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经传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对确立编年体史书的地位起了重要作用。它们具有强烈的儒家思想倾向，强调尊礼，表现出民本思想，对历代君王和现代企业管理者有着深刻的启发。
《春秋》经传主要指《春秋》经和《左传》、《公羊传》、《糓梁传》三传。《春秋》是孔子编订的“六经”之一，被儒家尊为“经”，对它的解释称为“传”。到汉代时，有《左传》、《公羊传》、《糓梁传》、《夹氏传》和《邹氏传》5种，后来，《夹氏传》和《邹氏传》亡佚，流传下来的只有《左传》、《公羊传》和《糓梁传》，被称为“春秋三传”。
《春秋》是我国最早的编年体史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编年史。所谓编年体，就是“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即按年、月、日有次序地记载史事。
东周时，各诸侯国设史官撰写本国编年史，只有孔子编订的鲁国史《春秋》留传下来。孔子以史寄寓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主张，维护尧舜之道，晚年将修《春秋》作为自己的庄严使命。最早提到孔子修订《春秋》的是孟子，《孟子·滕文公下》中说：“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所谓“知我者”，就是那些理解他的苦心孤诣的人，理解他治国平天下之理想的人；所谓“罪我者”，是指那些指责他不该修订《春秋》的人。可见，孔子编订《春秋》是为匡救时弊，因此，他的思想和主张自然渗透到《春秋》的字里行间，即所谓“微言大义”。
《春秋》的“大义”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正名。孔子作《春秋》以正名为标准，秉笔直书，以别异同而正名字，辨上下而定名分，以寓褒贬而明是非，使乱臣贼子无所隐遁。第二是尊王攘夷。《论语》中记载孔子与其弟子子贡称赞管仲，是因为他“尊王攘夷”有功，保卫华夏抵抗异族的侵略是孔子生平的主张。第三是大一统。孔子主张一统，《春秋》中蕴涵着“王正月”的大一统思想。
《春秋》记载了上自公元前722年（鲁隐公元年），下至公元前481年（鲁哀公十四年），包括12个国君，合计242年的历史。它是鲁国史的一部分，但也记载了鲁国以外的其他国家，以及当时天下大势的演变情况。全书大约17000字，主要记载春秋时期统治阶级的政治活动，包括诸侯国之间的征伐、会盟、朝聘等，也记载一些自然现象，如地震、山崩、星变、水灾、虫灾等，经济文化方面记载有祭祀、婚丧、城筑、宫室、土田等。
《春秋》以时间为顺序，对后世编年体史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它又是我国第一部私修史书，打破了西周以来奴隶主贵族对史学的垄断和控制，因此在史学史上具有一定的意义。孔子开创的私人著书的学术风气，成为后来诸子百家竞相著书立说的“百家争鸣”的先声。
孔子的“春秋”笔法，敢于揭露统治者淫秽纳贿、仇杀助乱的黑暗面。如隐公元年，记载了周平王向鲁惠公的妾仲子赠送葬礼的东西。在孔子看来，这是为君者不守君道的表现。对于这种“春秋”笔法，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
《春秋》也记载自然状况。如它对公元前611年彗星的精辟记叙：“秋七月，有星孝入于北斗”，是世界上彗星运行的最早记录。又如，它记录了公元前687年“夜中星陨如雨”的陨石雨情况。孔子保留了这些记录，是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
孔子作《春秋》，通过谨慎的用字在其中寓涵有褒贬、善恶之意，所以记事十分简略。为了更好地解释《春秋》经文的内容大义，后世很多学者著文以补原书之不足。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汉代传注《春秋》的有5传，后来《邹氏传》、《夹氏传》亡佚，只有《左传》、《公羊传》、《糓梁传》流传至今，被称为“《春秋》三传”。
《左传》又称《春秋左氏传》、《左氏春秋》，共30卷，作者相传为与孔子同时代的鲁国史官左丘明。左丘明在口授《春秋》以教弟子时，怕弟子“各安其意，失其真”（《汉书·艺文志》），所以用事实来补订《春秋》，作《左传》。成书年代一般认为在战国初期，迄今尚无定论。
《左传》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记事详细、议论精辟的编年史，释《春秋》主要特色是“以史传经”，即以历史事实说明历史真相，表明作者的历史观。与《春秋》相比，传文内容与经文内容并非十分密切配合，或经文有而传文缺，或传文有而经文无。后人认为《左传》虽因《春秋》而作，但在编写体例上比《春秋》完备，在史料和文字价值上也远远超过《春秋》，完全可以独立称为史书，所以称其为《左氏春秋》。它不但记载鲁国一国的史实，还兼记各国历史；不但记政治大事，还广泛涉及社会各个领域的“小事”；采用有系统、有组织的史书编纂方法；不但记春秋史实，而且引征了许多古代史实。这就大大提高了《左传》的史料价值，使其成为研究春秋史的宝贵参考资料。
《左传》的注本主要有西晋杜预著《春秋经传集解》，唐代孔颖达著《春秋左传正义》、陆德明著《经典释文》，均采用杜预的注解。197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春秋左传集解》，为目前最好的注本。
《公羊传》又称《春秋公羊传》、《公羊春秋》，上起鲁隐公元年，止于鲁哀公十四年，与《春秋》起讫时间相同，相传其作者为战国时齐人公羊高。起初只是口说流传，西汉景帝时，传至玄孙公羊寿，由公羊寿与胡母生一起将《春秋公羊传》“著于竹帛”。《公羊传》的注释之作主要有东汉何休撰《春秋公羊解诂》、唐朝徐彦作《公羊传疏》、清朝陈立撰《公羊义疏》等。
《糓梁传》又称《春秋糓梁传》、《糓梁春秋》，起于鲁隐公元年，终于鲁哀公十四年，体裁与《公羊传》相似，其作者相传是战国时鲁人糓梁赤。起初为口头传授，至西汉时才成书。其注本主要有晋人范宁撰《春秋糓梁传集解》、唐朝杨士勋作《春秋糓梁传疏》、清朝钟文烝撰《糓梁补注》等。
《公羊传》与《糓梁传》都重视阐释《春秋》之“大义”，不重历史事实的传注。《公羊传》主要宣扬儒家思想中拨乱反正、大义灭亲、对乱臣贼子要无情镇压的一面，为强化中央专制集权和大一统服务。《糓梁传》着重宣扬儒家思想重礼义教化和宗法情义的一面，为缓和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稳定封建统治的长远利益服务，受到统治阶级的极大重视。两者都是研究战国、秦、汉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
《春秋》及三传作为儒家经典，备受历代统治者的推崇，长期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教科书和科举取士的考试内容。《左传》在唐宋两代被定为“大经”；《糓梁传》和《公羊传》在唐代被定为“小经”，在宋代被定为“中经”。“三传”与《春秋》合刊，均被列入十三经。
《春秋》与“三传”文字洗练，记事简洁明了，遣词井然有序，对后世文学家、史学家影响颇大。尤其是《左传》，刘知几在《史通》中称赞说：“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语言之精要已成为后代楷模。《左传》文字优美生动，在文学性方面较之《春秋》有很大增强，从“大事记”式的记录发展为富有戏剧性的情节展示，塑造了丰满的人物形象，堪称文史并茂的历史、文学名著。司马迁发扬《左传》的精神，为世人留下亦史亦文的巨著《史记》。司马光著《资治通鉴》，体裁、手法均深受《左传》影响。
《春秋》及其“三传”不仅是“传孔子教”，而且保存了早期儒家的许多思想，对现代管理有重要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尊礼文化，第二是民本思想。尤其是《左传》，以大量史实告诉人们，礼是必须遵守的社会秩序，违背礼，就会在社会上无以容身，就会招致杀身之祸。其中的民本思想也为国君大臣执政为民尤其重视。
《春秋》经传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
《春秋》经传是儒家经典，尤其是《左传》，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是研究先秦历史和春秋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对后世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对确立编年体史书的地位起了重要作用。而且由于《春秋》经传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强调尊礼，同时也表现出浓重的民本思想，是研究先秦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
第一，尊礼文化
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重要意义。《春秋》可以看作礼书，《左传》也可以看作礼书。《左传》全书中“礼”字总共出现过453次，又言“礼制”者10条，它对事件的评论完全依据古礼，从而寓君臣父子之义于历史记述之中，彰显三代的道德规范。
《左传》讲述了个人如何进行道德修养，在处境艰难困苦时，如何修德待时，等待机会，如何在乱世学会生存的智慧；也讲了许多治国的经验和策略，以及为君为臣之道、治国安邦之道和用兵打仗之道。如《左传·襄公二十一年》说：“礼，政之舆也”，突出了礼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性。
《左传》不但以其丰富的史料解释了《春秋》所记载的200多年的历史事实，而且寓礼制思想于历史叙述之中，强调对礼制的尊崇，浸透了礼的精神。后汉贾逵在条奏中就极敏锐地向章帝进言：“《左氏》皆君臣之正义，父子之纪纲”，“《左氏》义深于君父，《公羊》多任于权变，其相殊绝，固以甚远”，“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强干弱枝，劝善戒恶，至明至切，至直至顺。”
《左传》维护周礼，尊礼尚德，以礼之规范评判人物。《左传》以叙述史事为主，中间常常夹杂“君子曰”的评语，评判的标准是“礼也”还是“非礼也”，言行是否站在“礼”上。比如鲁隐公五年春，鲁隐公忽发奇想，打算到一个非常遥远的、叫做“棠”的地方去看人家捕鱼。臧僖伯劝阻说：“根据自古相传的礼制，国君是为民众树立法度的人，应该专心去做国家的大事。执行乱政，那是要亡国的。”鲁隐公坚持要去，臧僖伯“称疾不从”。由于隐公的做法“非礼也”，不符合礼，所以史官将它写进了鲁国的史书，以警示后人。所以，古代的礼包含了一套以道德为核心的制度。
钱穆先生讲，礼是以对方的存在并且心存敬意作为前提的。礼的原则是与人为善，处处为对方着想，以此求得社会的和谐。
在现代社会，尊礼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相结合，管理者用企业文化来统率公司，用个人魅力统率下属，这样可以得到员工的齐心协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