩来就是以这样的胸怀和精神，在那动乱的年代中，坚持努力使经济建设工作能够正常进行，力求尽可能减少损失，呕心沥血，日夜操劳，忠实地履行着他的职责。
从1966年底到1968年整整两年间的“天下大乱”的岁月里，周恩来曾先后提出：（1）“工人请愿不要妨碍生产。”工人同志要保证安排好生产，不要妨碍生产和交通运输。（2）农业生产鼓励“藏富于民”，“必要的奖励政策不能叫物质刺激。过去实行奖励政策是需要的。对产棉花地区要给些化肥和粮食。使他们的生产恢复得快些。我们出口一吨大米可以换回一点七吨小麦或两吨玉米，换回来外汇，很有利嘛！”（3）“不许中断铁路轮船交通”。“铁路轮船关系到全国交通命脉，决不能中断。”（4）“联合起来，保护海港运输。”他严正指出：由于厦门海关和港务局各分两派，无人检查，致英国商船到来后无法靠岸，而该船有三个病号，吃喝均成问题。这种违犯国法、影响祖国信誉的行动，是极端错误的，是绝对不能容忍的。（5）针对各地武斗出现，周恩来草拟了《制止武斗措施》的指示。要求取消武斗专业队；按系统归口接受革命大联合三结合；革委会、军管代表要保证任何工人职员不得被赶离本生产岗位。凡自动脱离不回厂者要限期回厂，逾期不归的扣发工资，半年不回的开除；停止脱离生产和工作岗位的自由串连。（6）1968年12月，周恩来提出组织起来编制1969年计划，随后，成立了有军代表、老干部和革命群众代表参加的起草小组。这是扭转两年来经济工作无计划无政府状态的一次重大的努力。从1969年起，经济建设从全面混乱的困境中转向回升。自从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经济建设有了转机。周恩来以高度的马克思主义勇气，提出批判极“左”思潮，要消除林彪一伙对经济工作破坏性的后果，努力排除江青一伙的捣乱，重申党中央过去一些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使经济工作从瘫痪状态逐步恢复。
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史表明，周恩来关于经济建设在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地位的思想，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一贯倡导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先导。能否坚持这一重大原则，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兴衰。周恩来这个思想及其实践，正是正确认识和运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深刻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