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期中国的决策之惑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期”，这是各类文件中概括的“世情”。“当代中国正处于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这是当前中国面临的“国情”。在这样的“世情”、“国情”影响下的中国社会像一个陀螺。来自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外推力和中国自身改革的内动力共同作用，使这个陀螺不断旋转。旋转本身会带来强大的动能。人口多、体量大等自身原因也会积聚强大的势能，与动能进行着正向、负向交织的对抗。因此，陀螺的旋转不是匀速的，而是忽快忽慢，甚至还会左右摇摆。转速越快，产生的离心力越大。这种离心力既促使一些陈旧、落后的体制、规范和观念逐渐消亡，也使一些原本用于维系社会平衡的价值观念被扭曲、拉伸，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爆发。作为社会构成的一份子，每个人既在作用、影响陀螺的旋转，又都被裹挟其中，无力左右陀螺的转向和速度。
这就是所谓“社会转型期”。翻阅任何一本书籍都会对“转型”有三个层面的理解：一是体制转型，也就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二是社会结构转型，主要指体制机制转轨、利益分配结构调整带来人们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变化。三是社会形态转型，即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现代社会、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转变。
转型期的中国面临很多困难和问题，作为领跑社会的决策者，面临的最大困惑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调节阀失控
决策问题千变万化，但核心都是利益的分配或者调节。一项决策往往涉及一部分人的利益，这部分人对利益分配的结果是否满意，决定了决策行为从开始到终了的全过程。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的利益分配结构发生了什么变化？一组数据显示：中国GDP从1978年的2683亿美元，猛增到2012年的8.3万亿美元，30年间增长了30倍。而劳动者的工资总额占GDP比重从1978年15.65%下降到2007年的11.15%；全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62.34%下降到42.60%。居民收入年均增速7%，居民消费支出年均增速8.8%。收入增速不仅低于GDP增速，而且低于消费支出增速。社会发展的成果惠及人人了吗？并没有。世界银行2010年报告显示，中国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集中度远超美国。城乡居民收入比达3.3∶1，地区间（最高上海66115元，最低黑龙江27735元）工资比为2.38∶1，行业工资差距悬殊，上市公司高管平均年薪为全国平均工资的18倍。
经济的快速发展造成了巨大的“陀螺效应”：一方面，财富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另一方面，社会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分配不公，使一部分人在“离心力”作用下，漂向社会边缘。发展中国家经济腾飞过程中也有这些问题吗？有。但中国还面临一个难题就是：文化对社会失衡心态的滋养作用难以有效发挥。自近代以降，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被各种“运动”冲击，在人们脑海中越来越淡薄。当道德的解压阀难以适时打开时，人们的价值观念更多地指向金钱和物质，利益分配不公更使得社会成员心结难以打开。
“你幸福吗？”这个和多年以前人们见面打招呼，问“吃了吗？”一样的问题，而今成为一项社会调查项目，让被问的人多少有些尴尬。经济发展没有让社会成员体验到足够的幸福感，反而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牢骚和怨气。社会调节阀失控，成为决策者面临的一大难题。
二、利益诉求多元
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只存在与公有制密切联系的两个阶级和一个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社会阶层分离出了很多新的构成。原有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局面基本打破，从工人阶级中分化出各级党政机关干部、公务员、国有企业管理者阶层，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阶层，二、三产业从事生产服务的工人阶层和个体工商户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等。从农民阶级中分化出农业劳动者、农民工、雇工、个体劳动者、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管理者阶层等等。
这些新的阶层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影响。年轻化、知识化成为这一阶层的明显特征。同时，新阶层也是社会收入的中间群体，是一支充满创造力和参与度的力量。据报道，我国新社会阶层从业人员目前已超过1.5亿，约占总人口的11.5%，他们使用着全国半数以上的技术专利，掌握或管理着10万亿左右的资本，直接或间接地贡献着全国近三分之一的税收。新阶层的出现，必然要求政治生活反映其利益诉求。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对政治体制改革和决策民主、程序公开透明的呼唤。
三、公共危机事件频发
近年来各类灾害频发，并且往往一场天灾暴露出一大批人祸。据民政部国家减灾中心数据显示，2000年至今，全国受灾人口均值保持在4.1亿左右，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逐年递增，2000年达到2005.6亿，2008年因汶川特大地震造成损失跃升到13547.5亿，2010和2011年分别达到5338.6亿和3096.4亿。如果说灾害本身的经济损失尚可估量的话，那么灾害所暴露出的人祸则难以计算：豆腐渣工程造成了人们对公共服务的不信任，政府决策不到位，信息发布不及时、不透明，加剧了社会恐慌心理蔓延。这些“次生灾害”的深层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了自然灾害本身。
除了天灾之外，近年来“社会群体事件”也频频发生。据2005年中国《社会蓝皮书》统计，中国社会群体性事件从1993年的1万起，增加到2003年的6万起，参与人数从73万增加到307万。2003年以后的统计数据媒体虽未再发布，但典型案件的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2008年的贵州瓮安、2009年的湖北石首、2011年的广东陆丰乌坎、2012年的四川省德阳什邡等事件，参与人员多，矛盾指向复杂，每一事件都引发一场网络风暴，每一事件都招致一批地方官员落马。为什么群体事件近年来频发？一方面，这说明相当长一段时期社会发展片面追求GDP增长，忽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使得长期积累的各种各样矛盾日益凸现；另一方面，长期形成的政府主导模式使各级政府涉入的社会事务越来越多，面对的矛盾也越来越大。一元化的决策能否覆盖公共服务的方方面面，能否及时准确地解决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越来越引发人们的疑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