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斯诺与鲁迅多次倾心亲切交谈。鲁迅帮助斯诺在纷繁迷离的文学现象中，正确把握了中国文学运动的主流及其发展方向，寻找到了“正在改造着中国人民思想的那种精神、物质和文化的力量”。同时，鲁迅也使斯诺懂得了中国新文学发展过程中的特殊性及不可避免的缺陷，由此醒悟到中国在政治上不能发展为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因。
斯诺基本上按照鲁迅的教导选编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集，着重编译那些“孕育着强有力的，富有意义的芽”的作品。
斯诺在鲁迅身上看到了一个真正的觉醒者，骨子里充满着青春骚动的觉醒者，听到了民族觉醒的声音，发自肺腑的打破旧世界的呐喊，那呐喊声已经震动了十里洋场和紫禁城。斯诺由衷地感谢鲁迅对他的帮助和影响。他说：“鲁迅是教我懂得中国的一把钥匙”，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优秀者之一”。
1933年2月，斯诺移居北京。一到北京，斯诺夫妇就被这个“亚洲无与伦比的、最雄伟”的都市吸引着。以后五年，他们就一直住在北京。斯诺在北京期间，世界和中国都发生了一些令人担忧的重大事件。在德国，1933年1月，兴登堡任命纳粹头目希特勒为总理，法西斯分子在德国掌权。在意大利，墨索里尼早已完成了法西斯夺权斗争，1935年，悍然出兵埃塞俄比亚。在日本，对外侵略和国内法西斯化同时推进。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者挟持溥仪建立“满洲国”。接着把矛头指向华北，1933年1月，日军侵占热河全省和察哈尔北部。3月，又占领长城各口，包围平津。5月占领冀东，平津危急。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蒋介石政府继续执行其“不抵抗”政策，依靠国联，寻求妥协。但这并没有阻止日本军向前推进。蒋介石在日本帝国主义面前甘于屈服，而把大量的财政预算用来发动对中共和苏区的一次比一次更残酷的“围剿”，最后迫使中共和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这样还不够，蒋介石还效仿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公开鼓吹法西斯主义，实行一党专政，严厉镇压日益高涨的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逮捕、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实行白色恐怖。
所有这一切，都显示着一种越来越明显的征兆。对此，斯诺感到，表面平静的北京正酝酿着一场大战和革命。妻子尼姆也有同感，她觉得“1935年底，中国死气沉沉到了极点，这是一个虽生犹死的时刻”。她感到窒息，“仿佛空气已经腐朽，充满了一氧化碳和腐烂植物散发出的沼气”，引火即燃。
斯诺夫妇很爱北京，就像爱一位可爱的姑娘一样。然而，种种迹象表明，北京就要沦于日本侵略者之手。在东北、上海，他们已经制造了许多骇人听闻的惨剧。只要进了北京，他们肯定肆无忌惮地蹂躏这位“可爱的姑娘”。斯诺暗下决心：决不能袖手旁观。尼姆也“不想让北京成为战场并被荡平”，不愿意“当日本人占领北京时，这座城市却‘令人震惊的缄默无声……心灰意冷，肢体冰凉……无边无际的壁垒高筑的城市——城市铁门又深又厚，塔楼上雉堞相连……至少要有被忘却的雄鬼在夜风中发出呜咽悲鸣’”。
1934年1月，斯诺应邀兼任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据1934年2月13日《燕京大学校刊》载：2月9日，燕大教职员交际委员会欢迎本学期新到教员，在临湖轩设茗招待新闻系和社会系教员。新闻系新到教员中有“雪思诺（Edgar.Snow），美国《纽约日报》驻华记者”。“雪思诺”就是斯诺。
由于在燕大任教，斯诺把家从城里搬到海淀军机处八号。这座中西合壁式的房子在燕大校园南面，宽敞的庭院里有果树、竹子，还有一个小型游泳池。房屋建在高地，因此，透过居室明亮的玻璃窗，可以眺望到颐和园、玉泉山。同时，斯诺在这里还有充分的机会接触大学生们，这是他非常希望的。因而，斯诺非常喜欢这个住宅。
斯诺天生一副顽皮的笑脸，亲切好奇的眼睛。他为人正直、谦虚，富有正义感。他们夫妇都深切关注着中国的命运。海伦说：“当时我们认为我们同中国青年是一类人，我们站在爱国青年一边。”广大爱国青年知道斯诺夫妇关心中国、热爱中国，对中国进步青年充满希望，而不是像某些外国人看不起中国人，因而也乐于和他们交往。当时燕大进步学生组织负责人陈翰伯回忆说“他（指斯诺）是我们很难遇到的一位真诚朋友”，“我们是师生，又是朋友，是可以相互交心的朋友”。
当时，国民党政府疯狂推行法西斯主义和独裁统治，实行文化“围剿”和新闻封锁。鲁迅、托尔斯泰的书被查禁，关于共产主义的书就不用说了，甚至像萧伯纳、德莱塞等西方自由资产阶级的书亦在禁书目录里；一天比一天紧张的华北局势在国内报刊上一字不提。国民党特务还威胁在国外报刊上透露一点点有关这方面消息的西方新闻记者。斯诺利用自己的特殊条件收藏了大批被国民党定为“禁书”的进步书籍，斯诺也比青年学生知道更多关于世界局势和中国问题的消息。当时一些学生领袖经常到斯诺家中看书、讨论问题。其中，中共北平市委的负责人黄敬和燕大学生领袖龚澎、黄华、姚依林、龚普生、陈翰伯是斯诺家的常客。他们看到了苏联的一些小说和反映中国红军生活的小册子，特别是史沫特莱著的《中国红军在行进》一书被学生们争相传阅。学生们称斯诺家是个“呼吸一点新鲜空气的窗口”。
1935年9月，日本帝国主义又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侵华活动，国民党继续卖国投降，派亲日派头子何应钦和华北日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签订了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11月，在日本的强压下，国民党政府下令取缔一切抗日团体。制造“沈阳事件”的主谋土肥原还纠集、雇佣一批职业哭丧人、龟鸨、鸦片鬼和清朝遗老，擎着要求华北“独立”的标语牌，在北京和天津的街上游行。外面传说华北地区军政负责人宋哲元已准备向日本人屈服。
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国危急！北平已经放不下一张平稳的课桌了，广大爱国青年骚动起来。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张兆麟哭着去找斯诺，王汝梅（即黄华）、陈翰伯也来了。他们请求斯诺帮助在国外报纸上发一篇学生致蒋介石的请愿书，斯诺和尼姆都爽快地答应了。斯诺还答应发动其他记者去现场采访，并予以详细报道。
12月8日夜，斯诺和尼姆连夜抄写学生们所提供的译文，以便第二天供外国报纸发表。
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精心组织和领导下，一二九运动爆发了。当天，斯诺和尼姆老早就起来了，约上好几位外国记者跟学生一起游行。在游行的过程中，斯诺夫妇走在队伍的最前列。每当警察要打学生或抓学生时，外国记者们就冲上前去拍照，吓得警察们也不敢轻易动手。后来，消防队倾巢出动，用水龙向示威者喷射，尼姆为救护一个学生被警察的水龙弄湿了衣服。在寒冷的天气里，尼姆的衣服很快冻冰了，然而她没有退却，继续拍照。斯诺向士兵们宣传说：学生们为了不当亡国奴而上街示威，你们是中国人，为什么要打他们？斯诺夫妇一直走在游行队伍里，直到学生们进入天安门广场。
回家后，斯诺夫妇立即赶写新闻报道，晚上，他就给纽约《太阳报》发了独家电讯。陈翰伯说：“从12月9日到次年1月，斯诺先生的照相机和打字机实在忙得一点空闲也没有。这次震动全国的北平学生爱国运动，在国内报纸上未曾登出过一个字，而远在西半球的《太阳报》却发表了详细而且翔实的长篇电报，那里面为我们保存了很多史料。这是斯诺先生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的一个贡献。”
从1935年10月到1936年6月，斯诺夫妇差不多把时间和精力全部用在支持学运上。由于中国报纸不许登有关学生运动的消息，他们尽量利用外国报刊、记者来宣传学运。“中国学生也不断地向我们打听消息。我们成了新闻中心。”1979年，尼姆对萧乾这样说。“我们是以个人身份协助中国打一场反法西斯战争。”后来，尼姆根据在学运中的亲身经历，写成了《一九三五-一三六年的中国学生运动纪实》一书。
当斯诺正在苦苦地寻找着活的中国的心脏和头脑的时候，在1935年底至1936年初冰封雪飘、寒凝大地的古城北京，他有机会亲身投入沸腾着热血的青年们的伟大斗争中。年轻的战士们为了祖国和民族的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的壮举使斯诺受到从未有过的、活生生的教育。他满怀激情地说，在一二九运动中，“我第一次看到中国知识青年表现出的集体的政治勇气”。这种宝贵的政治勇气使斯诺懂得，“历史确定是可以被扭转的”。不是吗？一二九运动使国民党和东京方面的阴谋流产了，土肥原被召回国了，日本外务省和陆军省发表否认用武力并吞华北意图的声明，张学良将军欢迎学生到他的部队里做宣传鼓动工作。由此，斯诺由衷地称赞：“青年爱国者们对国家和人民尽了最大职责，今天全世界都视他们为英雄。”。
更为重要的是，斯诺后来说，一二九运动的“经历教育了我，使我懂得在革命的所有起因中，知识青年完全丧失对一个政权的信心，是促成革命的一个要索。对于这个现象，学究式的历史学家往往是漫不经心的。蒋介石的国民党成了悲观、停滞和镇压的象征，把许多爱国的男女青年赶到作为中国最后希望的红旗下去”。时隔半年，斯诺就毅然决心踏着燕京大学学生们的足迹，来到“作为中国最后希望的红旗下”。在那里，他发现：“红星将照耀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