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
1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引发了一场遍及东南亚的金融风暴。当天，泰铢兑换美元的汇率下降了17％，外汇及其他金融市场一片混乱。在泰铢波动的影响下，菲律宾比索、印度尼西亚盾、马来西亚林吉特相继成为国际炒家的攻击对象。8月，马来西亚放弃保卫林吉特的努力。一向坚挺的新加坡元也受到冲击。印尼虽是受“传染”最晚的国家，但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
10月下旬，国际炒家移师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矛头直指香港联系汇率制。
台湾当局突然弃守新台币汇率，一天贬值3.46％，加大了对港币和香港股市的压力。10月23曰，香港恒生指数大跌1211.47点；28日，下跌1621．80点，跌破9000点大关。面对国际金融炒家的猛烈进攻，香港特区政府重申不会改变现行汇率制度，恒生指数上扬，再上万点大关。
11月中旬，东亚的韩国也爆发金融风暴，17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跌至创纪录的1008，121日，韩国政府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暂时控制了危机。但到了12月13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又降至1737.6：1。
韩元危机也冲击了在韩国有大量投资的日本金融业。1997年下半年日本的一系列银行和证券公司相继破产。于是，东南亚金融风暴演变为亚洲金融危机。
市场经济的基础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市场机制作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手段已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所接受。可是几乎所有发达市场经济和新兴市场经济都是在以下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一、货币的虚拟化。货币币值不再是由某种特定物品的价值来确定，而主要依赖于本国的货币当局根据国民经济需要的状况所决定的货币供应量和虚拟资产的量。
二、金融资产膨胀迅速。随着金融创新与金融深化的步调加快，出现了大量金融衍生物，使得金融资产额超过实际GDP一倍以上，并与房地产业一起形成虚拟经济。
三、货币的外延日益扩大。根据其变现力或货币性的大小程度不同，可把货币层次划分为M0、M1、M2到M3。
四、国际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不仅表现在经常项目下，更重要的是在资本项目下。
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
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日益加深，资本的国际流动波涛汹涌，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几大基础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形成了一个有机的体系。可是，这些基础又是脆弱不稳定的。
首先，虚拟货币不稳定。虚拟货币与货币的国内购买力、国内的名义利率和汇率三要素密切相关，货币的国内购买力是基础，决定着后两个变量，但又受到后两个变量的影响。由于金融市场上的利率、汇率的变动，会引起M1在大规模金融动荡时从金融市场涌入商品和服务市场或反向流动，这就使得用商品和服务衡量的货币值经常因此而发生变动。
其次，政府或货币当局很难真正地控制货币供应量。由于“货币创造能力”扩大到许多非银行金融机构，金融创新又不断创造出新的金融产品，使得M1的变化更加频繁。
第三，利率的市场化易于引发经济泡沫。在金融资产过度膨胀的国家，一般短期投资资本非常发达，其经常流窜于金融资产和房地产业，当这些属于虚拟经济范畴的资产价格被炒起来，就会吸引其他资金大量流入，形成经济泡沫。经济泡沫越大，滞留在金融市场与房地产市场的货币量就越多，那么媒介商品和服务的货币量就越少，货币的购买力就会越高。但是，当投机资本发现因金融资产价格过高而使得名义利息率较低，泡沫过大而迅速撤出资金时，经济泡沫就会破灭，导致那些来不及撤出的资金被套而遭受巨大损失，形成大量的坏账和呆账。
第四，开放经济条件下，常使货币当局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中央银行只控制广义货币（M2或M3），就不可能避免M1与其他金融资产的互换，从而不能准确地控制货币币值。货币币值是汇率的基础，本币币值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其汇率。如果通过控制利息率来调节货币的数量，那么利息率会同时作用于三个变量：货币的国内购买力、金融资产价格及资本项目下的国际收支（进而汇率）。可是一个政策工具同时作用于三个目标，顾此失彼的现象会经常发生。如果任利率自由浮动，而将注意力集中在M1的供给量上，一方面这种控制本身在当代发达市场经济中能否有效地实现就值得怀疑；另一方面，利息率的经常变动会引发短期国际投机资本的流动，进而引入汇率大幅度波动的潜在威胁。当本币汇率大幅度波动时，外汇储备就要发生变化，储备的变化会引起银行的货币创造能力的变化，进而引起货币供给的变化。
第五，金融市场的金融衍生物市场的发展加剧了虚拟经济的程度，加大了金融动荡幅度与可能性。当前的金融衍生物交易规模与其保证金悬殊太大，尤其在金融期货和外汇期货交易上。金融衍生物市场对虚拟经济的泡沫形成与破裂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总之，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存在于市场经济固有的自发性的货币信用机制，一旦金融活动失控，货币及资本借贷中的矛盾激化，金融危机就表现出来。以金融活动高度发达为特征的现代市场经济本身是高风险经济，蕴含着金融危机的可能性。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又一重大特征。经济全球化是市场经济超国界发展的最高形式。现代市场经济不仅存在着导源于商品生产过剩、需求不足的危机，而且存在着金融信贷行为失控、新金融工具使用过度与资本市场投机过度而引发的金融危机。在资本主义世界，这种市场运行机制的危机又受到基本制度的催化和使之激化。金融危机不只是资本主义国家难以避免，也有可能出现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
§§§第四节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覆灭——金融危机带来的思考
“金融危机或许已经过去了，然而一切都变了，完全的变了。”金融海啸周年之际，英国《泰晤士报》的评论如是说。
起自2007年之金融危机（尤其是2008年9月15日雷曼倒闭卷起的金融海啸），格林斯潘认为是“百年一遇”，索罗斯说是“六十年超级泡沫时代之终结”，毫无疑问是人类历史之大事。金融危机到底改变了什么呢？金融危机给人类思想带来的根本变化，是虚伪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已经破产，至少日渐式微。
什么是“市场原教旨主义”？
什么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完整地说，其实应该是“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该词被广为人知，是因为投资大亨索罗斯的著作《全球资本主义危机》。
在书中，索罗斯写道：“这一观念，在19世纪被称为‘自由放任’……如果为它找一个更好的名字，那就是市场原教旨主义。”
如果说以前外界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概念还比较模糊，而眼下的全球金融危机，却让许多人对它有了切实而深刻的体会。经济学界普遍认为，这次危机之所以能够形成，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美国过于自由放任的监管方式，也就是被美国奉为圭臬的市场原教旨主义。
“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历史
市场原教旨主义最早的理论基础，应该是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看不见手”的描述；其在美国和西方世界牢固扎根，可能要回溯到上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危机造成西方国家陷入经济困境，许多国家开始采取放任的政策。在英国，撒切尔夫人开始大刀阔斧地私有化改革；在美国，里根政府推行“新联邦主义”，鼓吹“市场的魔力”。市场原教旨主义在1980年前后大行其道，其时正值罗纳德·里根被选为美国总统，而此前不久玛格丽特·撒切尔被选为英国首相。他们的经济目标是取消管制和其他形式的政府干预，以及提高国内和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程度和激发企业家精神。
“市场原教旨主义”带来的思考
金融市场的全球化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目标之一，而且在它的缺点显露之前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市场原教旨主义是一个错误和危险的意识形态，它至少在两方面是错的。第一，它深深误解了金融市场的运作方式，它假定市场会趋向均衡，而此均衡会保证资源的最优配置；第二，通过将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等同，市场原教旨主义为追求私利者赋予了道德品质。
但监管的缺位、金融大亨的唯利是图，导致市场走入歧途，华尔街电最终为自己挖掘了坟墓。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兹就说，华尔街的陨落，标志着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没落，“这告诉世人，这种经济模式是不可持续的……这是一个标志性的时刻，证明所谓金融市场自由化的主张是错误的。”
金融危机重创了美国，也拖累了整个世界。世界因此对美国模式颇多怨言。痛定思痛，奥巴马政府决定全面改革美国金融监管体系。用奥巴马的话说，在过去10年，40％的美国企业利润来自金融领域，这是不可持续的。美国经济必须深刻转型。
这种迟到的反省，不由让人想起上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风暴时IMF、救助模式的争议性。从现在看，IMF当时奉行的就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这在马来西亚、韩国等一些国家甚至导致了更严重的危机。这种僵化的做法也损害了IMF的信誉。斯蒂尔格利兹就指出，IMF的原教旨主义建立在错误的经济学理论上，依据的是对历史错误的解读。
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逻辑错乱，更表现在美国的“自食其言”上。因为按照其他国家经济危机时美国开出的药方，政府是不应该干预市场的，而应该让市场发挥自身的平衡作用。但在这次危机中，美国却采取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干预行动。美国的谆谆教导，对外不对内，这是对美国信用的一大打击，也让外界意识到，发达国家的药方有时也是不作数的。
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没落，让人们必须重新思考市场和政府的角色问题。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说过，从危机来看，政府应该是有所作为的，完全的市场经济体未必就好。“因为在发展过程中，有很多难关需要政府来协调，来克服外部的挑战。”这一点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如此。
经济学不是科学，任何理论都不可避免存在缺陷，这或许也正是每隔一段时间总会出现危机的原因。全球化带来的自然不会都是鲜花和掌声，但市场总也有其不可取代的地方。真理有时多走一步就往往成为谬误。金融危机标志着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破灭，但如果导致对全球化的怀疑，这可能就成为另一场危机的滥觞。如何避免走向极端并寻找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是当前许多国家在应对危机时必须考虑的一个长远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