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东辉跟朱律师要求自己的上诉一定要改判……朱律师解释说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不过涉黑案件不同于一般案件，就是你想花钱的话，也不见得有人敢收。我只能尽最大努力，但是否改判，我说不准……
1
刘立国深知想要贪更多的钱，必须扫清障碍，培植亲信。这天他把郭铮叫到自己办公室说：“郭铮，我想帮你在仕途上进一步。”
因监管支队领导班子是科处交叉，除支队长和政委是副处级外，两名副支队长是正科级。郭铮原是第二看守所的所长，当所长时是正科级，当了副支队长仍是正科级，能进步到副处的级别，是他梦寐以求的，只是苦于没有机会和欠缺背景。
“不知刘支队怎样帮我？”郭铮将信将疑。
“杨明权要调走，你的机会不就来了吗。”
“消息确切吗？”郭铮眼睛一亮。
“消息当然确切。”刘立国肯定地说。
在刘立国还没来监管支队当支队长前，杨明权在监管支队政委的位置上主持工作已经两年多了，两年间，他引进了适合在押人员生产的项目，用创收的钱，提高了民警的福利待遇和在押人员的伙食标准。刘立国任支队长后，便聚拢权力排挤打压杨明权。最让贪婪的刘立国难以理解的是，监管支队每年额外收入二百多万元钱，杨明权居然傻瓜般地不会拿钱打点领导，更不知道往自己兜里揣。现在，刘立国要把这每年二百多万元钱尽可能地揣到自己的兜里。但他想这么做，又不能操之过急，一旦停发民警的福利待遇，他将成为众矢之的，结果会导致他的根基因有杨明权在而产生动摇。所以，刘立国急切地要把杨明权挤走，他多次向分管副局长隋鑫峰反映自己在工作上很难和杨明权合拍。就在昨天，隋鑫峰告诉刘立国，市局党委要把杨明权调往国保支队任支队长，于是刘立国便把郭铮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传递消息。刘立国认为，若把郭铮推到政委的位置上，郭铮必会对自己感恩戴德，自己日后做什么事他都不会干涉。
郭铮不免担心地问：“市局党委会不会从别的部门调个政委过来？”
“不会。再则从部门领导班子团结的角度讲，监管支队政委的人选，我是有建议权的。”
“市委那边是不是也得做工作？”郭铮想象着有可能面临的阻力。
“市委那边我有熟人，我会帮你做工作。”刘立国打着保票。
郭铮嗫嚅地说：“那你说，我该做些什么……”
刘立国知道郭铮话中的意思，他说：“在你提职的这件事上，你既不用搭人情，也不用花钱。我刘立国是支队长，监管支队预算外的钱不少，这笔钱怎么都是花，难道在你仕途进步上花一些就不可以吗？你当上政委后，当然有你要做的事，那就是在工作上跟我配合好，你说呢？”
刘立国的话简要、明了，他已明白无误地告诉郭铮：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若是你郭铮当上政委，那也是我送给你的位置。到那时候，你就得一切听我的，否则的话，你就别当这个政委。
在郭铮看来，这个社会中什么都是一种交易，自己和刘立国的交易，得到的利益还是很大的，即使日后在工作上做些妥协又算得了什么呢？郭铮像表决心似的说：“刘支队，你的知遇之恩我会铭记在心的，至于我是否当上政委，咱俩都会在一个班子里工作，日后你就看我的行动吧！”
“哈哈，”刘立国笑了两声说，“好，爽快，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郭铮临走时，刘立国想出去溜达溜达，两人一同出了办公室。
刘立国在监区门口看见了门卫老孙。老孙是7年前，东林市政府关心下岗工人，推荐他到市公安局监管支队打工的。因为老孙是政府帮扶的特困对象，多年来，监管支队虽然已换了三届领导，但每届领导待他都挺不错。半个月前，刘立国辞掉了三个门卫，都换成了与自己有关系的人，唯独没有辞掉老孙，还把老孙从支队大门口调到监区门口当门卫。
刘立国觉得自己有恩于老孙，他走近老孙跟前，拍了下他的肩膀说：“老孙啊，干监区门卫怎么样？”
老孙见是支队长跟自己说话，忙不迭地说：“不错，这儿的活比我在大门口清闲不少。”
“啊，那就好。”刘立国看着老孙说，“别人都走了，我可是把你留下了。”
老孙说：“谢谢刘支队对我的照顾。”
不承想，刘立国没再搭理老孙，而是面无表情地向监区走去。
看着刘立国的背影，曾当过企业领导的五十多岁的老孙恍然明白，刘立国的话是有意味的。
2
能够通过上诉改变自己的死刑判决，是柯东辉最大的期盼。朱律师是柯东南聘请的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他上午一下飞机，便在柯东南的朋友、一个姓肖的律师陪同下来到了看守所。
当柯东辉被戴上手铐，刚要出监区门时，被单东方叫住了：“你等一下。”
单东方喊来谢英鹏，他出于安全考虑让谢英鹏看押着柯东辉和律师会见。
在提审室，朱律师在桌上展开稿纸，拿着笔对柯东辉说：“你把你上诉的理由详细地跟我说说。”
柯东辉显然是作过精心准备的，他把判决书打开，对不满的判决逐条说着：“我上诉的理由是：第一，我的行为不构成组织、领导黑社会组织罪。这判决书上说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纠集周光、程远东、于旭宏等人员在东林市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先后将社会较有名气的何义、邓大忠、顾学智打伤，形成了带有暴力伤害性质的犯罪团伙，并据此在该组织中确立了其首要分子的地位。那时打架是常见的事，或许我有错，或许对方有错。律师，你说就凭这一点就定我为黑社会的组织者，够吗？第二，我没有指使周光等人找孟凡生要赌债。孟凡生确实是在东方酒店赌博时，向我借了5万元钱，周光曾跟我找孟凡生要过钱，但我没有单独指使过周光找孟凡生要钱，周光找孟凡生要钱并把孟凡生殴打致死，为此他两年前被执行了死刑；这件案件已经了结了，怎么现在又把我牵连进去了呢？我的判决仅伤害这一项罪名就判了我死刑，这跟周光殴打致死孟凡生是有直接关系的……”
柯东辉说到这儿顿住了，他扭头看着站立在旁边的谢英鹏说：“谢管教，我想跟律师单独说几句话，可以吗？”
谢英鹏冷峻地反问：“你说可以吗？”
柯东辉哑言。
朱律师说：“你说的这两点上诉理由，我想法院会给予考虑的……”
这时提审室的门被推开，祁军进来对谢英鹏说：“我刚才出去办点儿事，还麻烦你帮我看着他们会见。我现在没事了，你忙你的吧。”
谢英鹏说：“那好，你看着吧。”
谢英鹏一走出提审室，柯东辉没有避讳祁军就对朱律师说：“我还想说的是，判决书上把被我伤害的苗琦定位为八级伤残，这伤残的鉴定我有疑义；因为苗琦是刚才出去的警察谢英鹏的妹夫，谢英鹏原是景福分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我怀疑苗琦的伤残鉴定是谢英鹏为了整我，而做工作的结果。因为当时我伤害苗琦后，法医给他只定为轻伤，根本没什么伤残鉴定。”
朱律师说：“其实伤残鉴定通常跟量刑没有关系，只跟赔偿有关系，因为你的案件牵扯到黑社会犯罪，所以被害者的伤残鉴定的级别也成为你当时犯罪情节轻重的一个标志。我觉得刚才那位警察为整你而做工作去给苗琦做伤残鉴定，可能性不大，再一个对你多项罪行的判决也没什么意义。所以这条上诉理由，你就放弃吧。”
其实柯东辉对苗琦的伤残鉴定有疑义的上诉理由，是他对谢英鹏敏感、仇视的心里作祟，他听朱律师这么一说，就点头同意了朱律师的意见。
柯东辉跟朱律师要求自己的上诉一定要改判。他说我的期望值并不高，只要把我的死刑改判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就可以。他让朱律师想办法做省高院的工作，需要多少钱，可以跟他哥柯东南说。朱律师解释说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不过涉黑案件不同于一般案件，就是你想花钱的话，也不见得有人敢收。我只能尽最大努力，但是否改判，我说不准……
律师接见完柯东辉，在栾宇送柯东辉回监室的途中，遇见了吴广新。柯东辉对吴广新说：“吴所长，我想跟你聊聊。”
吴广新虽关照柯东辉，但为了避嫌，他是尽可能地不与柯东辉单独接触。此时柯东辉要找他谈，他只得说：“聊吧。”他又对栾宇说：“你忙去吧，待会儿我送柯东辉回监室。”
吴广新把柯东辉领进一间办公室，两人坐在椅子上。吴广新问：“法院来提审来了？”
柯东辉说：“是律师来找我来了。”
“律师怎么说的？”
“涉黑犯罪的人，即使上诉的话，改判的可能性也不大。”柯东辉说，“我哥花了50万元从北京请的律师。当初开庭前，律师拿着我的起诉书，按照法律的条文，给我逐起案件分析，说我至多能量刑20年。律师在法庭上的辩护也是可以的，可是法官压根儿不采纳律师的辩护意见。”
“你也别灰心，我看改判的希望还是有的。”吴广新转了个话题问，“最近在监室里怎么样？”
“祁管教对我还可以。”柯东辉问，“吴所长，我可不可以花钱住高间(条件比较好的监室)？”
“重刑犯是不可以住高间的，况且在你和你的同案在没有押进来之前，市局领导就通知了我们，‘10·12’团伙的在押人员，一律不准住高间。对于你还有个特别的规定，就是不能和其他重刑犯关在一个监室。”
柯东辉失望地说：“这不是整我吗？”
“你进来时，我已经跟祁军打过招呼了，他会照顾你的。”吴广新说，“待日后市局领导不怎么关注你们了，再考虑你住高间的事。”
柯东辉知道，吴广新会尽力帮自己的，他说：“麻烦你了，吴所长，这或许是最后一次麻烦你了。”
3
因为谢英鹏要竞聘深挖犯罪科科长，他便到单东方的办公室了解些竞聘的情况。
单东方把监管支队有关领导调整和竞聘的情况说给了谢英鹏，他说郭铮提职为监管支队政委，新闻媒体已经公示。自己任命副支队长的事，市局党委已研究通过，并马上就会上任。基层各个竞聘岗位的人选，刘立国正在逐个敲定，他敲定人选的唯一标准就是看你送他的钱是多少。如果他认定某个人可以任某个职位，他便动员其他人不要与其竞争。时春武和吴广新都要竞聘一所所长，刘立国便以吴广新岁数偏大为由，让他到治安拘留所当教导员去。
谢英鹏听了单东方的话郁闷了起来，他郁闷的原因是个性的不肯屈尊，再则他也没钱买官。谢英鹏回到办公室，坐在椅子上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在他的印象中，刘立国似乎不是那种特贪婪的人，或许他愿占些便宜，并不一定如单东方所说的，对什么事情都表现出赤裸裸的贪欲。谢英鹏先入为主地把刘立国定位在这人还是可以的后，便有些乐观地审视着自己的能力，以及在监管支队这个环境中，自己所竞聘的位置是否适当。他首先确定的是，在刑侦业务方面，自己是占有优势的、自己是刑侦科班毕业，并且参加工作后，大多的时间都从事刑侦工作。到监管支队两年来，在对在押人员深挖犯罪方面，破获了一起特大，一起重大两起命案，荣立个人二等功和三等功各一次，并且是监管支队首个荣立个人二等功的人。如果能竞聘上深挖犯罪科科长，那将是对自己能力最大的发挥，对监管支队深挖犯罪工作，也将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谢英鹏心里说：“我认识到的自身优势，难道作为支队长的刘立国就不能认识到吗？我应当找刘立国谈谈自己竞聘的想法，他或许会支持我。”
谢英鹏把手中的烟蒂捻灭在烟灰缸里，起身出了办公室。
刘立国对待谢英鹏的态度不冷不热，当谢英鹏坐在刘立国办公桌前的椅子上局促地说完自己要竞聘的想法后，期待地看着刘立国。
刘立国点了一支烟，似乎带着不满地对谢英鹏说：“想竞聘深挖犯罪科科长，那就竞聘吧。我现在不能说些什么，更不能承诺什么，我对监管支队任何想竞聘的人，都是这个态度。”
听了刘立国的话，谢英鹏心里顿时凉了大半，不过他仍存希望刘立国能看重自己，他说：“竞聘深挖犯罪科科长，或许我比别人更有些优势。”
刘立国显现出不耐烦来：“你以为你有刑侦经验，立过功、受过奖就了不起吗？工作能力强的人，当个先进还可以，不一定能当领导。”
谢英鹏冷笑了一声：“刘支队，打扰了。”起身离去。
4
晚间，谢英鹏的妻子甘萍看他坐在沙发上神情黯然的样子，就问：“你今天怎么了？情绪有点儿不对劲儿。”
谢英鹏叹了口气，就把自己欲竞聘深挖犯罪科科长，和自己所听到和遇到的事跟甘萍说了。
甘萍知道，谢英鹏热爱刑侦工作，而监管支队唯深挖犯罪科跟刑侦工作能靠上边儿，所以他才要竞聘深挖犯罪科科长。甘萍说：“即使你当不上深挖犯罪科科长，日后你调到深挖犯罪科工作不就可以了吗。”
“我是刑侦科班出身，若是一个外行当科长，他愿意领导一个在业务上比他强的人吗？”
“要不你就给你们刘支队送点儿吧。”
“咱家有没有钱，你还不知道吗？”谢英鹏说，“我一个月工资三千元钱，还住房贷款钱一千二百元，剩下的勉强够生活的。你下岗后给别人打工每月挣的一千多元钱，交了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也所剩无几。我想送礼拿不出钱哪！再则，花钱买官也不是那码事呀！”
甘萍看开似的说：“现在社会就这样，想当官不花钱，哪有那么便宜的事。你干刑警时，提副大队长是干出来的，那只是偶然。没钱咱可以借嘛。”
谢英鹏摇摇头说：“不行，我不想做违心事。”
两人正说着时，传来了敲门声。
甘萍起身打开门说：“女儿回来了。”
女儿谢娇带着一身寒气进了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