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应逞用个人的才能万物都有它们适宜的用处。人才都有他们施展才能的地方。让他们处在各自适宜的地方，领导因此就可以无为了。让雄鸡主管夜晚的时间，让狸猫去抓老鼠，使万物发挥自己的才能，领导就会无事可做了。如果领导显示自己的特长，办起事来就不会适当，如果领导矜持自大而喜欢逞能，就会被下级欺蒙；如果领导喜欢卖弄口才和智慧，下级就会利用他的这些才能为自己牟利。君上和下级的作用颠倒了，企业就不会得到治理。
齐景公有一次在渤海边上游玩，突然有人骑快马从国都来报信说国相晏婴病危，快要死了，回去迟了可能就见不上面了。齐景公决定马上赶回国都，吩咐人立即给他备车，指定要最好的马，并由驾车好手负责驾车。可是车只走了几百步，齐景公就嫌驾车的太慢，便夺过鞭子自己来驾车。又走了几百步，他又嫌马跑得太慢，干脆从车上跳下来，丢开车子自己迈步往前跑。
有良马拉套，有好手驾车，齐景公居然认为不如自己用脚越大概是因为当时心情太着急，一时糊涂吧。不过管理者往往也会这种毛病，嫌手下的人干得不好，于是自己亲自动手去干那自己并不在行的事情，结果不但事情没有做好，反而弄巧成拙。
另外一个故事也说明了管理者不应越俎代庖，魏昭王有一次忽然心血来潮，要亲自参与国家具体的行政管理事务。他对当时在魏国担任国相的孟尝君说：“我也想到你们这里来办办公。”孟尝君说：“好啊，那你首先得把有关的行政法规、政策法令熟悉熟悉。”于是孟尝君让人抱来一大堆文件，让魏昭王阅读。魏昭王只读了十几根简，就困得睁不开眼睛了。
管理者要多给下级压担子。人才都是逼出来的，越多的挑战，越能加速一个人成为有用的人才。曾国藩就是这样把李鸿章培养成得力的干将的。
1859年，李鸿章投奔曾国藩，以图发展，但刚开始的时候，曾国藩却并没有给李鸿章分配重要的职务，只是让他做了一个小小的文书，并给他派下大量琐碎繁重的工作，而且一天重似一天。李鸿章原本就心高气傲，侍才傲物，时间一久，就渐渐显得不耐烦了。
事实上，曾国藩就是要打消他的傲气，帮他改掉生活懒散、没有规律的毛病，通过增加压力，逼他奋进，完善自己。
1860年，太平军在攻破清朝的江南江北大营后，又迅速占领了江苏，上海岌岌可危，上海一旦失守，对整个形势就极为不利了，此时急需有人去保卫上海。这件事关系重大，曾国藩毫不犹豫地起用了李鸿章，使他一下子从不起眼的文职转为重要的将职。
经过长时间的训练，李鸿章在不断的磨炼中早已能独当一面，曾国藩命令李鸿章立刻招收精兵五千，奔赴上海，一切事宜均由他裁断，但是只许胜，不许败。李鸿章心里并没有十足的把握，但是已没有退路，只好硬着头皮接受任务。李鸿章果然没有辜负曾国藩的良苦用心，他对军队了如指掌，对将帅的特点也如数家珍，他的才能在作战的过程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不久，就带兵攻打下苏州府，解了燃眉之急。
韩非子特别推崇老子的一些治国理念，并多次引用。有一段阳于臣与老子的问答更说明了管理者应该如何提高领导艺术的问题：有一次阳于臣问老子：“假如有一个人，同时具有果断敏捷的行动与深人透彻的洞察力，并且勤于学道，这样就可以称为理想的官吏？”老子摇摇头，回答说：“这样的人只不过像个小官吏罢了！一个人具备有限的才能却反被才能所绑缚，结果使自己身心俱乏，如同猎豹因身上美丽的斑纹才招致猎人的捕杀；猴子因身体灵活，狗因擅长捕猎，所以才被人抓去，用绳子给捆起来。有了优点反而招致灾祸，这样的人能说是理想的官吏吗？”阳于臣又问：“那么，请问理想的官吏是怎样的呢？”老子回答：“一个理想的官员功德普及众人，但似乎一切功德都不与他有直接关系（事实上是下级执行的结果）；其教化惠及周围事物，但人们却丝毫感觉不到他的教化。当他治理天下时不会留下任何施政的痕迹，但对万物却具潜移默化的影响力。”这才是英明的管理者。
韩非子认为，领导在治理企业时不应逞用自己的才能，而应依据法度，这样才能使下级各展其能，达到治理天下的目的。否则，如果领导逞强好胜，展露才华，下级就会利用这点进行欺骗，这样企业就难以治理了。所以他认为，君臣之间不能颠倒作用，领导者的作用在于无为，下级的作用在于依法办事。
二、慎防擅主之臣的控制
上无其道，则智者有私词，贤者有私意。
上有私惠，下有私欲，圣智成群；造言作辞，以非法措于上。
有擅主之臣，则君令不下究；臣情不上通。
一人之力能隔君臣之间’使善败不闻祸福不通，故有不葬之患也。
如果领导没有治政的方法。有智慧的人就会发表违法的言论，贤能的人就会产生违法的意图。领导如果法外施恩，下面的人就有了非法的欲望，于是圣人与智者聚集成群，制造言论，用非法的手段对付领导。
从管理者的角度来说，企业里如果出现了反抗管理的言论，下级用违反制度的方法，对付管理者，企业中一旦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是因为管理者自身有超越制度的行为。
但是，从下级和企业员工的角度来看，有时候一些不合法的行为是“官逼民反”的结果，并非出自人们的本愿。而在这个问题上很多管理者存在很大的盲点。究其根本原因，正如韩非子所说：这样的情况是“上无其道”造成的，就是作为管理者领导无方，管理无法造成的恶果。
这些盲点是如何形成的呢？因为有这样一种人，没有真才实学，但总想着通过顺从管理者的心意，以此来赢得信任。凡是管理者喜欢的，他们就大唱赞歌；凡是管理者憎恶的，他们就齐声诅咒。
人之常情就是这样，看法一致的就容易合得来，这种人装做各方面都与领导相同，一旦骗取了领导的信任，他们就会根据自己的好恶来对其他下级加以毁誉，从而掌控别人的命运。管理者的视听被这些人所左右，就会形成一种偏听偏信的局面，这样的管理者也就“上无其道”了。
叔孙在鲁国担任丞相，独断专行。他宠爱的竖牛总是擅自假借叔孙的名义发布命令。
叔孙的儿子叫壬，有一次，竖牛想害死他。就和壬到鲁国国君那里游玩。鲁君赏给壬一只玉环。壬不敢佩戴而要竖牛代他向叔孙请示。竖牛欺骗他说，叔孙要他佩戴。转身，竖牛对叔孙说：“为什么不让壬见见国君？”叔孙说：“小孩子何必去见国君。”竖牛说：“壬已经见过国君，还佩戴着国君赏给他的玉环。”叔孙召见壬，一见那玉环就大发雷霆，下令把壬处死了。
竖牛又妒忌壬的哥哥丙，也想害死他。叔孙为丙铸了一口钟，丙不敢敲击而让竖牛请示叔孙。竖牛故伎重演，不为他请示而欺骗他已经请示了。丙敲击了钟，激怒了叔孙，一气之下把他驱逐了。
后来，竖牛假装为丙向叔孙请罪，叔孙让竖牛把丙召回。竖牛没去召他而说丙不肯回来，叔孙就派人杀了丙。
叔孙两个儿子死了以后，又气又恨，自己也病倒了。竖牛把他左右的人都支开，说是叔孙怕吵，只需他一人侍奉，实际上他连饭都不给叔孙吃，想让叔孙活活饿死。竖牛也不发丧，把叔孙的财席卷一空，逃到齐国去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因为管理者不可能对下级一一加以了解和考核，他只相信一些谄媚的人跟自己的好恶一直是一样的。所以，这些人称赞的人，应该也合自己的口味；这些人否定的人，自己大概也不会喜欢。管理者是领导，高高在上，溜须拍马的人在下面掌握实权。这种人韩非子叫他们为“擅主之臣”，意思就是说“擅自控制领导的人”。
齐桓公四十年，管仲临终前，桓公病榻之前请他推荐谁来接替相位。管子知道齐桓公真正宠幸的有三个人：一个是把自己儿子杀了让齐桓公尝一尝人肉滋味的易牙；一个是背弃自己父母祖国的卫公子开方；再一个就是为了亲近讨好齐桓公而阉割自己的竖刁。齐桓公很想从这三个人中提拔一个接替管仲的相位，却遭到管仲的反对。但是，齐桓公最终没有听从管仲的劝告，还是重用了易牙、开方、竖刁。得势后，这三个人在齐桓公的儿子中拉帮结派，争权夺利，互相残杀，造成齐国大乱。齐桓公病饿而死，竞有两个多月无人收殓，蛆从房里爬出也无人管。
正如韩非子所说：领导者身边有了“擅主之臣”，上面的指令不能下达，下面的情况不能上报，隔绝了领导者与下面的联系，这样的领导就会死无葬身之地。
因为奸臣当道，人人自危。企业力量就越来越削弱，领导越来越卑下，而权臣越来越猖狂。最终，领导失势好像变成了臣下，而权臣却耀武扬威发号施令。这就是权臣得以欺骗领导以权谋私的原因。
一个企业如果有了“擅主之臣”，底下的人就没法尽自己的智慧，也做不到忠诚敬业，也无法遵纪守法。因为，人都是追求安乐与利益，逃避贫穷和危害的，当人们看到那些一心为公的人，因为看不惯“擅主之臣”的所作所为，于是都不被重用，甚至被排挤打击，而那些行贿赂巴结权贵的人，却一个个飞黄腾达，谁还会真心为企业效力呢？清正廉洁，遵纪守法，克己奉公，不能获得领导信任。还不如与奸臣同流合污，巴结权贵，沆瀣一气，捞点私利来得实惠。于是，为了私利巴结权贵的人越来越多，尊奉法令爱岗敬业的人越来越少。
韩非子强调，那些有“私词”的人并不是庸庸碌碌的平凡之辈。
而恰恰相反，发表“言论”的是那些智者，那些为了自己的后路产生“私意”的人也是那些贤明的人，由于管理者的无道，重用“擅主之臣”，下级当然怨声载道。
事实上，这些得势权臣，在局势发生变化或者换了领导之后，很难继续自己一手遮天的地位，因为他们骗得一时骗不了一世。所以，真正有远见的人就不会跟在后面瞎起哄，真正有道德的人，也羞于与这样的人为伍。他们有时也会起而反抗，甚至为了保护自己不被权臣伤害，而组织起来同权臣斗争，这样企业内部就会出现派系斗争，大家都热衷于你争我斗，谁还会专心致志搞经营？企业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作为管理者如果还心存“私惠”，给自己捞取好处的话，那么，下级成群结党，企图通过非正常的手段意图取而代之的事情就势所难免。这也许是中国历朝历代，不断更迭的根本原因，但是，这样更迭的代价就是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惨剧。对于企业来说，因此而倒闭破产的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三、警惕内部的结党营私
凡人之大体，取舍者则相是也，取舍异者则相非也。
欲为英国，必伐其聚；不伐其聚。彼将聚众。
人们在日常工作中，对于一些决策和意见都有自己的看法，因为人们都有各自的利益需要维护，在这个前提下，企业中如果取舍相同的人，就互相肯定，取合不同的人，就互相反对。
韩非子认为，人们之间的相是相非，常常以取合的同异为标准，取合相同则互相赞同，取合不同则互相非议。加上管理层次的不断增加，人与人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互相推诿，扯皮不断，严重影响企业的工作效率。这样的情况发展下去，久而久之就会形成利益和见解相同的人结成帮派，成群结党，为了各自小团体的利益相互斗争，争夺私利，这样的企业就很难再向前发展了。
要想管理好企业，管理者当然要在身边安置一些可信的人。但不能失去对下级的控制力，更不能让他们超越职权。下级的手伸得太长，就会笼络人心，结成自己的利益集团。所以，治理结党营私的要务，就是使下级不得自我扩张，一切只能依据制度办事。
管理者如果不能阻止下级结党营私的行为，就会失去威信，丧失统领全局的能力。那些结党营私的下级就会越来越猖狂，有时甚至凌驾于领导之上。韩非子说：这些下级就会猖狂活动无法无天，等到虎狼成群成了气候，管理者的权利和地位就会遭到颠覆了。
管理者如果坚定执法，企业中的“老虎”就会害怕，就会老实安宁；从严执法毫不动摇，局面就容易控制了，那些结党营私的下级因为看到没有了可乘之机，也许会改邪归正，重新做人。
要想管理好企业，一定要防止下级的人结成死党。发现结党的苗头一定要及时将它拆散，因为，人都是有野心的。上级垮台，他们才有晋升的机会，一些下级之所以表面还算本分，是因为党羽还没有结成。所以，韩非子认为要想治理好企业，一定要铲除朋党；如果不这样做，朋党将聚集得愈来愈众。要想治理好一个企业，管理者也“必伐其聚”，小集团会给管理造成危害，所以，管理企业的任务之一就是铲除结党营私的下级。
所谓“一山不能容二虎”。有时下级因为利害关系，或者观点一致，而形成不同的派系。他们在企业内部争权夺利，这样就会形成“窝里斗”的局面，内耗加剧，对于企业的发展极为有害。一个部门几个派系，下面办事就难成功。
管理者对于下级的势力，要经常加以整顿。好比园丁要经常给树木修枝，不要让树枝太茂密，树枝太茂密就会消耗过多的养分，也不要让树枝长得超过了树干，树枝比树干还要粗，一遇大风树枝就会把大树带倒。所以，管理者一定要学会经常“修枝”，不让下级的党羽丰满，这样管理者就能顺利地工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