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常在傍晚的时候和刘胜利并排坐在公园的栏杆上，任由粗壮纤细颜色各异的腿在我们面前晃来晃去。我们抽着烟，针对他们的身体评价一番，或对他们服饰搭配的好：环争论不休。
夕阳已经从城市消失，它深红的余晖被林立的高楼阻挡，只能在别处徘徊。
刘胜利弹掉指间的烟头，呻情严肃地说：“我一定要找到证据！”
我看到他身旁的红色装饰灯亮了起来，街道上所有的灯都亮了起来。
“我一定要找到证据，证明我是个正常的人，而不是他们说的疯子。”
“谁说你是疯子？”
“路上的人。他们的声音很小，还是被我听到了。”
“他们为什么说你是疯子？”
“我也不知道。我那天喝了几杯酒，一路唱着儿时的歌。那天很热，我是光着膀子走回家的。”
“他们就是随口说说，你不必计较。”我拍拍他的肩膀。
“什么？难道他们就可以随便污蔑我是疯子？我知道，我说话的声音像女的，我唱歌时女气更重；我四十出头了还没什么作为，甚至还没结婚，除了教小孩弹琴、唱点女人的歌我啥也不会。但我这么多年都在为艺术奋斗。他们说我是疯子，就是将我多年来的辛勤都抹去了，我就白活这么多年了！”
他的声音越来越响亮，路人纷纷侧脸观望，然后嘴里嘀咕着自顾走去。
刘胜利跳下栏杆，紧握着我的手，说：“我一定会找到证据的。”然后他毅然转身走去，走进彩色的灯光中，走进模糊的人群中。
几天之后的一个清晨，刘胜利以最好的朋友为借口，要我帮他一起寻找证据。我无奈地跟他去了派出所。一位民警同志热情地把我们请进接待室。刘胜利没等民警开口，就主动将自己的遭遇原本地交代了，并说：
“我要求辱骂我的人公开道歉，恢复我的名声，承认我是正常人。”
“你记得那些骂你的人吗？”民警问。
“不记得了。都后半夜了，我看不清他们长得什么样。”
“那你现在连起诉的对象都没有。再说，即使我们把那天晚上所有上街的人都找出来，你也无法指认啊！”
“可他们骂我是疯子，我不能就这么算了。”
“你不必去答理他们。”
“只有疯子才会承认自己不正常。我这么多年为艺术献身，他们却骂我疯，我的生命就毫无价值了。你们能不能给我写一份证明，证明我是正常人。”
民警乐了，说：“我们只能开立户口证明，出示犯罪证据，还没办过正常人证明。”
“我觉得正常人也需要像身份证一样的证件，或者一份书面证明，这样当我们受到别人辱骂的时候就可以出示证明驳斥他们。”
民警笑得捂住了嘴巴，然后他走出接待室，请我们到别的地方试试。
我们走出派出所，站在酷暑白花花的阳光下。我抬头望了一眼天空，阳光刺得我眯起了眼睛。我说：“我们回家吧，别瞎费劲了。”刘胜利瞪了我一眼，平静地说：“你也认为我是一个疯子吗？”
“我怎么会认为你是疯子呢？我了解你，你只不过是痴迷于艺术。”
“可是你说我是正常人没有用，因为你不能给我开一个证明，然后盖上公章。人们不会相信你的。”
“我们去哪儿？”我叹了口气。
他没吭声，径直往前走去。他短小的身影在马路上缩成一团，短粗的腿脚却异常坚决地前行。我们到街道办、民政局，甚至去了法院和市委。
每到一个接待室，他都把别人递过来的水放在一边，滔滔不绝地控诉那些侮骂他的人，然后恳请有关部门为他开立证明。可我们总是无功而返。刘胜利浑身被汗水浸透，但他丝毫没有察觉。
刘胜利整日都在为证据的事发愁。当他从心理医生那里失望而归后，他坚信只有那几个公共部门能为他开立证明，因此他每天都要到几个机关问一遍，晚上则泡在酒吧里，他的钢琴班也早已停办了。
我不忍心看着他一直被痛苦煎熬，便提议说：“到精神病院试试吧。”
刘胜利突然精神振奋地叫了起来：“我怎么没想到！”
我们赶到精神病院时，那里只有几个值班医生。刘胜利讲述了自己的情况后，医生说：“我们只给病人开精神病证明，正常人不需要到这里治疗。”
“可是我需要正常人的诊断书，来证明我是正常的。”刘胜利像乞求一般。
“如果你感到自己不太正常，可以住院观察一段时间。”医生冷冷地说。
“我没有感到自己不正常，我就是需要一份正常人的证明。”
“不观察一段时间，我们怎么知道你是否正常呢？”
我知道在精神病院住院观察的结果是什么。我悄悄对刘胜利说：“我们还是回去吧。别在意那些人说什么。”
他睁大眼睛瞪着我，怒吼道：“你要我默认自己是疯子吗？你疯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