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颇具诗意的小说集，也是我最重要的小说集之一，它囊括了我写作生涯中最重要的几个中篇小说，见证了我艰难的成长步履。更重要的是，它写了我的故乡紫阳，我的精神母体。这些小说使故乡的影像在文本中得以确立，文本与现实故乡之间形成了一种超越时空的对话关系。在这些作品的创作过程中，我一直在设法背叛自我，颠覆自我，忘却自我。我一直都在用力追求最佳的艺术感觉，优雅的小说叙事和风格上的悄然变化。当然，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最好的，并不一定真正就是最好的，更不一定就有好的市场--这是一个让人无奈的悖论。
在文学艺术欣赏活动中，作者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被广大读者认知，欢迎，可我们还需要行家的眼光和专业的水准参与进来。美国著名作家纳博科夫在《优秀作家和优秀读者》一文中，科学而智慧地提出了优秀读者应该具备的几个条件，比如，须有想象力，须有记性，手头应有一本词典，须有一定的艺术感。这几条要求其实是很高的，在中国，可能很多读者不具有这种条件。这并不是说中国就没有优秀读者，有的读者眼力是很毒的，一眼就能看穿作品的本质。纳博科夫说“好小说都是一部神话”，他在他浪漫的描述中印证了一个普遍存在的可能：几乎所有的作家，都希望遇到喜欢自己作品的读者知音。
我的创作以中长篇小说为主。我喜欢长篇，是因为故事容量大，场面宏阔，适合展开去写。我喜欢中篇，是因为它正好把写长篇小说不够，写短篇内容又太多的故事装进去，且用不着花太多的时间。中短篇小说最能考察一个作家的基本功，融入了所有的小说技巧，最讲章法，也最无章法，特别需要才情，因此难度也最大。通常，一个作家在崭露头角之前，都要经过一个较长的迷茫期和焦虑期，要承受巨大的写作痛苦。感觉越写越不会写，越写越不知道怎样写，恨不得撞墙，恨不得自残。于是年纪轻轻的就弄得一脸沧桑，老气横秋。乃至现在，我也有这种感觉，追求越高，越是不敢轻易下笔了。
出版这本集子，既是“形势的需要”，也是我一直想做的事。2011年6月，根据中篇小说《郎在对门唱山歌》改编的同名电影在第14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亮相后，申城沸腾，金州欢呼，紫阳一夜爆红，电影一夜爆红，女演员和编导一夜爆红，他们全都一夜爆红了，就勾起了人们的好奇心，不少朋友和陌生的读者希望看到小说原著。当初我为家乡量身定做这部小说时，就想把它打造成一部精美的电影，但我做梦也没想过会得到如此众多的“最佳”，更不敢想象我笔下的人物刘小漾的饰演者吕星辰能成为国际影后。早在1999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在拍摄以我的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玻璃是透明的》，在北京大学生电影节上获奖，成为2000年十部国庆献礼片之一，刚刚出道的上海戏剧学院学生马伊琍（饰演小丫子）达到了一个新的演艺境界。这使我非常欣慰。这也让我明白了，原来明星是这样出来的。现在，这部《郎在对门唱山歌》好像更走运，我遇到了好策划，好编导，好演员，依靠他们的集体智慧和艰辛劳动，才有了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上的轰动效应。作为这部电影的始作俑者，我一边为获奖者和受益者们鼓掌叫好，一方面琢磨是否应该把这部小说推出来。
当代文学艺术的发展，小说作者已不再是单纯的作家，也可能是剧作家，是诗人。比如“触电”的问题，可能是许多作家不能绕开的问题。也有一些作家从写作之初就在思考能否把小说改编成影视剧。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什么样的小说才能改编拍摄成电影电视剧？名著改编已经成为影视界的一个成功经验，能够改编的并非一定要名著，也并非所有名著都能改编，能改编的一定是好看的小说，有好看的故事。这么说来，小说又回到故事的本体上来了。究竟什么是好故事？好故事具有什么样的特质？这就是小说家需要思考的问题。我的小说被改编过五六部，并不是每一部都很成功。我自己的体会是，好故事一定要有丰满的人物，鲜明的思想，故事是精彩的，是接地气的，有意想不到的戏剧化情节，小说所表现的价值观是与社会的主流价值相符的。情节设置上要有“奇”有“险”，“奇”是意料之外，“险”是接近突破但并不突破社会规约所设定的底线。比如在《郎在对门唱山歌》中，张学锋被刘小样咬掉舌头，刘小样把咬掉的舌头放在冰箱里的情节就是“奇”。刘小样的父亲在女儿卧室装摄像头监视女儿的早恋就是“险”，因为这个情节稍稍一偏，就会引发伦理之争。这是我想对年轻作者说的话。
这本集子里，除了收入《郎在对门唱山歌》外，还收入了其他几个中篇，它们和《郎在对门唱山歌》属于一个种群，是姊妹篇，是弥漫着田野芬芳的文字，是我若干年来苦心浇灌的艺术之花。它们几乎可以代表我的学习成绩，也可以代表我的创作高度。我喜欢它们，是因为它们是纯粹的中篇文本，它们吸收了古今中外经典小说的写作技巧和成功经验，每篇下笔都很重，都很用心，都想建构一个创新性的坐标，都想达到一个理想的艺术效果。精心构筑，唯此唯大。比如我在上海《萌芽》杂志1989年12期发表的小说《巴山漆王》和发表在1997年11期《小说月报》上的《巴山骟匠》，两篇小说差不多写于同一时间，后者拖了多年才得以发表。这两篇20多年前的作品，小说中渗透的生命意识，巴山老人对土地的依赖与挚爱，文字的硬度，语言的张力，至今看起来依然让我血脉偾张。这让我很感慨，我在20多岁时，作为一个生活在山城紫阳的文学青年，就是这样思考着，追求着，写作着，在那个物质相对匮乏的时代，我的精神领地不仅没有荒芜，还那么茂密葱郁，还那么顽强地树立着自己的理想标杆。
我的写作一直是多色彩的，多题材的，我喜欢尝试并挑战不同的写作风格与内容。政治小说只是我2000年后写作的一个部分，我还有大量农村题材和城市题材的小说。有一个评论家说得比较准确，“因为李春平，陕西作家的小说创作实现了题材上的多样化。”今天把这本集子呈献给大家，也想让朋友们看看另一面的我。
不得不说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本集子编好久，却迟迟未能出版。在这期间，我一直在寻求新的创作出路。于是有了另一部长篇小说《盐道》的诞生。这是一本与本集子的风格完全不同的小说，小说以镇坪盐道为故事的发生地点，以背盐人的生活为故事主轴，全书熏染着民俗文化的色彩。我想，有了这个长篇，再把这个中篇集子推出来，应该是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