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8月27日，国民政府在南京举行孔子诞辰纪念会。梁漱溟应邀出席，并在这次大会上以“孔子学说的重光”为题，发表了演说，宣称自己曾努力于这方面的工作，要把晦暗的孔子重新发扬光大，使之透露其真面目。至于如何研究，他说：“依我所见，大概需要两方面的工夫。一面是心理学的工夫，从现代科学路子，研究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这样追求下去，对人类心理有一个认识，认识了人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才能发挥孔子思想。……还有一面，是对于中国古籍，或关于孔子的书，要有方法地作一番整理工夫。”并称“孔子学说的真价值，就在于他对自己有办法”。这可以从他在《论语》一书中所说的话得到认识。比如，其中有一条谓：“吾十有五而致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孔子说自己的生活，由少到老，从十五到七十，所致力用心的就是关于自己个人的一生。这条梁认为很重要，从中可以看出孔子对自己有办法。因此，他说：“照我所体会，他的学问就是要自己了解自己，自己对自己有办法；而不是要自己不了解自己，自己对自己没办法。比如他说‘不惑’、‘耳顺’、‘从心所欲不逾矩’，内容固然不好懂，可我们隐约看出，到那时候，他的心理当然很通达，自己很有办法，自己不跟自己打架。平常人都是自己跟自己打架，自己管不了自己，自己拿自己没办法。而孔子从心所欲不逾矩，自己生活很顺适，自己对自己很有办法。这个意思我们可以体会到，不是随便乱猜或妄说的。又比如《论语》中还有一条：‘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日：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式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无，未闻好学者也。’所谓‘不迁怒、不式过’也，就是不跟自己闹别扭，自己对自己有办法。颜回是孔子最好的学生，学生的学问如何，必然与老师有关系。因此，由学生可以了解老师的学问之所在。”以上是梁氏对孔子学说研究的心得与体会，他称这门学问既不像哲学，又不是教育学，若要定名，或可叫做“自己学”。接着他说对于这个名称，虽然定得很粗浅，可是很明白，很确定。我们如果这样一步踏实一步，一步确定一步，慢慢走向高明深处，那么孔子的真面目也可以被我们清理出来重新认识的。
最后，他对比了中西文化，得出结论说：“西洋人对一切都考查研究过，一切都明白，都有办法。可是他就差了一点，少回来了解他自己，体认他自己，所以对自己没有办法。”讲到这里，他举了一个例子说：西洋人会造飞机，可他的生命是蠢的，造出无数飞机放炸弹，自己毁灭自己。这说明他对自己没办法。因此他断言说：“等到西洋人失败的时候，中国文化的坠绪重新接续，慢慢再发挥光大。孔子学说的价值，最后必有一天，一定为人类所发现，为人类所公认，重光于世界！”以上所述，是梁多年来潜心研究孔子学说的独特见解，同时也是他宣扬东方文化的主要精神，颇受到时人的关注。
1936年4日，梁漱溟接受日本学术界的邀请到日本的神户、东京、大阪、福冈等地进行了三周的访问，其间在九州帝国大学中国留学生欢迎会上发表了演说，并谈及此次来日之观感。他说，他们到日本来参观的动机有二：一是来参观访问日本的农村，二是来了解日本社会。在中日纠纷里，日本为何处处站在主动的地位，而我们则处处站在被动的应付地位。这几年来，中日关系更加恶化，更加紧张，前途殊难预料，所以有了解的必要。
至于说到农村问题，他认为，日本的农村工作是靠救济，在现有社会机构内想办法，可是这种办法是很有限的，靠缓和的救济，农村是永远抬不起头来的。而中国的农村问题不是救济问题。中国没有主人，谁配来救济呢？日本有国家政府可以借社会机构——教育、经济、自治的机构来救济。中国一样都没有，好在防止农村抬头的力量也没有，所以中国农村比较有前途。原因是中国内部的冲突并不比他国剧烈。我们在实际上分不出有几个不同的势力，分裂的表现只是在上而不在下。比如，过去两广与国民党中央都是上面分裂，底下毫无深刻的矛盾势力。说到这里，他饶有风趣地说：“说句不通的话，中国除政治外则没有不统一的事。”根据以上的分析，他认为要解决中国的社会机构，只有一条新鲜的、特别的路可走得通，那就是走乡村建设的路。具体地说来，就是从“乡农学校”入手，“推动社会，组织乡村”，把以前的行政区域取消，将“乡公所”与“区公所”改成“乡学”与“村学”，以前由乡、区公所办理的行政事项，概改由“乡学”、“村学”办理。这实际是政教合一的组织，其组织就成为村学一乡学一县政府一乡村建设研究院。梁最后宣称：“中国几十年来，政治上之无办法刚才已经说过，是缺乏统治力。这统治的权力照理应操在阶级势力或集团势力之手，中国则尚缺少阶级和集团势力，现在要形成此种势力已来不及，也做不到。所以结果只有一条路，就是要‘从下面来统上面’……以社会的统一，来促进政治的不统一。换言之，人家是由上而下，我则主张由下而上，此所以新鲜特别。”踪上所述，可看出梁漱溟经营的农村建设，有其远大的目标，要走一条“自下而上”的救国大道，后来未能实现，有其历史及社会根源，说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抗战军兴 为国事奔走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我国河北省宛平县卢沟桥发动进攻，当即遭到我守军的奋勇抵抗。抗日战争全面爆发。7月16日至20日，蒋介石在庐山召开暑期座谈会，邀请全国名流学者共计15名到会共同研究中日局势及御侮图存之计。梁漱溟被邀请出席了这次会议，旋即应聘为国防最高会议参议员，8月，出席了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的国防参政会议。该会是国民政府为抗日而设立的咨询性质的机构，即后来“国民参政会”的前身。在这次会议上，梁作了长篇大论的发言。先是讲乡村建设，后是讲抗战民众教育等问题。因发言时间过长，引起在场的傅斯年不满。傅说：“别讲这些了，当前最要紧的是前方的军事和国际形势。这种讲法，太耽误时间了。”但会议主席汪精卫仍让梁把话讲完。在这种情况下，梁自己也感到时间的确紧迫，于是终止了自己的发言。会后他将自己的意见写成文章发表在当时的《大公报》上。其内容是强调发动民众，说明民众是在农村，而当务之急是停办正规学校，大力开展全民众抗日救亡教育工作。之后，他奉蒋介石之命，与蒋百里赴山东视察抗战防务。当时，韩复榘对抗日战争态度暧昧，而梁与韩关系较密。故蒋有此差遣其实是去探查韩复榘对抗日战争的态度和决心，并劝勉他坚决地站到抗日战争这方面来，听从“中央”的指挥，为抗战效力。此事经过，据梁在《告乡村工作同人同学书》中回忆说：“8月22日，余陪蒋百里先生晤韩，韩即自谓不求决战但求能战能退，施战施退。对于前途大势，认为中国必撤至平汉路以西，得国际援助反攻过来，始有办法。故以兵力于此时决战，徒供牺牲，不如保全实力，以待反攻机会。又自知所部质量甚差，不堪作战，必致消灭。故蓄意退至南阳汉中等地练兵，以冀不失为参加反攻的一个单位。”上述见解，充分暴露其对抗战已缺乏信心，而且还为将来的逃跑埋下了伏笔。针对韩的这种思想，梁曾多次与之交谈，劝其不可与敌人妥协，建议他发动民众，配合前方军事顶住日军入侵，决不可往后撤退。但韩心事已定，不纳其忠言，尚自将其统辖之部队，不战而退往鲁西巨野一带。后来韩被蒋介石以不服从命令、临阵脱逃等罪行给予枪毙。
自抗战全面开始后，梁漱溟便积极参与国事，奔走于山东与南京之间。在济南曾参加抗敌后援会，被推举为主任常委，因此他对当时前方消息及后方的情况比较了解。据他观察，抗战初期我方的失败，实不在军事而在政治。因此他说：“今日最大的问题不在外面而在内部。例如平津的失陷，根本误于政治，而非军事上会如此失败。最为明显：军事不统一是政治问题，还有前方、后方未能配合，政治社会未能打成一片，军民未能合作等，许多自败之因都是政治问题。”因此，他指出：争取抗战胜利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更进一步地团结，以加强抗战政府的力量。再者，当时许多国民党大员无信心抗战，只顾逃难，把妻儿资产送往国外，这使他对国民政府及抗战前途感到十分悲观。另一方面对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又不甚了解，很想有机会亲自作一番考察。基于上述认识，1938年1月，他征得蒋介石的同意后，以参议员的身份奔赴延安，拜会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并和他做多次长谈，当面请教。那时，国民党与共产党虽已建立起“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关系，但他还希望能更进一步地加强团结，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
关于此次会晤，他在《抗战初期告乡村建设同人同学书》中有记载：“此次晤毛君泽东于延安，余谈各地情形颇露悲观语调。毛君阐明前途定可乐观之意以慰我。大意是说决定中日问题之前途者总不外三面：一为中国自身；一为敌人方面；一为国际环境。求中国的胜利，一在自身的团结；二在敌人的内溃；三在国际的协助。国际情形，分析起来已经日益好转。敌人一面则随战事之扩大与延久而暴露其弱点，增加其困难，方为正比例的前进，又无可疑者。所余为中国自身团结问题，则两年来亦已逐步趋向团结，而相当实现。如是，又何须悲观。”经过毛泽东的一番开导，梁对抗战前途有了新的认识。后来他在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说：“他说得头头是道，入情入理，使我很是佩服。可以这样说，几年来对于抗战必胜，以至如何抗日，怎样发展，还没有人对我做过这样使我信服的谈话，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这次谈话对梁启发很大，原先来时所怀有的悲观情绪这时已涣然冰释。
然而，在第二次谈话时，彼此却发生了分歧。谈话的内容是如何建立一个新中国的问题。之前梁曾将其专著《乡村建设理论》送给毛泽东，请他提意见，故次日之谈话便从此开始。毛泽东说：你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不少是对的，但你的主张是走改良主义的道路，不是革命的路。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的社会需要彻底的革命。现阶段的中国革命重担已落到中国共产党的身上，当然还有统一战线等问题，需要扩大与加强。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阶级和阶级斗争。当毛泽东谈起阶级斗争问题时，梁表示不同看法。他说：中国社会与外国社会不同。在历史上，外国的中古社会，贵族与农民阶级斗争对立鲜明，贵贱悬殊很大，但中国则不然，贫富贵贱，上下流转相通。有句老话：“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中国社会贫富贵贱不鲜明，因此阶级对立不强烈。接着，他又提出“伦理本位”与“职业分途”八个字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他说：“伦理本位”是针对西方人“个人本位”而说的。西方人讲自由、平等、权利，把个人权利放在第一位，借此分庭对抗。但中国不是这样，注重的是义务，而不是权利。我们讲的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妻相敬，亲朋相善”等等，这些都是“伦理本位”的内容，本着自己的义务去尽自己的责任，为家庭、为社会。所谓“职业分途”就是社会分工。人人尽责，做好本职工作，社会便能得到安定和发展。梁如此这般地讲着，毛泽东则耐心细听，有时也插几句话，最后表示叹息地说道：梁先生你是过分强调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了，中国还有社会发展的一般性的。而梁则回答说：你是强调了社会发展的一般性，没有认识到特殊性，缺乏对中国社会发展特殊性的认识。就这样两人互不相让，谁也没有说服了谁，争论无结果。后来，梁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说：“现在回想起这场争论，使我终生难忘的是毛泽东的政治家的风貌和气度……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他送我出门时，天已大亮。我还记得他最后说：‘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们今天的争论不必先作结论，姑且存留听下回分解吧。’”梁这次访延安与毛进行过两次长谈之后，又到各地进行参观，并访问陕甘宁边区，听代主席张国焘介绍了边区的政府工作。梁此次延安之行，往返大约3个星期的时间，1月25日返回西安。当时延安生活条件很差，但人们的精神面貌却朝气蓬勃，与国民党地区大不一样，这些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