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聚英
1935和1936年间，陕北革命根据地有了很大发展，广大农民群众踊跃参加工农红军，武装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我当时参加革命不久，就立即参加了扩大红军的宣传工作，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
发动群众
1935年春，刘志丹、谢子长同志领导的红二十五军来到了延安附近，周围农村地区一片一片地“红”了，为了迅速壮大人民武装力量，保卫“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斗争成果，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各县、区、乡广泛地开展了扩大红军工作。
陕北是个穷地方，平时就缺吃少穿，一遇饥荒更没有穷人的活路，农村中的好地都让地主、官僚、军阀霸占着种鸦片，老百姓心中的反抗情绪很强烈。红军一过来，“呼”地一下子就形成了燎原之势。当时延安城还没有解放，城里盘踞着薛生华为头子的民团，这伙人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种地、养猪、养羊都要缴税，还时常出来抢东西，见什么就抢什么，老百姓恨得直咬牙。红军一来，成千上万的穷苦百姓就自发组织起赤卫军，把延安城团团包围起来，还编成了歌子：“清凉山、宝塔山，让与红军占，薛生华脑袋当尿罐……”其实，参加围城的红军并不多，主要是当地受苦受饥的农民，拿起土枪土炮、大刀长矛来攻城，声势很大，吓得敌人龟缩在城里不敢探头。这种进行武装斗争的自发要求，是开展扩大红军工作的良好条件。
由于陕北地贫人穷，农村中大地主很少，只有一些雇用少数长工或出租少量土地的地主，每个村经区政府划定的地主大约只有一两户。我们经过摸底调查后开始分财产，包括农具和家产，除一部分没收为政府开支外，其他的经过群众评议，分给最穷的人家和红军家属。分配土地比较复杂，先进行丈量，弄清地界，然后根据人口和参加红军的情况来分配。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劳动积极性大为提高，粮食也打得多了，而且只要交公粮不用交租了，因此他们都很感谢共产党，感谢红军。
“打土豪，分田地”中始终强调优待红军家属，分地分财产都优先，分了地还有人无偿代耕，使人们从经济上体会到当红军的好处，我是因为反对封建买卖婚姻而偷跑出来参加革命的，原来的公公对我很不好，而这时却沾了我的光，分了不少土地、家具、农具，分的地种不了，村里还组织代耕。加上他会手艺，生活有很大改善。因此他对红军也很感谢，表示支持我出来当红军，这样的例子有很多。
优待红军家属工作有很多方面，苏维埃政府内务部专门抓这项工作，经常检查。农村青年中没当红军的都要参加优属工作，代耕帮工，过年过节还要去慰问。这些使农民感到当红军很光荣，有好处，改变了旧社会“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传统观念。
总之，“打土豪、分田地”使农民得到了经济上的利益，使他们感到有必要武装保卫自己的成果；而优待红军家属又使他们感到当红军光荣，没有后顾之忧；再加上他们原先生活很苦，对国民党军阀和民团有自发的仇恨，这些都为扩大红军工作创造了有利的群众基础，使其顺利地开展起来。
宣传群众
延安郊区的扩大红军工作是由各级苏维埃政府直接领导的，但具体地从事宣传、组织工作，还需要一支专门队伍。由于男同志大都上前线去打仗了，这个任务就由红军和各级政权机关、群众团体中的女同志承担，当地的老百姓亲热地称我们为“女宣传”。
我们这些“女宣传”大多出自苦大仇深的穷人家，有的因为连年饥荒，实在活不下去而跑了出来，有的由于反抗封建婚姻而脱离了家庭。
我是童养媳出身，9岁时被卖到一个皮匠家。公公整天叫我砍柴做饭，推磨滚碾，稍不称心就打就骂。那个男人更不像话，吃喝嫖赌样样都来，一次与公公吵架，被赶出了家门。那年我16岁，公公想把我作为养女再卖出去，男人则通过他姐姐说情想霸占我，我愁得没法子，两下里都是火坑呀！当时村里已有党组织在秘密活动了，有人暗地对我说：“女子（我参加革命前的名字）啊，你还有什么守头呢？又没有亲人在身边，还是去当红军吧，红军是咱穷人自己的队伍，当了红军就奈何不了你了。”那阵子常有红军“女宣传”来我们刘家沟宣传，我下了决心，要么革命，要么死了算，反正不能再让卖了。“女宣传”一讲完，我就跟着她们走了，剪了辫子，也当上了“女宣传”。
1935年那年，像我这样参加红军的不少，一是穷苦，二是婚姻不自主，我们刘家沟最早参加革命的刘生云就是一个。她不是延安本地人，逃荒过来落了户，后来嫁给一个长工，家境非常困苦。她个性很强，眼看活不下去了，就带着儿子当红军去了。儿子上前线，她当上“女宣传”，后来还当了区长。
我们参加了革命，还积极动员其他同样命运的姐妹们出来革命。常玉娥也是苦于包办婚姻，从小卖给人家，十几岁就被迫成婚，家里又穷，我去宣传，她就跟着我出来参加工作，因此我们这些“女宣传”虽然来自各个村庄，以前也没有见过多少世面，但一参加工作就有了主心骨，发挥出每个人的聪明才智。我们还被送到青化砭去学习，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知道“妇女要解放，先要和男同志一起闹革命”。所以，我们干劲儿分外足，成为宣传扩大红军的一支有生力量，我们自觉从事这项工作，感到非常光荣，想尽一切办法做好、做出成绩来。
组织群众
“女宣传”做扩大红军的工作，总的感觉是工作并不难做，我们一个个村庄地开会宣传，接着就报名、公议，往往一号召就来，大概与有着良好的群众基础有关。那时参军不经过体检，因为缺少医院和医生，所以用眼睛估计一下体格，差不多就算行了。
所谓宣传，也就是采取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我们这些人文化水平低，识字很少，就以唱山歌、表演“送郎当红军”等节目进行宣传。老百姓喜欢这些，一听见我们唱就都来了，接着就进行一些讲演，宣传“一人当兵全家光荣”、“红军是咱穷人自己的队伍与国民党不同……”通过宣传使群众认识到“当红军光荣”，“要翻身只有当红军”。凡来开会的人积极性都被鼓起来了，出现了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人出人参加红军。大家看到长征的中央红军，冬天还穿着短裤单衣草鞋，议论纷纷：“中央红军为了革命，从江西到陕北，吃了多少苦……与他们比比，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的？”
我们扩大红军工作完全是自愿的，没有丝毫强迫手段，与国民党抽壮丁截然不同。一般男的参军就上前线，一些女同志参加后方工作，苏维埃政府扩大红军的数字要求，基本上都超过原定计划。
为了搞好扩大红军的工作，除了开会宣传外，我们还深入到老百姓家里。与他们拉家常，一起搞生产，打成一片。我当时整天和老百姓在一起，还认了干姊干妹，连过年都被她们硬拉到家里，真是亲如一家。
1936年春夏以后，扩大红军的工作更有计划地进行了，党、政、军各部门同时抓，开始成批地扩大红军，开到前线去作战，规模很大。有一次在白家堰、姚店子一带开大会，欢送参军青年上前线，附近大村庄的人都来了。区政府军事部长刘成海在会上讲了话，还招待了一顿羊肉小米饭，结果除了准备上前线的几十个青年外，当场又有很多人报名，编成班组，送到青化砭去集训。那时候妻子送丈夫参军，母亲送儿当兵，情景十分动人，反正没有人哭，没有人拖后腿。
陕北扩大红军的工作有了很大发展，革命武装力量迅速得到壮大，虽然后来一度受到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破坏了根据地的大好形势，使扩大红军的工作受到阻碍，但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终于战胜了困难和挫折，纠正了错误路线，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扩大红军的工作在新的抗日形势下重新得到发展，为革命战争源源不断地输送了有生力量，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附：折聚英自述
1928年，我和妈妈、大哥、大侄儿、侄女一起离开了老家横山县桑塌村，一路讨饭逃荒到了延安城郊的王家庄。母亲因病、饿而去世。我被卖给刘家沟的一个皮匠家当童养媳。1935年，我实在忍受不了这家人的欺负和虐待，当红军来到刘家沟宣传时，就跟上她们走了，参加了红军。
1945年1月，我在延安县任民政科员。1945年5月离开延安，随爱人张吉厚调往山东解放区，在胶东军区东海独立一团团机关任政治指导员。1947年2月，到胶东军区东海分区司令部任机关政治指导员。
1950年2月，随爱人张吉厚一起调往华东军区警备五旅，任保卫科保卫干事。1953年，警备五旅改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十师，张吉厚同志任师长，带领部队赴朝执行抗美援朝任务。我因两个孩子无法赴朝，留在铁十师留守处工作，始任保卫股长，后任家属大队大队长。
1954年3月，爱人张吉厚从朝鲜回国后，带领几个师的部队修建宝成铁路，我就在宝鸡的铁道兵第一指挥所的机关任政治协理员。
1955年2月，在北京铁道兵部幼儿院任副院长。
1956年5月，到安徽合肥，在省军区干部子弟小学任校长八年。1963年4月，因身体有病，经南京军区批准离职休养。
1978年5月，根据总政治部有关老红军待遇的规定，重新归队，穿上了军装，享受副师职待遇，1988年6月，提到正师职待遇。
1938年在延安县南区因工作积极，训练女子自卫军成绩显著，经延安县委、县政府批准，得到过集体奖励锦旗。
1939年在西北党校，经校部批准被评为劳动模范。
1940年，在中国女子大学上学时，被学校评为模范学生。发给有中央领导人题字《女大之光》、《学习劳动战线英雄》的奖状和学习用品等奖品。
1947年6月，在山东东海分区司令部任指导员时，因做战士思想工作有成绩，立三等功一次。
1956年在安徽省军区干部子弟小学工作时，被安徽省合肥市教育局评为先进工作者。
近几年，在上海警备区机关干休所，因积极参加军民共建活动，多次被评为先进离休干部。
1955年被国家授予三级独立自由勋章，1987年被中央军委授予二级红星勋章。
爱人张吉厚同志，是1928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已于1975年去世。生前是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去世后被总政治部授予“革命烈士”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