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曼不敢确定，到底是经济因素还是生存绝望，导致现代社会出生率锐减。他从经济因素做出的解释是：在传统社会，子女通常是一种资产，是家里的廉价农业劳力和父母的养老送终者；但是在现代社会，子女成为一种负担，因为无论有无子女，人们在年老时，都能够领取到由下一代支付的养老金，结果是，个人失去了为社会劳累自己、抚养后代的动力。
想到未来，朗曼不寒而栗：未来社会的孩子将来自哪里？他们大部分将来自那些不适应现代环境的人们，或原教旨主义者，或民族沙文主义者。还有一种更令人忧虑的现象，就是没有受高等教育者远比受过高等教育者拥有更多的小孩。
朗曼指出，现代化催生享乐化，现代化使人们物欲膨胀、享乐至上，毁灭了个人的不朽希望和繁衍培养新生代的激情。
动物繁衍后代和抚育幼子只是出于本能，但人类这么做，是为了子孙后代能延续生命、继承文化。而现代人类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甚至降低到动物本能这个水平线以下。
人类的可持续存在，依靠婚恋和生育的传承与延续。
婚恋危机，就是人类“集体自杀”的危机。
美国警报——中国婚恋危机将引发全球动荡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是美国情报界从事战略情报分析的顶级机构。该委员会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启动了一项“全球长期趋势”专项研究，每隔4年发表一份专题报告，通过综合分析影响全球趋势的关键因素，预测未来15年左右的世界形势。从2004年开始，中国人口问题和婚恋危机，就成为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全球趋势》报告的一个重点内容。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在2004年发布的《2020年全球趋势》报告中提出：
“中国和印度等国家，普遍存在着重男轻女的观念，而政府的人口控制政策又加剧了男女比例失调。到目前为止，中国的重男轻女的观念，已经造成了妇女缺口3000万。”
“中国人口老龄化很突然，到2020年，中国将有4亿人年龄超过65岁。
严重的性别不平衡，会增加政治、社会甚至全球动荡。”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在2008年发布的《2025年全球趋势》报告中提出：
“到2025年，很大比例的中国人将会退休或进入退休年龄。虽然中国到时可能改变其严格的生育政策，使出生人口中的男婴和女婴的比例更加平衡，但是到2025年，适婚成年男性仍然将占多数，这种不平衡现象会使很多男性无法结婚。”
美国为什么如此关注中国的婚恋危机呢？在美国人看来，这就像中国高度关注美国的金融危机一样，因为问题本身具有战略意义。
2010年，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卡普兰，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中国权力地图”一文，该文章阐述“俄罗斯远东地区，面积相当于两个欧洲，但人口稀少且持续减少。俄罗斯远东地区居民大约700万，到2015年可能降为50万，而毗邻的中国东北三省人口大约1个亿，人口密度是俄罗斯的62倍。中国移民已经向俄罗斯渗入，大规模定居于蒙古以北的赤塔市以及该地区的其他地方”，形成虬哨无声息却稳步加强的人口输出和经济渗透。”
显然，美国专家是在鼓吹“中国人口威胁论”。但是人们常常忽视的是，美国霸权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人口领导论”，就是美国要在世界人口问题上充当领导者。早在1974年4月24日，在石油危机中期，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签发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研究备忘录200号》（NSSM200），主题就是“世界人口增长对美国安全和海外利益的含义”。
备忘录被转发给所有的内阁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以及中情局和其他重要机构。1975年10月16日，在基辛格力主下，福特总统签发了“加强美国在世界人口问题上的领导”的备忘录，该备忘录的基础是NSSM200。NSSM200声称，在某些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对美国国家安全产生了威胁，而这些国家往往都拥有对美国经济非常重要的战略资源。这份研究备忘录警告，在国内人口增长的压力下，在与美国的贸易中，拥有重要战略资源的国家将试图寻求更高的价格和更好的条件。基辛格在备忘录中明确表述道：“与提高生产能力而额外对灌溉、发电站和工厂等项目的直接投资相比，控制人口的开销要少得多。”
德国前外长根舍曾经在德国《每日镜报》上发表文章说：“中国仅仅由于它的人口数量，就是一个世界政治因素。对这个有着伟大文化的伟大国家进行冷战，是人们可能做得最错误的事情。今天没有中国这个伙伴，要奉行全球性的经济、金融和货币政策，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中国人口，中国婚恋，是一个世界级的战略话题与课题。
婚恋危机——折磨中国男女老少
什么是中国“婚恋危机”？对这个概念要有一个定义。一般认为，婚恋问题，主要是青年人结婚、谈恋爱的事情，是年轻人的婚配问题。这当然不错。但是《中国“婚恋危机”》这本书中所使用的“婚恋危机”这个概念，则不仅是指年轻人的婚配危机，而是指在中国整个人口再生产领域中，由于“婚恋”这个中心环节的断裂，导致中国整个人口链条的崩溃，危及整个国家人口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这就不仅是青年群体的问题，而是覆盖男女老少的问题；不仅是一代人的问题，而是关乎社会延续性的问题。
婚恋危机和中国“婚恋危机”，含义又不同。在当代世界，婚恋危机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但是中国“婚恋危机”又确实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一些矛盾和问题是中国所独有的，是在中国特别突出的。
中国“婚恋危机”的形成，与四个方面的因素有密接的关系，可以表述为“四个一”：一个国情——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政策——中国实行了30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一个观念——中国有几千年重男轻女的观念；一个缺失——在西方婚恋思潮冲击下，失去了自己的婚恋价值观。四种因素交互作用，就产生了中国特色的“婚恋危机”。
中国“婚恋危机”，是人口结构性危机。突出表现为男女老幼比例失调。男女比例失调的结果，是“神州充斥光棍汉”，中国成为世界最大“光棍国”；老幼比例失调的结果，是“祖国遍地老爷爷”，中国成为世界最快老龄化社会。
中国“婚恋危机”，是带有全局性的危机。突出表现为，30年独生子女政策，按下葫芦起来瓢，解决了人口数量问题，又酿成了人口结构问题。中国人口危机，“质疑”独生子女政策，“问责”独生子女政策，“挑战”独生子女政策。是继续“独”下去，长期“独”下去，还是短期过渡、尽快废“独”（独生子女政策）？中国人口战略和生育政策进入一个历史的拐点。
中国“婚恋危机”，凸现两性地位失衡，是女性地位危机。最近几十年，中国两性的社会地位发生巨大变化，中国女性整体趋弱，已经成为这个社会的弱势群体。在中国，二奶时尚、娼妓日多、女性道德水准下降的深处，是中国社会妇女地位下滑的一种依附、被迫和无奈。在中国婚恋危机中，受害的不仅是中国男性，特别是那数千万光棍汉，更是广大的中国女性。而在中国“婚恋危机”中，“受利”最大的，是那些“特权男性”，是那些∽隋人比爱人多，色情比感情多”，可以成群包养二奶、按需取用“小姐”的特权男性群体。中国“婚恋危机”，呼唤新的男女平等，呼唤新的妇女解放。
中国“婚恋危机”，是瓦解家庭、社会稳定基石的“家庭危机”。婚恋的载体是家庭，婚恋危机直接瓦解的是家庭。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以“家”立“国”的国家，家在稳定社会、兴旺国家中，有基础性的战略作用。经济全球化、社会现代化，并不能弱化更不能代替家庭的作用。在个人、家庭、社会、国家的整个链条中，家庭是一个核心环节、关键环节。中国“婚恋危机”动摇的是中国家庭这个社会的“基石”。家庭基石不牢，社会地动山摇。
所以，中国“婚恋危机”，说到底，是两性地位失衡、男女比例失调、老幼更替断层、结婚生育困扰、家庭基石动摇、人口生态破坏的一种局面和态势，是中国“人口再生产”的危机，是中国“家庭建设和发展”的危机，是动摇和损害中国“国本”的危机，是折磨中国“男女老少”的危机。
抢救“80后”——抢救“中国的未来”
中国“婚恋危机”，折磨男女老少，“80后”作为重灾人群，更是备受煎熬。中国的独生子女曾经被羡慕为“最幸福的一代”，但是，现在人们看到，独生子女成为中国社会“压力最大的一代”。中国“婚恋危机”，核心是“80后危机”。
中国“婚恋危机”从何时开始？它实际上是随着一代“独生人，，的出现而逐步发展、积累、加剧、爆发的。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一书指出，上世纪80年代以前，人口性别比总体上基本平衡，但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出生人口性别比越来越大，婚恋危机越来越突出。这是一场孕育30年而形成的危机，而这个危机的危害又集中发作在“80后”身上。
独生子女难独立。有网友认为：“60后最幸福，有房有车有老婆；70后也不错，房车老婆差不多；80后没房少车，老婆还跟60后的跑了。”《人民日报》2010年1月1日报道：2010年对“80后”意义非凡，他们中间首次出现30岁群体，进入“而立之年”。一项有近万人参与的调查显示，近六成1980年出生的职场人表示，不能承担社会和家庭责任；五成以上1980年出生的职场人在工作上力不从心；近五成调查对象无房无车，且处于未婚状态，保持单身。该类人群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数据显示，“80后”并不像人们想象中那样“潇洒”和“任性”，而是有一半人受到无钱、无车、无房、无老婆的“四无”困扰，是名副其实的“四无族”。本次调查涵盖薪酬水平、生活现状及工作稳定度三方面。一家猎头公司的薪酬数据显示，月收入在3000~5000元的人数占比为31.2%，月收入在1500~3000元的人数占比也接近三成，为28.6%。将近五成的该类职场人频繁换工作，频率达到每年一次甚至更多。他们工作缺乏稳定，生活缺乏安定，是中国稳定社会中的动荡族。
“独生代”难圆“成家梦”。他们从小到大都是先吃大梨、独享关爱，走到三十而立的人生路口，背后是“只生一个好，父母期望高”的家庭，面对成为房奴、车奴、婚奴、孩奴的未来，在一些同时代女性“宁做二奶，不嫁80后，，的氛围下，他们成家的难度更大。在80后群体中，大量单身不能成“家”，他们将由独生子女的一代变成无子女的一代。
抢救“中国婚恋”！抢救80后！抢救他们，就是抢救国家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