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宗教方面言之，孔孟以前已有所谓“天人合一”之思想。
吾国人习于天人合一之观念，合之于阴阳五行之说，于事情之一阴一阳一动一静之两面，皆认为可以并存而不可偏废，故民族兼容并包之量最大。
吾人对于宗教之态度，在好的方面言之，谓其兼容并包，在坏的方面言之，可谓杂乱无章。此其所以然之故，由于平日言天事不离乎人事，因而缺少事天之诚敬，陷于信仰上之不专一。盖吾国人之思想之中心为“天人合一”。在宗教方面，以天道迁就人事，则天道流于浅薄。而在艺术方面，以天地纳入于山水之中，则山水自具有一种穆然意远，与天地为韦侣之意。
———张君劢
一. 道家智慧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应用
道家学派概述及其理想管理目标
《汉书·艺文志》这样介绍道家：“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道家起源于老子，正是其五千言的《道德经》标志了道家学派的面世。
战国中前期，在隐士杨朱等人的思想基础上，老子所著五千言的《道德经》开道家学派之端序。进入战国中晚期，随着诸侯兼并战的加剧，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学者出于对社会现实的绝望，提出了“齐物论”的观点，泯灭事物的差异性。他们悲观厌世，逃避现实，而丝毫不注意构建系统的治国原则和管理方法。
但西汉前期盛行的黄老学派却能够正视现实，汲取其他思想学派的合理内容，尊奉讲事功的黄帝学说，丰富和发展了先秦的道家学派，体现出“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验格”（《吕氏春秋》高诱序）的思想特色。司马谈对道家的总结用在这些新型道家身上显然更合适：
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史记·太史公自序》）
这些新道家与先秦道家最大的区别是它的明确功利性，即“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吕氏春秋》高诱序），由消极避世一变而为积极入世。
因此，孔祥骅在《国学入门》一书中将道家分为四派：
一是道家的有为派。始于黄帝，西周名臣伊尹、太公望、鬻熊诸家及春秋齐国名相管仲都可归于此列，这些人都建有事功。
二是无为无不为派，老子即是。
三是无为派。此中又分庄子任天派、杨朱纵欲派、陈仲子遁世派。他们对自己所面临的社会动乱深感绝望，悲观厌世，逃避现实。他们或泯灭是非界限，主张“齐物”，如庄子；或将自我中心观推至极致，提出“拔一毛而利天下而不为”，如杨朱。
四是韩非的无不为派。
大体来说，道家的理想世界是一种“小国寡民”的至德之世。他们的理想治境应该像道生化万物又任万物自然生长一样，任万民自为，按照民意办事，而不做万民的主宰：“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道德经·四十九章》意思是说圣人没有固定的想法，他只以百姓的想法作为自己的心愿。
《汉书·艺文志》列道家三十七家，其主要代表有老子的《道德经》，庄子的《庄子》，列御寇的《列子》。
道家代表人物及其著作
·老子与《道德经》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因而人称老聃，据传为楚国昔县（今河南鹿邑县）历乡曲仁里人，一说为今安徽涡阳人。约生活于公元前571年至前471年之间，
曾做过周王室管理藏书的史官，是道家学派创始人。
老子修行治道之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宗。他在周久居之后，见周室衰微，于是离周而去。到达散关，关令尹喜说：“您就要归隐了，一定要为我著书。”于是老子就著书后离去，不期所终。此书即《道德经》，又称为《老子》，分上下篇，上篇论“道”，下篇谈“德”，共五千余字。
作为道家文化源头，老子的道家思想与孔子的儒家思想有许多的差异性。虽然二者都强调道德的自我完善，但儒家提升人格的方法是主体的积极进取，主动在社会中求取合适的身份，是入世的；而道家则认为完善之道在于主体内心的宁静和谐，在于主体与自然的顺应，是出世的。所以，孔子注重的是对“术”的把握，是具体方法上的指导。比较而言，老子偏重于对形而上的问题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思考。
张岱年先生在《道家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一文中这样说道：“老子的道论是中国哲学本体论的开始，这是确然无疑的。……在中国哲学本体论的发展过程中，道家学说居于主导地位。”在老子的学说体系中，最高的范畴是“道”，也就是自然。
老子主张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应该遵循自然主义的原则，自然而然、顺其自然。人们只要顺其自然，柔弱、无为、知足、谦下，崇尚“不争之德”，以柔弱胜刚强，以无为胜有为，就能得到“道”。太史公说老子“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指的就是老子学说的内向性、含蓄性及高度顺应自然性。
·庄子与《庄子》
庄子，名周，字子休，战国中晚期宋国蒙城（今河南商丘）人。关于庄子的生平事迹的历史资料不多，只知道他做过蒙城的小官（漆园吏），但不久辞去。此后，终身不仕，留下《庄子》一书。
《庄子》有三十三篇，其中“内篇”七篇，一般认为是庄子自己写的，“外篇”和“杂篇”可能是庄子的弟子或庄子学派里的人写的。《庄子》一书又称《南华经》，是道家的经典之一。鲁迅赞扬庄子的文章说：“其文则汪汪辟阖，仪态万千，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可见该书文字的雄美。
庄子是道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世人将他与老子并称为老庄。庄子继承并发挥了老子的思想，他在承认“道”是天地万物本源的基础上，对“道”的非物质性做了更为夸张的描述。在他看来，“道”是“自本自根”，自己生出自己；是“无为无形”，超感觉，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从这种认识出发，他把万物都看做是虚幻的“物化”，从而提出“齐物论”的观点，认为“齐万物而为一”（《齐物论》），泯灭了事物间的差异性。他提倡一种物我两忘的精神境界，以此构成一种逃避现实的人生哲学。他自己遵循的就是这样一种生活态度。
据说当时楚威王听说庄子有才干，就派使臣携千金聘他为相，但他却对使臣说：“千金是很重的礼，卿相是尊贵的职位。你难道没有看到祭祀用的牛吗？人们养它几年，然后给它披上绣花的衣服，送进太庙，杀了祭祀。到这时，它就是想做一头自由自在的小猪也不能。”表示自己宁为“孤豚”，不作“牺牛”，甘愿逍遥物外。
·列子与《列子》
列子，名御寇，战国时期郑国人，主张空、静、无为，独立处世，善于修身养性。《庄子·逍遥游》中，列子“御风而行”，衣袂飘飘，完全一幅“仙人”模样。相传《列子》即为其所作。
《列子》共八卷，是道家三大经典之一。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唐玄宗下旨置“玄学博士”，并以四部道家著作作为必修的科目，士人习之可以应试科举。其中一部《冲虚真经》（宋朝时又加上“至德”二字，称为《冲虚至德真经》）便是《列子》。其内容形式多为民间传说、寓言故事和神话等，如“杞人忧天”、“愚公移山”等皆源于它，主旨为万物产生于无形，并变化不居，任何事物都不是完美的，包括天地及圣人，人要掌握并利用自然界的规律。
道家思想的现代应用
道家思想的核心是自然的道，强调领导的最高境界是一种返璞归真的自然管理，要求领导者具有致虚极、守静笃的修为，能够以无为来实现有为，以战略上的“退”来获得战术上的“进”，从而实现无边界、无模式的无极管理。历史上，很多官员都是这种无极管理模式的好榜样。
西汉时，有一个非常有名、非常正直廉洁的官员汲黯。汲黯是濮阳人，出身于官宦世家，性情沉刻严肃，不能容人之过，就是皇帝也敢当面揭短，是个典型的斗士型人物。据说有一次，汲黯竟在朝会上直斥汉武帝：“陛下说什么要招集天下文学儒者，修治所谓的尧舜盛世，您虽然讲的都是仁义之词，其实内心颇多欲望。”这使汉武帝异常恼火，回到后宫还生气不止，说：“甚矣，汲黯之憨也！”但这个不能容人之过的汲黯却是一个深悟黄老为官之道的人。
在汲黯为谒者令时，有一次奉诏前去视察东越一带族人纷争的情况。走至半路，汲黯就开始返回了。面对旁人的不解，他解释说：“越人相攻，是其风俗使然，久则自平，不足以辱劳天子使节前去视察。”
后来汲黯任东海太守，更是以清静为务。治官理民，择其大者而治之；其小处，则任民自择。汲黯多病，于是便经常高卧不起，闭门养病。一年多时间，东海大治，上下一片称颂之声。后又任淮阳太守，依法炮制，淮阳又大治。这也就是“卧而治之”一词的由来。
自儒家学者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并被后世帝王采纳后，道家从此成为非主流思想。虽然道家并未被官方采纳，但道家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深远影响，不亚于表面上居于官学地位的儒家。从制度层面看，在儒家“德治”、“仁政”的外衣下，在黄老影响下的法家政治理念构建了封建政治制体的骨架；从行为层面上看，儒家“仁义”理想与道家“以弱制刚”处世方针互为表里；其“道法自然”的核心治国思想更是影响历代最高统治者，给历朝政体打下深刻烙印。
西方人应向东方学习之第四点，是如何使文化悠久的智慧。我们以前已说，中国文化是世界上唯一的历史久而又自觉其久，并源于中国人之自觉的求其久而其久的文化。这个智慧不只是一中国哲学的理论，而是进到中国之文学、艺术、礼仪之各方面的。依这种智慧，中国人在一切文化生活中，皆求处处有余不尽，此即所以积蓄人之生命力量，使之不致耗竭过度，而逆反人之自然的求尽量表现一切之路道，以通接于宇宙生生之原者。
———牟宗三，《中国民族性》第164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二. “无为而治”的道家管理主张
返璞归真，复归于婴儿的自然管理理念
道家倡导的是一种返璞归真，复归于婴儿的自然管理理念。在道家学者看来，当时社会环境物欲横流，人的本性受到了严重扭曲，因此，要复归，还人性以最本真的面目。
那么，人的本性是什么呢？《道德经》一书曾多次提到“婴儿”、“婴孩”等词，认为人最本真的状态是“见素抱朴，少私寡欲”（《道德经·十九章》），是一种朴实、单纯的婴儿状态。比如《道德经·二十八章》中“复归于婴儿”，“复归于无极”，“复归于朴”。主张人应该复归到婴儿状态中去，复归到最本真的状态中去。而到了庄子，干脆赞赏“同与禽兽居”的原始社会，认为这才是“至德之世”，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人的本性才能得以保存。
中国哲学一开始就特别关注促进个人的幸福和社会及国家的和谐与秩序。儒家的道德观念和儒学的许多思想家都清晰地表示了这种心灵。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并没有一派哲学或思想家认为哲学只是一种思辨的活动，而是严肃地注意到实际训练、教育或改变人（或哲学家本人），使人成为一较好的存在和具有较佳的了解。易言之，我们可以说中国哲学有一种特殊的向度，这个向度就是透过哲学的修养或自我修养来实现自己。
———成中英，《中国民族性》第172～173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东人之日常生活，以静为本位，以动为例外；西人之日常生活，以动为本位，以静为例外。试观东人西人同时在驿候车，东人必觅座静息，西人必来往梭行。此又起居什器之不同也。更以观于思想：东人持厌世主义，以为无论何物皆无竞争之价值，个性之生存，不甚重要；西人持乐天主义，凡事皆依此精神，以求益为向上进化发展，确认人道能有进步，不问其究极目的为何，但信前事唯前进奋斗为首务。东人既以个性之生存为不甚重要，则事事一听之天命，是谓定命主义；西人既信人道能有进步，则可事一本自力以为创造，是谓创化主义。东人之哲学，为求凉哲学；西人之哲学，为求温哲学。求凉者必静，求温者必动。
更以观于宗教，东方之宗教，是解脱之宗教；西方之宗教，是生活之宗教。东方教主告诫众生以由生活解脱之事实，其教义以清静寂灭为人生之究竟，寺院中之偶像，龛前之柳，池中之水，沉沉无声，皆足为寂灭之象征；西方教主于生活中寻出活泼泼之生命，自位于众生之中央，示人以发见新生命，创造新生命之理，其教义以永生在天灵魂不灭为人生之究竟，教堂中之福音与祈祷，皆足以助人生之奋斗。更以观于伦理：东方亲子间之爱厚，西方亲子间之爱薄，东人以牺牲自己为人生之本务，西人以满足自己为人生之本务，故东方之道德在个性灭却之维持，西方之道德在个性解放之运动。更以观于政治：东方想望英雄，其结果为专制政治，有世袭之天子，有忠顺之百姓，政治现象毫无生机，几于死体，依一人之意思，遏制众人之愿望，使之顺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