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意大利记者站和现在在埃及记者站工作期间，我也经历了许许多多重大的新闻事件。我是在美军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塞黑）大使馆那天抵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驻意大利记者站的。在罗马的记者站，与中国驻前南大使馆隔海相望。轰炸事件发生的那一天，我飞抵记者站上任，放下行李马上投入了工作。从那一刻起，我一直配合国际台驻前南记者站全方位地报道科索沃战争，直至前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被引渡到荷兰海牙前南国际法庭受审。我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一起见证了前南斯拉夫逐渐走向解体的全过程，与前南斯拉夫人民共同感受了国家遭受战争创伤的痛苦以及国家即将分裂的种种无奈。在意大利记者站工作期间，我还亲身经历了热那亚西方八国峰会、北约在罗马举行的特别首脑会议、世界粮食首脑大会等等重要的新闻事件，同时我也有幸现场采访报道了令中国球迷十分羡慕的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意甲），追踪采访了中国登陆意甲第一人马明宇的艰辛求艺历程等等。去年7月底，我又飞赴埃及首都开罗，出任国际台驻埃及记者站的首席记者。我刚刚抵达埃及不久，就赶上了9月7日举行的埃及首次由多名候选人参加的总统直接选举，见证了埃及历史上的这一重要时刻。在对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的首次审判（也称“世纪审判”）中，埃及记者站作为国际台在中东地区新闻报道的重点大站，我直接参与了对这一重大新闻事件的报道工作，见证了阿拉伯世界一代枭雄的尘沙落戟。同年11月9日晚，在约旦首都安曼的三家豪华酒店发生了连环爆炸，并有中国公民遇难。在事件发生后不满24小时的时间里，我先后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对国内的《环球资讯》调频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世界报道》和《直播中国》等新闻类节目分别进行了前方记者连线、直播和新闻口播，多达九次之多。在报道过程中，我目睹了恐怖主义行径在中东地区制造的残酷和血腥，更目睹了连环恐怖爆炸案造成大量无辜平民伤亡的惨烈景象。尽管这些报道只是在我驻外记者生涯中参与报道的重大国际新闻事件的一部分，但是回想起来，它们一样令我难以忘怀。
从20世纪的90年代初到今天，屈指算来，已经十几年过去了，我真正体会到了什么是时光荏苒。但是这十几年的驻外记者生涯也留给了我宝贵的新闻工作经历。它是一笔精神财富，是我一生中永远难忘的一段岁月。
有幸成为一名驻外记者是无比光荣的。它可以使你有机会近距离地、甚至是现场目睹世界上发生的引人注目的重大国际新闻事件，使你成为这些重大新闻事件的亲历者和率先传播者。同时，一名驻外记者所肩负的责任和使命又是十分重大的，因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驻外记者，承担着“向中国介绍世界、向世界介绍中国、向世界介绍世界”的重大使命和责任。所以我说，这样的驻外记者，他首先应该是一名合格的新闻记者，然后才有可能被锻造成一名出色的驻外记者。
对驻外记者的必然要求
要想成为一名出色的驻外记者，首先要对你所辖报道区域和对象国家的历史和发展进行深入的了解和研究，并努力成为与之相关的国际问题的学者和专家，这样，你在报道的时候才能最深刻地反映出新闻事件的本质、阐释事件的真相和原因。这是新闻学当中“新闻真实性原则”的重要基础和必然要求。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的解体，冷战时代宣告结束。但是冷战的结束并没有给世界带来真正的和平与稳定。在非洲大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竭力推销的“民主化”，就使非洲许多国家在冷战时期掩盖着的民族和部族矛盾逐步显现出来。一时间，非洲大陆狼烟四起：索马里内战、卢旺达大屠杀、布隆迪部族流血冲突、扎伊尔（刚果“金”）军事政变，等等。时任肯尼亚总统莫伊当时在形容东、中部非洲局势时曾经有过一句非常形象的比喻，他说，内战和冲突持续不断，使肯尼亚已经成为一座“和平的绿岛”，或者说是“和平的孤岛”。
当时，我作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驻肯尼亚记者，亲历了这些重大的国际新闻事件，并在深入了解历史、冷静分析思考的前提下，对上述新闻事件进行了如实的和长期的追踪报道。所谓如实，就是在我的报道中，充分体现了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原则，反映出了事件的本质。以卢旺达大屠杀为例，1994年4月6日，时任卢旺达总统的胡图族人哈比亚利马纳的座机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上空被导弹击落，随后在国内引发了胡图族人和图西族人之间的一场血腥大屠杀。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有一百多万人，主要是卢旺达图西族人惨遭杀害。面对这场血腥的杀戮，一向以主持“公道和正义”自居的美国以及包括卢旺达前宗主国比利时在内的其他西方国家却冷眼旁观，无动于衷，没有作为。仔细研究卢旺达的历史后可以发现，作为卢旺达前宗主国的比利时，早在对卢旺达的殖民统治时期就埋下了卢旺达胡图族人与图西族人之间部族仇恨的种子。为了实现它的殖民统治，比利时殖民主义者在卢旺达的胡图族和图西族人之间挑拨离间，用胡图族人打压图西族人，埋下了这次部族大屠杀的祸根。大屠杀发生后，西方媒体在大肆宣扬屠杀的残酷、无情和血腥的同时，又横加指责是图西族人挑起了事端。面对这种说法，我没有西（西方媒体）云亦云，随波逐流，而是在客观报道新闻事件进程的同时，重点分析了发生这场大屠杀的深刻背景，酿成这场大屠杀祸端的历史原因，以及国际社会在这场大屠杀发生后“反应迟缓、无所作为”所应承担的道义上的责任，着力阐述卢旺达的胡图族和图西族人只有尽快结束流血冲突，实现民族和解，才能使国家重新实现和平与稳定。
应该说，我的报道之所以有别于、或者说完全区别于西方媒体的报道，是因为我能够真正和自觉地站在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上，从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出发，来表明中国传媒、当然也包括中国政府，在这些重大新闻事件上的鲜明立场和明确态度，反映中国传媒的新闻观、价值观和道德观。正因为我做到了这一点，我的上述相关报道除了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对外广播节目中播出外，还被国内知名的媒体，比如《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等纷纷连续刊载，成为中国受众了解卢旺达大屠杀真相和本质的重要介质。
要想成为一名出色的驻外记者，还要有不畏艰险和困苦的精神，在尽可能的情况下，要勇于亲历新闻事件第一现场去进行报道。
驻外记者应该成为受众延伸的耳和目，能够引领受众共同感受新闻事件的全过程。这也是新闻学“新闻接近性原则”的具体体现和必然要求。
“新闻接近性原则”主要突出时间的接近性和地域的接近性。
作为驻外记者，时间的接近性集中体现在新闻时效上，而亲历新闻事件现场，无疑又会拉近传媒与受众的距离，是新闻接近性的具体体现。
1995年6月，我从驻肯尼亚记者站出发，只身前往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采访非洲统一组织（现在已经更名为非洲联盟）首脑会议。会议开幕当天便爆出特大新闻，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的专车在从亚的斯亚贝巴机场驶往会场的途中遭遇袭击。最初，有关这一突发事件的简短信息是贴在会场外一个很不起眼的公告栏上，凭借着我的新闻职业素质和新闻敏感，我立即一路狂奔，跑到公告栏前看清了介绍的情况，然后立即返身抢占了新闻通讯中心仅有的四部国际长途电话中的一部！这在当时没有互联网、也没有手机的情况下，一部国际长途电话将决定着突发新闻事件的新闻报道时效，是对中国传媒能否先声夺人、对突发事件迅速做出反应的考验。
由于我在获悉新闻事件的第一时间率先发回了新闻报道：《穆巴拉克在亚的斯亚贝巴遇袭本人安然无恙》，国际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的《午间半小时》新闻节目中及时进行了插播，我成了从新闻事件现场发回相关报道的第一位中国记者，这条消息因此获得了首届中国国际新闻奖。
发出消息后，我决定立即前往袭击现场进行采访。那一段时期，埃塞俄比亚刚刚结束内战，国内的安全形势并不稳定，在我下榻的酒店外面，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埃塞俄比亚政府军，酒店大门前甚至临时垒起了沙袋，并架设了机枪。在我提出要求，想前往穆巴拉克遇刺的现场时，许多出租车司机无一例外地一口回绝：“No！”在中国记者的真情和双倍出租车费的打动下，一位出租车司机终于拉着我抵达了袭击现场。一下车，我立即采访了现场目击者，仔细观察了留在现场的、袭击者使用过的枪支、弹药和火箭弹等，并立即向编辑部发回了穆巴拉克遇刺现场目击记的特写。这在当时能够想到立即赶到事发现场进行采访的为数不多的外国记者中，我是唯一的一名中国记者。
2001年7月，我只身从驻罗马记者站出发，前往意大利北部的港口城市热那亚，采访西方七国与俄罗斯八国集团首脑会议。由于这次会议是在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后举行的，所以会场戒备森严，安全问题成了一大主要问题。以主会场为中心，共设有三道警戒区，我们记者的活动范围被严格限制在由港口棉花仓库临时改建的新闻中心内。但是，在会议进行期间，热那亚突发了大规模的反全球化示威游行，示威者与意大利防暴警察发生了流血冲突，一人死亡，三百多人受伤。这是此前举行的历届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以及后来的八国集团峰会中从来没有遭遇过的突发事件。尽管受到了意大利警方的强力阻拦、而且事发现场弥漫着催泪瓦斯那令人窒息甚至令人近乎晕厥的气味，但我仍然坚持着亲历示威现场进行采访，努力将现场的真实情况传递给受众。多次的经历和体会告诉我，面对突发新闻事件，优秀的驻外记者应该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不畏艰难与危险，勇于亲临事发现场，将所见所闻真实地传递给受众，真正成为受众的耳朵和眼睛。
一名出色的驻外记者还必须具备较高的政治素养和深入理解并全面把握中国政府外交方针和政策的能力。驻外记者与国内新闻记者的重要区别就在于，他所发回的新闻报道代表了中国新闻传媒的新闻观、价值观和道德观。这种独有的特定代表性，集中的体现就是驻外记者代表着中国，代表着中国的声音。这也是成为一名出色的驻外记者的政治基础和必然要求。
2005年9月7日，埃及举行了历史上首次总统直接选举。这是埃及自1952年7月革命推翻封建王朝、建立共和体制以来首次举行这样的选举，也是现任总统穆巴拉克执政二十四年来首次举行的总统直选。作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驻埃及记者站的首席记者，我亲历了埃及的这一重大历史事件，采访报道了首次总统直选的全部过程。
选举前，埃及国内局势并不平静。2004年10月，埃及红海旅游度假胜地塔巴发生了爆炸案；2005年7月，埃及红海旅游度假胜地沙姆沙伊赫发生了连环恐怖爆炸案。2005年5月，埃及首都开罗市中心等地发生了恐怖爆炸和恐怖袭击事件。这些都表明，埃及国内的反恐形势严峻，反恐任务艰巨。除此之外，在美国抛出的“大中东民主计划”的鼓噪下，埃及反对党借此不断组织集会和示威游行，向穆巴拉克总统和埃及政府发难。西方媒体也对这些事情大肆炒作，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埃及国内安全形势十分严峻。
但是作为驻外记者，我不能仅仅看到这些表面现象，更不能受到反对党言论和西方媒体的左右。经过认真调研和分析，我认为：
第一，埃及首次总统直选是作为发展中国家在中东地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埃及，在自主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中迈出的重要一步。第二，中埃两国的友好关系源远流长，两国的战略合作关系不断巩固和深化。第三，尽管埃及部分媒体和西方国家的主要媒体公开支持埃及反对党总统候选人，同时鼓噪所谓的民主和自由，将现任总统穆巴拉克的竞选主张淹没在一片“捣穆”声中，但是，穆巴拉克在其二十四年的执政生涯中，为埃及的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在中东和平进程中也发挥了积极的和重要的作用，无论是他已经取得的政绩，还是他在埃及选民心目中的威望，他都将成功地连任总统。
于是，我在发回的大量报道中，其中包括9月7日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早间的《世界报道》栏目所作的有关埃及总统选举情况的前方记者连线中，我都全面介绍了穆巴拉克的竞选主张，大胆地预测这次选举没有悬念，穆巴拉克将成功连任。我的报道播出后，埃及最大的通讯社——中东社，发表了中东社驻北京记者的一篇专题报道，埃及主要媒体也纷纷转载了这篇报道。报道的主要内容是说，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对埃及首次总统直接选举给予了全部正面报道，对穆巴拉克总统和埃及政府为埃及社会经济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并认为穆巴拉克将在这次总统选举中获胜。通过这个例子，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由于正确的报道定位和准确的报道视角，充分反映了中埃两国和两国人民努力维护国家稳定、谋求经济发展的共同心声，反映了事物的本质，因此取得了很好的传媒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