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中央情报局前任法律副总顾问保罗·凯尔鲍举办了一场讲座，阐述中央情报局同好莱坞之间的关系，当时一位本地记者也在场。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记者就那次讲座写了一篇述评，其中提到了凯尔鲍对2003年惊险影片《谍海计中计》（阿尔·帕西诺主演）的评价情况。这篇述评指出，根据凯尔鲍的讲述，在拍摄《谍海计中计》时有位中央情报局特工装扮成顾问人员一直守候在片场，其实他的真正工作是误导制片人：“我们不希望好莱坞触及太多的真实情况。”这是那位记者引用的凯尔鲍的原话。凯尔鲍在发给我的一份措辞激烈的电子邮件中着重否认公开讲过那句话，声称他记得“同中央情报局高层人士特别具体地研究过一些问题，不允许任何人胡乱讲话影响影片内容——从来不许这样做”。那位本地记者表示，凯尔鲍矢口否认显得“不可思议”，并且向我的同事罗比·格雷厄姆透露说：“影片放映后，他（凯尔鲍）发来电子邮件表示喜欢……我认为大概因为那次讲座只是林奇堡这个小地方举办的，他才相安无事。你知道，在林奇堡那样的小城镇没有谁真正在意那件事。”
1977年中央情报局首任影视娱乐界联络官查尔斯·布兰顿当时正在对加里·迪沃的《国际巨窃案》提供咨询意见。这是一部颇具批评色彩故事片剧作，故事背景是1989年美国入侵巴拿马。剧本初稿中有这样的台词：“见鬼，为了找一个人（诺烈加将军）我们简直把这个小国都翻烂了。真让人难堪。”而对答台词则是：“发动一场你不会输的战争可以鼓舞士气啊。”影片剧本讲述了一个国家遭受美国军队蹂躏的故事，在剧情中五角大楼趁乱窃走了诺烈加的贩毒所得。然而，就在剧本已经完成，制片协议已经落实的时候，加里·迪沃在开车穿过加利福尼亚州的“航空峡谷”回家途中神秘失踪了。一年后他的汽车在一个不深的沟渠里被发现，汽车前座上一具腐烂尸体穿着加里·迪沃的外衣。有三样东西奇怪地不见了：他的手枪，他的手稿，他的两只手。洛杉矶县治安官决定不予立案，迪沃失踪案也被牵强地说成是离奇的事故。不过至少有位执法部门专家私下里表示过怀疑。凯尔鲍的一些朋友和家人也大呼“谋杀”，但是人轻言微，无济于事。《国际巨窃案》手稿中只有前51页保留下来，几乎没人阅读。
无论上述故事的真实程度如何，中央情报局承认自身在影片制作之前对影片剧本确有较大影响力。中央情报局好莱坞联络官保罗·巴利在接受特里西亚·詹金斯采访时说道：“我们提供的附加值是在影片故事的开始阶段。对于塑造人物，构思故事情节的编剧来说，我们可以成为他们的一笔巨大财富。”这种观点也反映在詹金斯对中央情报局的托尼·曼德斯所做的采访当中，后者对影片《特工代理》提供过咨询意见，并且证明布兰顿“非常善于施加的影响力”。尤其在影片的初期制作阶段。最近在一次采访《间谍游戏》和《特工代理》两部影片的编剧迈克尔·弗罗斯特·贝克纳时，他透露说布兰顿经常突出故事情节以震慑恐怖分子（“恐怖分子也看电影……吓一吓他们”），并且全面构思刺杀情节。
人们也许不会认为由选举产生的白宫政府也能像中央情报局那样厚颜无耻。然而2000年有人披露，白宫缉毒官员曾经拿出数亿美元资助美国主要电视网，要求把“缉毒站”情节加进黄金时段播出的电视剧里。后来在2001年11月11日，布什政府向娱乐媒体颁布“9·11”事件之后的对外政策公报，当时至少有40名好莱坞最高层官员会晤布什总统首席政治顾问卡尔·罗弗。几乎所有的大牌制片公司，主要电视网和工会都派代表前去领受要旨，其中也包括好莱坞的顶级行业协会——美国电影协会；该协会自成立之初就自称是“小国务院”。罗弗概述了几个要求好莱坞公布传达的主题思想：“美国在阿富汗的战争是场反恐战争，不是反伊斯兰教战争；人民可以在战争中服役……在社区中效力”；美国部队和军人家属应该得到支持；“9·11”事件要求在全世界作出反应，这是一场“反对邪恶的战斗”，美国政府和好莱坞有责任保证儿童的安全。罗弗运用他那典型思想方式提出了一些要求，同时坚持说“影片内容不予讨论”，不应该存在“任何宣传”。
出席会议的制片商莱昂耐尔·切特温德评论说，“出席代表们感觉到，如果全世界有一半人认为我们就是大魔头撒旦，那就出错了，我们希望纠正这个错误。”派拉蒙影业公司总裁雪莉·兰辛说，大约有150名来自创意行业的代表（她拒绝透露他们的身份），她表示愿意贡献自己的才华。
很难说在多大程度上好莱坞实际拍摄的影片和相关活动直接受到这次会议以及后续闭幕会议的敦促影响。当然，最初也组织了一阵由名人参加的系列活动。例如，劳军联合组织慰问巡演活动和广播电视公共信息服务节目分别邀请影视演艺明星詹妮弗·洛佩兹，布拉德·皮特，罗宾·威廉姆斯，乔治·克鲁尼，马克·达蒙，朱莉娅·罗伯茨和玛丽亚·凯莉等人参加相关活动。制片商切特温德继而还组织排演了一些戏剧，比如由白宫资助的《DC9·11：危机时刻》（2003），拍摄制作了反对左翼人士的文献纪录片《摄氏41.11度》（2004），5分钟短片《永久的自由》（2002）也被应时推出，这是好莱坞为海军陆战队和海军部队制作的短片，由美国最大的影剧院运营商皇家娱乐集团公司负责发行放映。该片利用“9·11”事件中双塔遭到攻击的素材鼓励人们征兵入伍，影片中有位海军军人说道，“不允许任何人来告诉我的孩子如何毁掉他们生活，如何剥夺他们的自由。”此外，前所未有的短时广告也出现在屏幕上，内容是征召中央情报局特工人员，在影视作品商品转化方面，前面概要提到的内容记录尚未表明的情况是：当任何制片人预料国家安全部门要插手制片过程时，不可避免地先要进行自我审查。后果可能相当严重，因为所有中央情报局特工人员都签订一份终身的信息披露协议，要求他们必须把自己所写任何东西首先交到审查委员会进行编辑处理之后才能公开发表。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如果有人拒不服从，中央情报局的处罚方式就是没收财产。因此几乎没有发生过拒不服从的案例（《辛瑞那》这本书是个例外，中央情报局认为置之不理更为稳妥一些）。同样，如果国防部认定某家制片商不守规矩，它就能够禁止这家制片商在全球各处影院放映影片，造成很大市场损失。影片《13天》便遭此厄运。
来自权力部门的惩罚
对影片和制片商实施惩罚的能力无疑同权力有关。民间施压团体尽管也有过成功案例，但是其规模力度无法同政府、军方以及商企力量相提并论。虽然后者的压制措施不可能总会达到目的，但是对任何胆敢质疑好莱坞对外政策制度的人来说，这三股力量至少可以形成很大阻力。最为著名的案例就是简·芳达的遭遇。她曾经参加反对越南战争的运动，又因1972年以共产党武装为背景留影拍照而遭到谩骂攻击，虽然她为自己所犯下的那个错误感到懊悔，但是她却一直受到反对美国军队的指责。事实上，芳达以前为越战老兵反战协会工作过，这个组织认为士兵不该成为政府最高层政策的替罪羊。鲜为人知的是，联邦调查局利用不实借口逮捕了她，获得了她的个人记录。政客们则纷纷表示“我看应该把她的舌头割下来，以叛国罪名审判她，处决她”。尼克松白宫政府非常严肃地将他们对“亲河内简”的监督与全面对待同苏联总理勃列日涅夫的做法进行了比较。
芳达一生政治上表现非常活跃，但始终未能摆脱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加在她身上的各种不实之词。在公开场合她对于海湾战争保持沉默。另据各种小报报道，这是因为赞成开战的有线电视大亨，她的未来丈夫特德·特纳坚决主张，“如果你爱我的话，就把嘴闭上”，生怕她又被称为“亲巴格达简”。
影片《机场》（1970）的当红明星琼·西博格经受不住同样的压力而彻底崩溃。1976年联邦调查局根据其反间谍行动计划，决定“废掉”已婚并有身孕的西博格，因为她曾向“黑豹党”[2]提供经济支持。已销密的多份文件显示，《洛杉矶时报》刊发过一则由联邦调查局散布的谎言，称西博格所怀胎儿的亲生父亲是一名重要的黑豹党成员。西博格因此受惊早产。她的幼小女儿（结果是白人）在出生3天后夭折。从那时起，西博格每年在女儿夭折周年忌日那天都企图自杀，终于在1979年如愿以偿。一年之后，她的丈夫也自杀身亡。联邦调查局局长J·埃德加·胡佛也直接插手迫害西博格致死的有关行动，同时他还企图（但未达到目的）通过一位报刊专栏作者散布如下谎言：简·芳达激励一伙黑豹党人，高声齐呼“我们要杀了尼克松，杀了那些挡我们道的无耻之徒”。
实权派人物和各种组织机构刁难打击影片和制片人的案例比比皆是。由此可见，任何背离既定思想意识路线的行为都会受到严厉的打击和迫害，而且右翼势力实施的打击迫害行为其组织机构非常完善。就在伊拉克战争前夕，传媒大亨鲁珀特·默多克旗下的《纽约时报》号召对苏珊·莎兰顿、肖恩·佩恩、珍妮安·加罗法罗、马丁·希恩和丹尼·格洛弗等演艺明星的作品进行抵制。因为他们全都反对这场战争。在随后的那个月份，邀请蒂姆·罗宾斯参加在全国棒球名人堂举行的影片《百万金臂》（1988，由他本人主演）放映15周年纪念活动的请帖也被撤销，因为名人堂主席，前里根政府新闻秘书认为，罗宾斯到场有可能损害美国在伊拉克的行动。迪士尼公司也曾为难影片《华氏911》（2004，迈克尔·摩尔导演）的发行放映过程，通知其下属的米拉麦克斯分公司不要发行这部影片，因为担心导致不良政治后果。据称，迪士尼公司打压这部影片的原因是摩尔当时对其同布什家族和沙特王室家族有连带关系的母公司的利益提出了挑战。迪士尼公司否认这种说法。后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和美国广播公司全都拒绝在新闻节目中间播放《华氏911》DVD广告。据《洛杉矶周报》调查结果显示，上述举动使发行商索尼公司大为震惊。
福克斯新闻频道主持人比尔·奥雪利针对“邪恶的”影片《断章取义》（2007，布莱恩·德·帕尔玛主演），发表了一系列直面镜头的尖刻评论，谴责这部影片使美国军队陷入更大的险境之中。与此同时，众议院武装委员会共和党成员邓肯·亨特也对美国电影协会抱怨说，影片《华氏911》把在伊拉克的美军人员描绘成桀骜不驯的罪犯和不适应环境的怪人。整个美国只有15家影院放映这部影片。如果有谁表示犹太人组织、说客或者以色列自身也许不会为所有神圣的事务而奋斗，他就同样会遭到特别迅速的打击。例如，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曾经呼吁抵制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导演的影片《慕尼黑》（2005），因为该片斗胆表示出了这样的担心：如果我们认为有必要采取残忍的秘密暗杀行动，我们自己可能受到感情创伤。
历史上也有过其他类似先例。美国司法部可以通过撤销1938年颁布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注册条例》，对不受欢迎的影片进行限制。20世纪80年代美国司法部也确实有过一次这样的成功案例，直接导致了加拿大以核战争和酸雨为题材的文献纪录片遭到查禁，被诉为“政治宣传”。当时派拉蒙影业公司的母公司海湾西方公司企图不动声色地阻挠发行公映哈斯克尔·韦克斯勒的经典反战影片《冷酷媒体》（1969），显然是因为该片对民主党提出了批评，而海湾西方公司却又在经济方面同民主党保持着联系。韦克斯勒解释说，“派拉蒙公司打电话来要求我查清在公园里示威的那些人都发行了哪些影视作品。这不可能办到。”“虽然派拉蒙公司被迫发行那部影片，他们还是把它定为X级影片，广告声势很小，而且禁止韦克斯勒先生携带那部影片参加各地电影节。”
总而言之，当制片人起来反对美国政治体制严格限制不同政见时，“所有的广告宣传”未必都是“好的广告宣传”。在这种背景下，值得指出的是，电影业本身也并不完全以其日常体面的人类行为准则闻名于世。制片商乔恩·阿夫耐特表示，“勤奋敬业，上进忠诚，尽职尽责，这些在好莱坞一钱不值……你会发现人们愿意违背良心在好莱坞工作。由此培养出的人只顾拼命往上爬，拼命赚钱，完全把人间关怀放在次要位置上。”
在对电影业人士进行一系列匿名广泛采访当中，电影杂志Fade ln如实报道了制片公司的内部工作机制，其中包括经常指名道姓地揭露许多高管人员的残酷行动。有位编剧声称，“派拉蒙公司遭乱一团。我在派拉蒙公司搞过多部影片。我认为都是从上面摊派下来的。（母公司维亚康姆集团首席执行官萨默）雷斯顿喜欢他主管的分公司出现不稳定局面。他不想看到任何人稳当地工作在自己的岗位上。”有位制片声称，福克斯公司在电影拍摄完毕后，就讨厌制片人，讨厌制片商，讨厌导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