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部分主动被传播者之间的差别巨大
如果说大众传播媒介组织及其从业人员之间的差距已经十分巨大的话，那么，部分主动被传播者之间的差距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人类社会就是一个分层的社会，任何现存的社会制度下也都无法消灭社会层级——除去居于上层的主动被传播者和居于下层的被动被传播者，中间阶层的部分主动被传播者的纷繁复杂程度也是可以想见的——不要说别的，就是中产阶层的分别也是比较大的——何晶引述美国学者米尔斯的看法，认为中产阶层有“新”、“老”之分：老中产阶层占有一定资产，主要指小店主、小手工业者和商贩；新中产阶层则指专业技术人员、经理阶层、学校教师、办公室工作人员等以技能、学历、文凭为取向的事业及企业管理人才，其最大的特点在于他们不占有资产，而以知识资源为资本从事雇佣劳动。
总之，无论是大众传播媒介组织之间，媒体从业人员之间，还是部分主动被传播者之间都没有绝对的平等，当然也很难谈到绝对的平视。不过，与主动被传播者和被动被传播者相比，大众传播媒介组织与部分主动被传播者之间体现的是一种媒体相对平视效应。
这样说并不是否认在大众传播媒介组织和部分主动被传播者之间不存在媒体非平视效应的一般效果，即被迫传达与传达缺失、放大效应与缩小效应、强制选择、刻板印象、偏见、歧视等等。相反，我们认为这些因素都不同程度地反映在这二者的关系中，而且媒体相对平视效应其实也是一种绝对的媒体非平视效应，只不过在二者之间，更多地体现为妥协与共谋。
三、妥协与共谋
媒体非平视效应体现在大众传播媒介组织与部分主动被传播者媒介形象主体之间的时候，主要体现为一种媒体相对平视效应，这是一种既互相斗争又互相妥协、既是互为对手又是同犯共谋的关系。比如，大众传播媒介组织对于中产阶层进行建构的同时又催生了专门面向中产阶层的媒体，体现了一种互相催生的关系；大众传播媒介组织对于典型人物报道的变化体现了一种类似于“移山填海”式的塑造部分主动被传播者媒介形象的作用；而在二者以及受众之间关系的契合点上，发现了娱乐至死和拼命互动两个绝招，也体现了当下许多媒体的普遍追求。
（一）互相催生——媒体与部分主动被传播者的关系之一
所谓互相催生，就是指大众传播媒介组织在构建中国中产阶层的过程中起到了催生的作用，同时，中产阶层的成长又培育了相当数量以中产阶层为目标受众和目标被传播者的媒体，双方体现了一种互相催生的效应。当然，中产阶层在中国的产生和成长是一个全社会共同构建的结果，而媒体催生的也并非仅仅中产阶层这一个阶层和人群，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极具代表性。
何晶研究了大众传播媒介组织参与建构中国中产阶层的问题，为了解媒体与部分主动被传播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1.媒体催生中产阶层
首先，大众传播媒介组织明确提出中产阶层这一概念并展开讨论，使其成为一个公开的社会阶层概念。
对于中产阶层比较正式和集中的报道始于《北京青年报》2000年底的系列专题——“寻找城市中间人群”。该专题给出了自己对于中产阶层的定义，并初步描绘了该阶层的面貌和工作、生活全景，尤其强调了中产阶层构建社会稳定器的作用。此后中产阶层的相关概念成为报刊文本中的核心词汇之一，频繁出现。
其次，大众传播媒介组织通过专题报道或人物专栏等形式，从生活方式、精神状态、价值观念、性格特征、社会功能、个体意义等方面勾勒目前中产阶层的“群像”和“个人写真”，对中产阶层成员进行媒介形象再现，展现其生存状态，从人物形象上来建构中产阶层。
《新周刊》发布的“中产的6个标准”对中产阶层的生活全貌做了展示：“祁福新村”的居住标准、“写意空间”的家居标准、“T8的酒吧”的夜生活标准、“Monthebond”的餐饮标准、“和睦家”的医院标准、“经济观察报”与“21世纪经济报道”的阅读标准……
2.中产阶层催生媒体
中产阶层的产生和不断壮大，迫切需要建构自己的话语空间，又促使大众传播媒介组织为其量身定做分众报刊。
自20世纪90年代起，以中产阶层为目标受众的报刊开始大量涌现，这其中又以杂志为主导形态。1993年，《时尚》杂志创刊，明确定位于白领阶层，致力于引导消费潮流；1995年，深圳《财源》周刊创办，旗帜鲜明地提出“《财源》周刊为中产阶级服务”；2000年，以“成长中的中国中产阶级”为目标读者的时事新闻类刊物《新闻周刊》面世……
在这一时期，还涌现了一批或明确表态面向中产阶层或被认为具有明显中产阶层色彩的报刊，如时尚生活类的《精品购物指南》、《申江服务导报》、《世界时装之苑》等；财经类的《中国经营报》、《经济观察报》、《21世纪经济报道》、《财经》等；时事新闻类的《中国新闻周刊》、《新民周刊》、《瞭望东方周刊》……
当然，大众传播媒介组织与中国中产阶层的互相催生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是中国社会在同时启动培育中产阶层和推进传媒业市场化转型的历史情境下的必然结果，也是媒体相对平视效应的一个具体体现。
（二）移山填海——媒体与部分主动被传播者的关系之二
所谓移山填海，就是指大众传播媒介组织再现部分主动被传播者媒介形象的时候，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一种是把九天之上的大圣人还原为普通人的过程，一种是把无间道中的小人物还原为普通人的过程——从典型人物报道的变迁中我们可以非常明显地体会到移山填海的效应。
典型人物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独有名词和特殊符号，典型人物报道则是我国传媒生产中最为特殊的新闻品种，可以说是中国社会的“晴雨表”，而典型人物媒介形象的塑造及其变迁，无疑是中国社会镜像的一种折射，也体现了媒体与这种部分主动被传播者之间关系的演变。
麦尚文系统研究了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组织特有的一种被传播者媒介形象——典型人物的报道问题，为了解媒体与部分主动被传播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1.从“单一性”到“多元化”再到“个性化”
我国典型人物报道最显著的传统特征在于塑造“单一性”的集体群像，典型人物的媒介形象大多是传统道德和集体意志的体现，是行动样板式的——克制个人欲望、舍小家顾大家的道德标兵；1980年代起，典型人物媒介形象逐渐出现分层化，统一的群像特征开始发生变化，比如1980年代初期对先进知识分子以及中后期对企业家典型的形象传播；1990年代直至现在，典型人物的媒介形象逐渐开始转向呈现个性特征丰富的个体形象。典型人物媒介形象的历史就是一个由单一的正面先进典型向泛典型、问题典型和负面典型等多元形象并存转变的历程。
2.从“政治典型＋道德圣人”到“双料典型”再到“自然人”
从典型人物的形象品质上看，我国传统意义上的典型人物的核心内涵在于伦理道德上的崇高，其媒介形象具有“高大全”的理想特征，是“政治典型＋道德圣人”；1980年代起媒体典型人物报道开始注入更多的实用主义色彩，更多地在经济、文化等领域挖掘新型典型人物，典型人物媒介形象也为道德型与实干型兼有的“双料典型”所替代；1990年代中期中国媒体对劳动模范徐虎媒介形象的塑造已经摆脱了“高大全”的特征，体现出现代人人格中所具有的人的自然本性的东西，将典型人物还原为具有丰富个性化特征的现代“自然人”。
3.从报纸到人物榜单再到多媒体组合
从典型人物报道媒体呈现方式来看，传统上是以报纸媒体为主体；自2000年起兴起的人物榜单，是典型人物形象呈现方式的显著突破：电视媒体、报纸杂志通过自己独特的形式打造一个个具有品牌影响力的人物榜单，表达各个领域中新型典型人物媒介形象；市场化媒体主动参与典型人物报道，以及网络媒体典型报道样式的出现，使得典型人物形象传播的媒介手法获得了重新组合的机会，也助推着典型人物报道理念的更新。
4.从社会精英到主流人群再到普通人
从典型人物报道的总体文本特征看，呈现出一条由社会精英主导，到主流人群主导，再到对社会普通人的命运进行特别关注的发展轨迹。比如，始于2002年的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的年度人物榜，其入榜人物典型意义的标尺在于感动指数——普通人的行为本身比行为的直接效果更能感召人、影响人，为人们提供一种行为参照，乃至情感诉求的渠道——社会普通个体同样具有广泛的典型的社会意义，体现了当下典型人物报道的平民化策略。
5.从政治因素到媒体议程再到集体认同
从典型人物媒介形象的叙述视角和议程设置看，传统的典型人物报道“媒介公式”突显出上层意图主导：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和媒体共同策划典型人物报道，典型的推广自上而下，中央和地方媒体依据上级政策意图，提炼当下社会需要的某种主流思想，借以影响公众并为其设置人物形象议程——政治因素主导着典型人物报道的议程设置，媒体议程的自主性受制于此。
如今，随着典型人物逐渐多元化，典型人物报道的媒介形象塑造过程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往完全由媒体和政治合力主导的政治话语时代，已经逐渐过渡到具有广泛社会心理认同的典型人物报道的公众话语时代，受众自主议程成为媒体不能忽视的环节。比如，在媒体人物榜单的推出过程中，广泛的读者网上投票参与、阵容庞大的专家评定组、候选人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等新型的形象表达方式和渠道，让典型人物媒介形象注入了公众集体认同的元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众的主动意愿。
（三）娱乐至死和拼命互动——媒体与部分主动被传播者关系之三
在大众传播媒介组织的各种功能中，除了要再现这个世界、塑造被传播者媒介形象，更重要的功能是要把再现的世界和被传播者媒介形象传播到受众。所以，媒体毫无疑问要在受众和被传播者这两端追求，从而实现一种平衡。
媒体非平视效应体现在大众传播媒介组织与受众、部分主动被传播者之间的时候，由于无论是大众传播媒介组织之间、媒体从业人员之间，还是受众之间、部分主动被传播者之间都没有绝对的平等，当然也很难谈到绝对的平视。要实现平衡，唯一的办法就是相互之间的妥协，而在这三者之间妥协的契合点上，是体现当下媒体内容生产中普遍追求的两个基本原则：娱乐至死和拼命互动。
对娱乐至死和拼命互动这两个基本原则的追求已经内化为许多大众传播媒介组织的理念，并已经转化为具体的行动——不仅许多严肃大报的内容生产已经具有了小报化的倾向，就连一些报纸的形状也变成了小报。不过，在这波浪潮中，电视新闻的娱乐化可能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1.电视画面崇拜
虽然有关电视的许多东西在大家心目中的神秘感正在减退，但是对电视的画面崇拜感正在产生。证据之一就是中国的电视批评报道具有超常的影响力，其中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最为明显，有时它几乎成了领导干部必看的影视文件；证据之二是这种威力很大的电视批评报道很少受到投诉。如果报刊和广播记者搞这种批评报道，当事人通常不仅不配合，并且还会不承认记者的谈话笔记和录音，但是面对电视记者捕捉到的电视画面，被批评者常常显得无力否认。不仅如此，电视观众也往往最为信任电视画面，这一点用眼见为实来解释似乎没错——包括传播者（媒体）、被传播者（被报道者）和受众（电视观众）在内的所有人都普遍地认为电视是一种内在的具有客观性的再现媒介，电视画面“具有作为根据或证据的特殊价值”，不过，从本质上来说，“我们相信它是因为我们相信自己的眼睛”，而不是因为我们特别相信电视记者或者是摄像机。
2.All TV news is TV shows（一切电视新闻都是电视表演）
关于电视新闻的娱乐化，祁林认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电视愈发注重报道那些具有娱乐色彩的新闻，在电视新闻价值取向中，趣味性的因素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分量；二是用娱乐的手法来传递新闻。比如强调新闻报道过程中矛盾的冲突和情节的曲折，玩弄新闻的叙事技巧，用倒叙、平行蒙太奇等方式增加悬念，等等。
不过，我认为电视新闻娱乐化并不是简单的纪实性信息和娱乐信息日趋融合的问题，而是电视媒介向美学本质趋近的一种表现——即便是纪实性的信息，尤其是电视新闻，在追求纪实性的同时也是从来没有放弃过追求形式美，这应该是电视媒介的本质属性——摄像讲究摄影艺术，编辑讲究画面艺术，播音员、主持人要讲究播音与主持艺术，合成声音要讲究播音艺术、录音技巧、音乐艺术的融合，等等。所以，严格来讲，并不存在电视新闻是否娱乐化的问题——电视新闻本来就应该是令人感觉娱乐的——尼尔·波兹曼曾经说“问题不在于电视为我们展示娱乐性的内容，而在于所有的内容都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
